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幾次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評估項目）考試排名世界領先，芬蘭教育開始蜚聲海內外，中國對芬蘭教育的關注也逐漸升溫。2018年5月，借芬蘭坦佩雷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蔡瑜琢副教授來訪之際，中華讀書報約請北京外國語大學芬蘭研究中心李穎副教授對他進行了一次關於芬蘭教育的訪談。蔡教授長居芬蘭，從事芬蘭教育研究十餘載，現擔任由中芬兩國教育部推動成立的中芬聯合學習創新研究院中芬教育研究中心（芬方）主任。

李穎：蔡老師，這幾年中國關於芬蘭教育的討論特別多，有書，有公眾號，基本上都會提到芬蘭教育中讓人感到意外的特點或者現象。但我覺得很多文章都沒有深入去探究原因或者根源，比如芬蘭學生在PISA中的排名如此靠前，深入研究後卻發現其實他們每天學習的時間並不長。

蔡瑜琢：芬蘭教育注重單個知識點的教學和學生舉一反三能力的培養。我可以分享一些我對我女兒小學階段教育的觀察，能從具體操作層面說明問題。在芬蘭，20以內的加減法老師會教一年。期間老師不僅教計算方法，更多的是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一道算術題的計算，在講解之前，芬蘭老師會讓孩子用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種方法得出答案。這種能力會成為潛在的推動力，使學生在未來的路上越走越快。

研究表明，芬蘭教育工作者部門時間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即教育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從統計數據來看，芬蘭和中國的師生比相差較小。但為什麽我們看到的差距是成倍的？芬蘭小學只上半天課，但這半天的時間老師是一直在課堂上的，比例達到一堂課20個學生配備兩名教師（一名教師和一名輔助教師），從而保證了每個學生都能得到關注。而中國孩子上課時間較長，但並不能確保每堂課上的每個學生都被了解和關注。還有一點非常有意思，芬蘭小學生每天上課時間不統一，偶爾一個班20名學生會分成兩組、分時間段來上課，甚至低年級和高年級混合上課。時間段的個性化管理一方面使課堂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鍛煉了小學生的時間管理能力。

李穎：這與我對芬蘭教育的觀察基本一致，他們對知識點的掌握並不是靠“刷題”完成的。甚至教育的重點都不是具體技能層面的習得，比如20以內加減法。您提到的幾點恰恰反映了芬蘭教育中最重要的兩個亮點：其一，對於每個個體的關注和重視，做到因材施教，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其二，對於孩子獨立思考能力和獨立生活管理能力的培養。這兩點看似與成績並不相關，至少不直接相關，但是對培養將來社會生活中的獨立個體，這兩點卻尤為重要。而且從長期效果來看，這樣的培養能夠促進學生積極主動學習。再看芬蘭這兩年開始的深度教改，我們國內熱議其中的“跨學科教學”“現象教學”，但這其實都只是他們的一些方式、方法，更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是他們這次新教改中著重強調的七個橫貫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s）。所謂橫貫能力，並不是通過傳統學科學習知識的能力，而是指貫穿於不同學科和領域的通用能力，屬於綜合素養的範疇。這種能力跨越學科界限，需要將不同領域的知識和技能整合起來，以滿足學生個人發展、學習、工作和參與公共事務的各種需求。這七種橫貫能力包括思考與學習能力，文化素養、溝通與自我表達的能力，照顧自己、日常生活技能與保護自身安全的能力，多元識讀能力，資訊技術能力，工作生活能力與創業精神，參與、影響和構建可持續發展未來的能力等。

