【環球時報駐芬蘭特約記者 張蕾】如果你暫時失業，每個月都能白得560歐元(大約4250元人民幣)，還會去找份工作嗎？在老齡化問題日漸嚴重的芬蘭，試點的結果是：“不勞而獲”者拿到這筆錢後會更樂觀，但再去找工作的人沒有明顯增加。被稱為“聖誕老人故鄉”的芬蘭也是“歐洲福利改革先鋒”。為鼓勵和刺激失業者從事更多收入較低的工作或臨時性工作，芬蘭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進行“基本收入試驗”。3月8日，在部分試驗結果公布一個月後，芬蘭總理尤哈·西比萊因社會與醫療衛生改革失敗而向總統遞交政府集體辭呈。無論是基本收入試驗還是社會醫療衛生改革，背後都折射出一個國家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改革之難。正如芬蘭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問題專家所說，現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弊端已成為社會共識，因此，改革就更需要勇氣和智慧。
“大而全”的福利體系背著沉重債務
芬蘭是二戰後發展起來的高福利國家，按照芬蘭憲法，總統在就職宣誓時要說：“盡心竭力增進芬蘭人民的福利。”成立於1937年年底的芬蘭國民社保局逐漸從一家最初隻發放養老金的機構，發展到今天發放養老金、失業金、醫療保險補貼、婦幼補貼、殘疾人補貼、住房補貼、學生補貼、外來移民融合補貼等社會福利的全能部門。2017年，國民社保局發放的各項福利補貼總額為148億歐元，比2016年上漲3.5%。據估算，芬蘭2019年政府的財政收入為539億歐元。
在聯合國發布的《2018年世界幸福報告》中，芬蘭排在榜首。芬蘭人的高幸福感，離不開幾乎覆蓋了公民“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面積33.8萬平方公里的芬蘭，人口僅為550萬左右。在芬蘭，待產母親可以免費獲得定期產前檢查服務，孩子出生前還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新生兒大禮盒”，包括衣物和相關日用品。中小學學生不但免學費，每天中午還可以在學校享受由學校提供的免費熱餐。失業者有失業金和住房補貼，患病者只需自己承擔一部分醫療費用。
芬蘭既然已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為什麽還要進行社會福利體系改革？眾所周知，高福利的基礎是高稅收。芬蘭當下面臨著經濟增長乏力、人口老齡化嚴重、外來人口增加等諸多挑戰，“大而全”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已成為沉重的政府財政負擔。芬蘭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00年年底，芬蘭15歲至64歲的人群佔人口總數的66.9%，到2017年年底，這一比例下降到62.5%;65至84歲的人群，2000年年底佔人口總數的13.5%，2017年年底則上升到18.7%。
目前，芬蘭的國家主權債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芬蘭國家公共廣播電台2015年曾報導說，芬蘭中央商會首席執行官李斯拓·彭蒂拉稱：“芬蘭中央政府的名義債務在以每分鐘9000歐元的速度增長。”芬蘭資深媒體人米卡·麥基拉創辦了一個名為“債務之鍾”的網站，該網站發布的數據顯示，到2019年3月13日，芬蘭主權債務已高達1053億歐元。如果分攤到個人，那麽每個芬蘭人需要承擔19067歐元政府債務。一旦需要領取補貼的人數增加，以稅收維系的福利體系就將面臨危機。
芬蘭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1月，全芬蘭的失業率為6.8%，其中15歲至64歲人群的就業率為70.6%。家住坦佩雷的塔皮歐·麥基拉先生今年60歲，至今已失業15年。麥基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失業前他是一名高校講師，當時每月稅前工資為2900歐元。由於加入行業工會，麥基拉剛失業的頭兩年，領到的是與工資收入掛鉤的失業金，每月稅後到手略微超過1000歐元。後來失業時間長了，就只能領到基本失業金，現在他每月拿到的補貼略低於500歐元。麥基拉說，好在他是一個人生活，依靠以前的積蓄能夠維持生活。而據《南芬蘭報》2017年9月的報導，芬蘭約40%以上的家庭是像麥基拉這樣的“單身家庭”。
