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的歷史貢獻不可磨滅，民營經濟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營經濟的言論和做法都是錯誤的。”這是中國最高長官者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給出的明確判斷。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另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所以，前一度出現民營經濟“離場論”和“消滅論”純熟無稽之談。說淺了，這是就現象說現象的膚淺或嘩眾取寵；說深了，這有離間和造亂之嫌。我們認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這是中國始終不渝堅持的基本經濟制度，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改變。
但近年來，民營經濟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這也是事實，需要我們堅持問題導向，面對新情況，通過不斷改革解決新問題。實際上，民營經濟近年出現的一些問題，絕非決策者主觀意願跑偏，而是巨集觀經濟政策長期錯配、微觀金融主體存在技術性偏差、以及中國財政稅費政策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解決民營經濟發展問題，首先應當從巨集觀經濟政策方面做出深刻檢討和糾正。在我們看來，中國民營經濟走向弱化始於2010年。這一年，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計劃開始退出。按理說，應當適當減弱財政政策積極程度、並讓貨幣政策自然跟隨退潮的方式退出，但我們搞成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貨幣政策”組合退出，這是嚴重的巨集觀經濟政策錯配，其結果是：以國企為主導的積極財政政策吸乾金融資源，而民營經濟乾枯。實際上，2012年開始出現的“高利貸風波”就是最好的解釋，因為借取高利貸的企業100%是民營企業，而之所以大量借取高利貸，就是因為銀行抽貸，民營企業不得不以高利貸維系流動性；2014年之後中國經濟頻頻出現“增長斷崖”也是重要例證，因為民營經濟的金融饑渴導致中國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不斷弱化，經過一段時間的“量變到質變”，結果：積極財政政策稍有回撤，經濟增長立即失速。
現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中性貨幣政策”組合，儘管錯配力度減弱，但依然屬於錯配。所以，貨幣政策沒有足夠的數量寬鬆而指望貨幣市場低利率傳導到銀行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或企業債市場，一定傳導失敗。原因是：在更加積極財政政策背景下，執行積極財政政策的主力——國有企業會吸收絕大多數的金融資源，而能夠針對民營經濟的金融資源過於稀缺，銀行沒錢必然導致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百解不釋。長此以往，民營經濟必然弱化，必然給別有用心者以可乘之機。
弱化民營經濟的另一個原因是新的稅費制度。毋庸諱言，中國絕大多數民營企業根本不具備高科技能力，更不具備高科技產業的投入能力，它們絕大多數集中都在競爭激烈的消費品生產領域，絕大多數屬於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正因如此，民營經濟才解決了中國80%城鎮人口就業。但是，在增值稅改革全面推開、而用工成本不能抵扣的前提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稅務負擔大幅增長。加上，社保徵收機制轉變，這是否進一步加劇了民營經濟體的“用工恐懼”？當然是。實際上，民營經濟“離場論”和“消滅論”正是出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解決民營經濟弱化問題，我們回避不了另一個問題：銀行現行信貸機制抑製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包括信貸在內的所以企業債務融資，都是以信用評級為基礎的金融行為。但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國有企業的信用背景和民營企業的信用背景，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如果銀行只有一套信用評級標準，把國企民企放在同樣的信用標準之下，那民營企業信用水準必然落後。表面上看是民營企業受到歧視，但實際是國企民企採用同樣信用標準的必然結果。所以過去我們看到，政府對民營企業采取了各式各樣的“增信措施”，但最終是杯水車薪。尤其是近幾年，地方政府自身債務負擔已經很重，也就更加無力以更多的財力用於民營經濟的支持。
當然，還有很多抑製民營經濟發育的問題。比如，金融短期化弱化了民營企業長期債務資本供給，加劇了信貸“借新還舊”頻率，提高了短期資金需求，加重了債務負擔，惡化了資產負債表，民營企業融資越來越難、越來越貴。
怎麽辦？必須從巨集觀到微觀系統性地解決問題，至少需要把上述這些問題先行解決掉。現在，有些問題正在解決過程中，比如以結構性政策放寬民營經濟主體的貨幣環境；社保費用徵收問題也有所緩和。但還不夠，為民營經濟主體創造一個更好、更加良性循環的經營環境應當是政府責任，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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