蔡瑜琢：確實，芬蘭教育的目的一直以來都是培養人的健康人格、獨立生活能力和創新精神。芬蘭教育最大的成功是讓人學會如何生活，看似簡單的問題，實則包含很多基本技能的培養。在芬蘭，從小學到初中，老師著重培養學生獨自生活的能力，包括獨自學習、獨自做決定、獨自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與人相處，如何更好地在社會中生活也是老師重點教授的內容。尋找學生的興趣點、培養學生獨立做決定的能力是芬蘭教育的重中之重。芬蘭人深知世界瞬息萬變，所以在教育中注重引導學生找到自己的興趣點，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一個人一旦對某件事情產生興趣，會控制不住地想要朝這個方向努力。芬蘭教育能基本保證學生在九年級畢業前很好地了解到自己的長處，知道自己想做什麽。這也是很多芬蘭人自主選擇職業教育的原因之一——在上學期間，有些人發現自己較擅長動手和實踐，便會選擇職業教育。芬蘭教育最大的目的是讓人和社會進行最好的匹配，不浪費任何一個人的資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閃光點，只要每個人找到自己的長處，發揮自己的優勢，成功輕而易舉。

李穎：芬蘭教育中對“每個人”的重視跟芬蘭的歷史國情密切相關。在國家資源有限、人口並不充裕的情況下，必須讓每一個人在社會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發揮自身最大作用。這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讓每個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至少不對社會造成負擔。正是源於這種整體價值觀上的認同及重視，芬蘭教育的幾次改革都植根於對將來社會所需要的人的考量。

蔡瑜琢：教育的成功不僅取決於教育的發展，也源於歷史和文化，所以我們要在芬蘭文化社會的大背景下談芬蘭教育。芬蘭百年來經歷了獨立、戰爭、賠款、經濟危機、繁榮等，這些與其教育理念的形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芬蘭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將二戰的戰爭賠款還清的國家。二戰後一直到50年代，芬蘭是非常貧窮的，甚至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因此不得不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工業化時期，芬蘭又和其他北歐國家不同，沒有礦產，沒有資源，沒有工業基礎。芬蘭人慢慢形成了共識，認為芬蘭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芬蘭提出，芬蘭的每一個人、每一份資源都不能浪費。想要生存，所有的人必須團結起來，一起奮鬥和創新。這些理念深深地扎根在芬蘭人民的心裡，影響了芬蘭教育。芬蘭的教育理念是不落下任何一個人。在芬蘭，學校會將更多的學習資源放在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身上。芬蘭作為一個小國家，只靠精英是無法發展的。所以芬蘭教育不放棄任何一種資源，將每個人的價值最大化。60年代，芬蘭完成工業化後，躋身歐洲富裕國家之列。由於其工業體系建立於對蘇聯的依賴，蘇聯解體後，芬蘭徹底失去了市場。90年代初，芬蘭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芬蘭開始重新思考國家的發展之路。傳統的工業鏈條已被摧毀，芬蘭必須轉型為高科技、創新型國家。而創新型國家的發展最需要的就是人才的培養。芬蘭決定賣掉多家國企，將資金投入到教育事業中，發展芬蘭僅有的資源——“每一個人”。事實證明，90年代的轉型給了芬蘭重生的機會，成就了風靡全球的“諾基亞”和“芬蘭教育”。

李穎：前面提到芬蘭教育重視獨立思考能力，國民在基礎教育完成之後基本就對自己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知道自己想做什麽，擅長什麽。這一點與中國差別特別大。我記得之前北外請一位芬蘭著名翻譯家來做翻譯工作坊，交流中得知她有四個孩子，孩子的學業她完全不乾預。我們傳統認為的人生選擇的關鍵階段，比如讀職業高中還是考大學，她也是讓孩子自己做決定，並且她完全相信孩子知道自己的興趣和特長，能夠做出自己的決定。而這不是孤例。我們芬蘭研究中心每年有很多與芬蘭高校和研究機構之間的訪問交流，遇到同行也會談到芬蘭的教育話題，也有學者的孩子處於小學或者中學的基礎教育階段，從他們處可知，這種對自己的人生負責、自己做決定的“放養型”教育方式，在芬蘭是社會、機構與家長共同形成的一種普遍共識。這一方面培養了孩子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家長，否則難以想象一個四個孩子的母親還能成為著名翻譯家，多次獲得芬蘭乃至北歐的翻譯文學大獎。我們曾經接待過的芬蘭訪問學者在生養兩個孩子之後，依然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在學術上成果頗多。