讓麥基拉不滿的是失業人員需要應付勞動局的各項要求。比如失業者收到勞動局介紹的工作崗位後，必須跟用人部門聯繫。他抱怨說：“這實在是很可笑，即使我心裡知道根本不可能獲得這份工作，但還是必須打電話給用人部門，否則失業金就會停發。打電話不過是走過場。勞動局的人也沒有真正花時間了解每個失業者的情況。有一次勞動局推薦給我一份去退伍軍人聯合會當秘書的工作，可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職業經歷。等我電話打到退伍軍人聯合會解釋情況後，接電話的人說沒關係，在你之前已有5位卡車司機電話問過了……”
“基本收入試驗”初衷不是鼓勵“不勞而獲”
東芬蘭大學研究公共政策與社會福利問題的尤哈·哈瑪拉伊寧教授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芬蘭現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背後的指導思想是“以理由為基礎的社保體系”。換言之，國民需要具備某種“理由”，如失業、患病、殘疾、育兒等，才能獲得社會保障。現有福利保障體系是戰後幾十年來不斷在原有基礎上添磚加瓦形成的產物，由多個模塊構成，已變得過於龐大、複雜，且難以管理，而“基本收入”一類的福利制度則提供了一種截然相反的思路。
哈瑪拉伊寧解釋說，基本收入的獲得者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為了獲得這份福利而做出任何“等價行為”，比如積極尋找工作。此種類型的社保制度完全以公民身份，或者福利享受權作為獲取福利的依據。個人一旦被納入社保體系內，就能獲得基本收入。這種制度被稱為“無等價行為社保體系”，其優點在於化繁為簡，易於操作，能有效地幫助政府部門精兵簡政。
據哈瑪拉伊寧介紹，在過去幾十年，芬蘭政界和學術界一直在討論如何對本國的社會福利體系進行改革，並提出了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以理由為基礎的社保體系”和“無等價行為社保體系”可以被看成是兩個極端模式，兩者之間還存在各種程度的“積極模式”，即個人在有權利獲得一定基本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其提升自我能力、尋求工作的積極程度會影響個人可獲得的福利總額度。
在赫爾辛基大學、坦佩雷大學、東芬蘭大學等機構組成的研究聯合體建議下，西比萊政府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芬蘭開展“基本收入試驗”：即由國民社保局作為執行機構，從年齡在25歲至58歲之間的失業人員中隨機挑選2000人作為試驗對象，每月無條件發給每人560歐元作為基本收入。也就是說，無論他們是否找到工作，這筆錢都會照發。有報導說，隨著試點推行，每月領取的金額將提高到每月800歐元。瑞士2016年曾提出類似方案，成年人不工作每月也可獲得2500法郎(1瑞士法郎大約0.9歐元)的基本收入，未成年人每月可獲得625法郎。但該提議被瑞士人公投拒絕，原因是“怕時間長了，讓人變懶，讓國家變窮”。而芬蘭的這項試點，最初得到69%的受訪者支持。
芬蘭國民社保局 張蕾攝
560歐元在芬蘭能幹什麽？芬蘭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8年芬蘭一套兩室一廳的公寓平均房租為每平方米11.4歐元。如按每套公寓70平方米計算，560歐元還不夠用來支付房租，是名副其實的“基本收入”。
國民社保局項目首席研究員明娜·於裡坎諾女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研究團隊通過小範圍試點一是想了解提供基本收入是否可以促進就業，二是有基本收入後是否可以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三是為政府提供理性改革的決策依據。據介紹，基本收入與現行的失業補貼制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基本收入不附帶求職或工作的要求，即使失業者有了工資收入，基本收入也照樣足額發放。
芬蘭的基本收入試驗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一些試驗參與者在接受國內外媒體採訪時談了自己的感受, 其中最出名的要數住在芬蘭西部城市尤爾瓦的尤哈·雅爾維寧。他自稱已接受過140名記者的採訪，其中大部分是外國記者，他認為芬蘭是試驗“最低收入”的先行者，也樂於向外國媒體講述自己的故事。雅爾維寧是6個孩子的父親，最大的孩子15歲，最小的5歲。他的妻子是一名護工。雅爾維寧在參加試驗前已失業5年，失業前他開過公司。談到這次試驗，雅爾維寧說，基本收入給他帶來自由感，覺得自己可以再次主宰生活。與之前申請失業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相比，他認為參加基本收入試驗後，形式主義的東西少了，比如可以不再理會勞動局，不用給上百家用人部門投簡歷。現在，雅爾維寧又開始經營自己的公司，為遊客提供餐飲住宿服務，並教他們製作手鼓。
