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民營企業告貸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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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國經濟周刊》 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責編：陳棟棟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8年第41期）

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並非現在才有的問題，而是2010年就存在了，民營經濟當前出現的問題，也是從2010年開始量變到現在的質變積累的結果。為什麽會出現這些問題？關鍵在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錯配。

中國2010年起開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組合，但貨幣政策在實際執行中是緊縮貨幣政策，即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貨幣政策組合。需要說明的是，2010年巨集觀經濟背景是“中國退出經濟刺激計劃”。退出經濟刺激計劃並非壞事，關鍵在於如何退出？

當時綜合分析後，我們曾提出建議，應該從財政端退出。具體理由是，信貸、M2等與金融相關的指標增長過快主要是因財政投資項目增長過快所致。既然如此，退出就應該從財政端退出：延緩項目審批，把原工期計劃稍微拉長，財政投資增速下降，貸款和M2增速自然回落，而且CPI也會因原材料需求減少而自然回落。

遺憾的是，有關部門選擇了從貨幣端退出。這就構成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緊縮貨幣政策”的組合，這是個嚴重的錯配。如果積極財政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長期實施，將導致嚴重後果：大量政府項目需要佔用大量的金融資源，而此時貨幣和信貸同時收緊，將導致企業尤其是中小微民營企業資金枯竭，從而導致中國“主動性經濟增長動力（官方說法是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減弱。

之後的事實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我們當年的判斷。比如，“高利貸風波”2012年開始在浙江溫州發酵，大量民營企業把資金抽出來衝進小微金融的高利貸，這也是中國金融短期化、脫實向虛的第一波；此後，“薑你軍”“蒜你狠”登場。更嚴重的是，經濟主動性增長動力不斷弱化需要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尤其是2014年之後，中國GDP增速頻頻出現“斷崖現象”，需要政府加大投資予以托底。國有企業負債過高也與此不無關係。中小企業過長時間告貸無門，就會演化為放棄實業“不幹了”。這實際上是巨集觀經濟政策錯配的後果。

現在是否已經解決了巨集觀經濟政策錯配問題？應該說還未徹底解決。當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中性貨幣政策是否考慮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對貨幣信貸的需求？中性貨幣政策應首先包括支撐積極財政政策所需貨幣信貸的需求，然後才是貨幣中性安排。

當下市場也說明了這樣的問題。比如，儘管“收短放長”的貨幣操作可以從長期增加信貸供給，但短期看，按照中性貨幣政策安排，中小民間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依然存在。因為，長期信貸被積極財政政策大量佔用，而留給中小微企業的只能是又短又貴的金融資源，這也是為什麽民營實體經濟深感貨幣過緊，期盼央行予以寬鬆。

所以，需要對巨集觀經濟政策做出適當調整，而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安排需要同時考慮兩方面貨幣供給問題：首先，需要計算清楚積極財政政策“對貨幣信貸的年度需求”，這是剛性的需求；其次，除去積極財政政策所需貨幣信貸之外，再看其他一般性企業發展需求，這需要做出中性或略偏寬鬆的安排。兩項相加得出的貨幣供給總量會大於當下水準，但這並非寬鬆貨幣政策，而是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

總之，中國需要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但不能允許“積極財政政策吸乾金融資源而使民營企業告貸無門”的現象繼續發酵，防止中國主動性經濟增長動力進一步弱化。

2018年第4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