蔡瑜琢：我看過有人說芬蘭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發展，芬蘭的家長焦慮水準較低是因為他們升學壓力較小。這其實是中國人對芬蘭教育的一個誤解。據調查顯示，芬蘭2018年將有140,000名大學申請者，但大學僅接收47,500名學生，錄取率僅有34%。而如今在中國，這個比例已經是60%—70%，上大學已不是難事。縱觀芬蘭教育體系，其脈絡與中國教育大體相同。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芬蘭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通道是打開的，也就是所謂的“沒有死胡同”。在職業高中之後，學生也有機會讀普通高中的課程，依然可以選擇繼續高等教育或者讀研究生，甚至進入比較偏重學術的大學繼續讀到博士。芬蘭鼓勵學生大膽做選擇，學生敢於試錯，錯了仍有再次選擇的機會。這一點非常重要。

李穎：這其實也是對人的一種尊重，相信並尊重每一個個體所做的決定，同時也給學生第二次選擇的機會，從制度上保障這種自主權。之前我們提到在教學過程中關注每個孩子，針對孩子的特點教學。其實這一點對學校，尤其是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師怎麽才能關注到每個孩子，並針對每個孩子的特點因材施教？

蔡瑜琢：這就不得不提芬蘭教育的第二個“奇跡”——高水準的師資力量。芬蘭對教師的選拔是非常嚴格的，師范專業錄取率僅有10%。學生申請師范專業時，除了要提供在校成績，還必須通過層層面試。正是這樣嚴格的選拔和專業的培養，教師在芬蘭成為真正的精英職業。此外，芬蘭所有老師至少是碩士畢業，芬蘭師范教育培養的是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的教師，老師不僅要會教，更要反覆研究針對不同學生的不同教育方法。

李穎：關於碩士這一點，我覺得有可能讓中國的讀者產生誤解。芬蘭的大學定位就是學術型、研究型大學，因此一般情況下，大部分學科的學生都會一直讀到碩士畢業，采取學分製。雖然在加入博洛尼亞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後，芬蘭大學從2005年開始也分有學士和碩士，特殊情況下，學生可以申請本科畢業後直接就業，但絕大多數學生還是會堅持讀到碩士畢業，相當於“本碩連讀”。教育師范專業也如此。因此，芬蘭對於教師的定位——不管是什麽級別的教師，都是技能型和研究型相結合。根據《赫爾辛基郵報》相關調查，芬蘭年輕人最向往的職業就是教師，甚至超過律師、醫生，教師是芬蘭最受尊敬的職業；中小學教師受民眾敬重的程度，甚至超過總統和大學教授。這一點其實也很有意思。就我掌握的數據來看，芬蘭教師的收入並不高，尤其是基礎教育階段的教師，可能很多收入還不如中國一些重點中學的教師。但是芬蘭的教師專業依然最難考，報考人數很多。這一點，我認為跟之前提到的對人的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密切相關，學生對自己的興趣和職業有了一定的思考，了解自己想做什麽。報考師范專業的學生，都是真心喜歡當老師的學生。