因年滿60歲，麥基拉無法參與“基本收入試驗”，但他對這個試驗也很關注。他認為普通失業者領取失業金的流程很繁瑣，失業者哪怕一個月就打了一兩天的臨時工，拿到100多歐元的報酬，也需要向勞動局匯報。勞動局把情況反饋給國民社保局後，後者會重新計算該失業人員還能領取多少失業金。所以，在失業期間去打幾天臨時工根本不值當，實際拿到手的收入不會有變化，但相關部門走完這個核算過程經常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麥基拉說：“有了基本收入，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一些芬蘭的分析人士認為，失業者因為擔心會失去社會福利而不去積極尋找工作的現象被稱為“激勵陷阱”。基本收入試驗的支持者們認為“基本收入”能有效消除“激勵陷阱”，同時也保證正處在生活轉折期中的人們不至於露宿街頭。於裡坎諾說：“我們需要鼓勵人們工作。尤其當今社會勞動關係靈活多樣，臨時工和兼職工作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不需要因為害怕失去失業金而拒絕接受短期工作。此外，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想要回到學校學習或者需要留在家裡照顧孩子的人。基本收入能給他們增加一份對未來的安全感。”
據於裡坎諾介紹，目前研究團隊隻分析了試驗第一年即2017年的數據，且試驗者回答調查問卷的參與度只有23%。研究團隊分析完2018年的數據後，將發布更新試驗結果。相關報導顯示，2017年，試驗參與者平均工作49.64天，而沒有接受基本收入的對照組為49.25天。於裡坎諾說，獲得最低收入的試驗參與者在短期內沒有明顯增加就業，但他們比對比人群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健康問題更少，對未來和自身影響社會的能力也表現得更為樂觀。
“不能幻想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
為期兩年的基本收入試驗因尚未完成全部數據分析，還不能得出試驗成功與否的結論，但芬蘭的社會與醫療衛生改革(社醫改)已被明確宣布為“失敗案例”。社醫改方案是中間黨主席西比萊在2015年就任總理不久後提出的——中間黨與執政夥伴民族聯合黨達成協議，中間黨提出在全國設立18個地區性行政機關，取代現有的311個地方政府履行為國民提供社會及醫療衛生服務的職能;民族聯合黨主張允許芬蘭公共醫療體系向私人醫療機構開放，增加市場競爭，讓國民可以自由選擇社會與醫療服務。芬蘭國家公共廣播電台3月8日分析了社醫改失敗的原因，其中包括：調研準備工作不足，就像先做蛋糕再往蛋糕裡加料;改革沒有有效節省財政開支;改革目標過大，老想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數家私人養老機構虐待老人的醜聞導致民眾對私人服務失去信任;等等。
東芬蘭大學的哈瑪拉伊寧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平等是芬蘭的核心價值觀，然而在社醫改的實際操作中，很難保證民眾在公共和私立醫療機構中獲得同等服務的權利。此外，芬蘭憲法賦予地方政府高度的自治權，也給醫改設置了障礙。他認為，本次社醫改失敗也是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政治角力的結果，希望新政府能引以為鑒。談完基本收入試驗及社醫改革話題，哈瑪拉伊寧表示：“改革不能一勞永逸，不能幻想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只能分步進行。”他認為基本收入試驗是一次很好的嘗試，而對於醫改之類的複雜社會問題，政府應聽取多方意見。
“好在芬蘭各政黨已達成共識，那就是改革勢在必行。改革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協同合作與試點研究。”哈瑪拉伊寧說。在他看來，芬蘭各地區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情況各異，大多數偏遠地區的地方政府能力不足，現有的以地方政府為主體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模式難以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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