蔡瑜琢：其實這一點也有歷史淵源。芬蘭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而這種凝聚力的形成不只是因為近百年的戰亂紛爭，也源於數百年芬蘭精神的積累凝練——芬蘭在被瑞典和俄羅斯統治了幾百年後，仍強調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奮起反抗。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在支撐著芬蘭人民——芬蘭語。而在芬蘭語幾百年的傳承中，教師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芬蘭人潛在的文化基因裡，教師不只是教書育人，也是民族獨立、國家獨立的大功臣。芬蘭對教師的信任有很深的歷史淵源。芬蘭沒有對教師的監管和督導機制，只是以強大的師資力量來保證教育的品質。所以芬蘭對教師的選拔是非常嚴格的，前面說過，師范專業錄取率僅有10%，甚至在我工作的坦佩雷大學錄取率只有5%。此外，關於教師監管問題，我們在關於芬蘭教育的一個項目中，採訪過一所學校的校長。他認為最了解學生的是他們的老師，沒有人比老師更了解學生，因此校長無法指導、監管老師，評判其對與錯。這種體制下，芬蘭的教師被賦予極大的信任，他們在自己的工作領域有很大的自主權。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培養國家的下一代，這樣的人生價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李穎：還有一點值得關注，我們總認為監管機制是保障品質水準的利器。在很多行業這是通行的，但是教育領域是非常特殊的。教育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人的成長產生的影響很難在短期內進行客觀效果的評估。而芬蘭比較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在教師的問題上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芬蘭的教師在教學中有非常大的自主性，完全可以自主決定所使用的教材、教學方法和教學形式，還可以獲得很多的培訓和深造的機會，這其實是將很多外企或者大公司的人才培訓體制應用在了教育這個公共服務領域。這一點充分調動了這個職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職業中被充分信任和尊重，有不斷學習新知識的機會，這兩條對於教師而言，其實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蔡瑜琢：你提到教師課堂教學的自主性和多樣性，有一點其實是我對目前中芬教育交流現狀的關切。近年來，中國多所中小學開始陸陸續續抵達芬蘭學校進行觀摩訪問，希望從芬蘭課堂上得到芬蘭教育成功的答案。但依賴於出訪得出的經驗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訪問所獲得的經驗，只是芬蘭個別老師的教學方法。在芬蘭，教師擁有很大的自主權，教師教學方式非常多元化。所以，學習芬蘭經驗更重要的是關注其背後所共通的教育理念。

李穎：您提到的這點也正是我想與您討論的。通過我們剛才的討論可以看出，其實芬蘭的教育理念根源於其歷史文化和國情的因素。那麽隨著中芬之間各層級的教育交流越來越頻繁，在中芬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們在這些交流中到底應該學什麽，芬蘭的經驗是否能夠借鑒？

蔡瑜琢：在談學什麽、怎麽學之前，我想分享一個我自己的經歷，來說明中芬文化差異。我女兒現在上小學，每年他們會有一個體檢，都是家長帶著孩子去醫院或者診所，其中有一項是視力檢查。芬蘭護士每次隻讓孩子看到視力表的1.0，不再深查孩子的視力是否達到1.2或1.5。我對此非常不解，便問護士為什麽不查一查孩子的視力是否達到1.2或1.5。芬蘭護士聽到問題也很吃驚，反問道：“1.0已經很好了，為什麽要再看是不是更好呢？”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芬文化的差異。仔細想來，芬蘭學校也是同樣的道理。有人問芬蘭學校有沒有差別？芬蘭學校之間肯定是有差別的，然而這個差別只是1.0和1.2的差別。但對芬蘭人來說，1.0已經足夠好了。一個國家的教育資源是有限的，如果隻追求高精尖，必定會有人落後。芬蘭民族血液裡的低調對其教育理念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響。芬蘭人不追求精益求精，隻保證不落下任何一名學生。也就是說，芬蘭保證教育的平等和公平，而中國追求好中選優、優中選精。中國和芬蘭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但不能說誰對誰錯，只能說各有利弊。中芬文化背景確實有很大差異，但芬蘭教育對中國來說其實是一面鏡子，通過照鏡子，我們可以了解到自身教育的優缺點。我們最大的問題往往是，當我們置身於中國教育，我們卻不知道什麽是中國教育，正如俗話所說，“魚是最後一個知道水的”。而以芬蘭教育為鏡，我們可以深化對中國教育的認知，進而探討是否有第三條更合適的路可以走。

雖然芬蘭教育成為世界關注和學習的一個典範，但四十年前，芬蘭的教育體系卻和我國現在的體制有很大相似度：國家對課程體系有較強的控制；課堂教育完全是教師為中心，形式單一；學校之間也有“優劣”之分；學生需要很早就選擇職業或學術的路線等。我們不能把今天的芬蘭教育模式直接拿到中國去應用，但是我們應該學、也能學的是，芬蘭是怎麽學習他國經驗並為“我”所用。芬蘭成功的秘密正是它懂得如何處理好來自外部的改革建議和自身教育傳統的關係。中國教育的決策者和工作者，在學習芬蘭經驗的同時，也必須要尋找到適合中國教育的路線，做好長期改革的準備，特別是要從基本教育理念的社會認同開始。

（作者部門：北京外國語大學芬蘭研究中心）

本文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