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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師聘用製，又稱聘期製、聘任製。2000年，中組部、人事部、教育部聯合發布《關於深化大專院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將聘用製推向實踐，成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標。
2018年12月，一則關於“武漢大學首個聘期結束，淘汰率達97%”的消息傳出，武大人事部不得不公布具體數據作為回應。儘管與前述傳聞數字出入較大，但淘汰率仍超九成。南方周末記者採訪其中涉及的教師、評審、武大人事部和專家，試圖梳理其中的改革邏輯和爭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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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記者 張笛揚
南方周末實習生 李霽
從高考考上武大至今，18個年頭過去了，本打算“一直在武大乾下去”的何巨集偉，最近一直自嘲為“臨時工”。
武大是何巨集偉的母校，他在這裡從本科念到博士，之後在美國完成博士後研究，回到母校任教。任教3年後，又不得不離開。
何巨集偉是武大首批聘期製教師之一。2015年初，武漢大學啟動一系列人事改革，其中一項就是新進教師聘期製，對新招聘的教師采取合約聘用管理，要求在聘期內晉升為副教授才能轉入固定事業編制，否則終止合約，不再續聘。
這項改革被稱為“非升即走”，打破了高校教職的“鐵飯碗”。類似改革舉措自上世紀在清華大學發端，逐步被多家高校效仿。而這一制度也在實施過程中，經歷了不斷的爭議和自我修正。
2018年9月，武大有69位聘期製教師首個聘期結束，校方統一組織了轉編評審，42人僅有4人過關。
未能通過評審的教師面臨尷尬，他們指責校方未信守契約，“如果一開始就告知有這麽高的淘汰率，也不敢來”。
高淘汰率背後，是校方希望短期內提高人才水準和科研成果的訴求。
主導這項改革的武漢大學人事部則表示，此舉是為“著力建設一支高水準師資隊伍”。人事部副部長邊金鸞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稱，“現在國家對高校的要求和定位越來越高了，作為雙一流建設高校，我們的目標要和我們的定位相匹配”。
1
轉編評審淘汰率超九成
對彼時剛回國的何巨集偉來說，“非升即走”並不陌生，美國高校早已普遍採用這一制度，當時的他認為自己“沒問題”。
武大此項制度設計起於2015年，當年3月，武大宣布實行聘期製教師制度，按照“3年＋3年”兩個聘期的合約聘用新進教師。
檔案規定，聘期製教師的首個聘期納入博士後管理，與學校簽訂聘用協定，薪酬待遇標準由學校制定，經費由學校承擔；首個聘期未能轉入事業編制的，可繼續做第二站博士後，也可以自聘教師方式，簽訂非事業編制聘用合約，合約期限為3年，薪酬待遇標準由學院制定，學校給予一定補貼。
在這份檔案中，武大這樣表明改革初衷：“通過聘期製建設，擴大教師選聘範圍，吸引並培養優秀人才，優化學校師資結構；推動新選聘教師盡快脫穎而出，提高優秀成果產出率；建立一套‘能進能出’的教師聘用、晉升、流轉機制。”
武大並非聘期製的先行者。“改革往往是被同批次高校發展趨勢帶動的。”武大一位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層幹部表示。
對於改革背景，武大人事部副部長邊金鸞解釋為“順應歷史潮流”，她反覆強調了武漢大學面臨的競爭壓力，“很多高校已經走在前面，我們現在是追趕”。
邊金鸞稱，上述檔案頒布後，除了少部分有“人才帽子”的青年學者在被引進時可以直接獲得固定編制外，所有新進校教師全部採用聘期製，接受“非升即走”的考驗。
3年過後，首個聘期大限已到。邊金鸞介紹，在人事部組織下，首次轉固定教職評審工作於2018年7月啟動，並在9月進行了集中投票評審。
評審結束後，淘汰率的數字卻將武大聘期製引入公共視野。2018年12月，在網絡論壇上，多名自稱武大聘期製教師的用戶將此事公開，稱轉編淘汰率高達97%。
這迫使武漢大學公布具體數據，邊金鸞說，“負面消息影響太大，不得不回應”。武大人事部提供的數據顯示，自2015年啟動選聘工作至今，共選留聘期製教師112人。按照“3+3”聘期管理，至2018年底，有69人結束首個聘期。
在2018年9月組織的首批轉編評審中，有42位聘期製教師和其他6位博士後申報轉編，最終共有6人被聘任為固定教職副教授。
評審結束後的2018年9月30日，武大人事部曾公示這6名轉編人選，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發現，其中有4人為來自各學院的聘期製教師，其他2人為來自測繪遙感資訊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博士後。
也就是說，如果僅考慮聘期製教師，用申報的42人和成功轉編的4人進行數據比較，淘汰率超過九成。
何巨集偉稱網絡流傳的“97%淘汰率”說法最初源於他，評審結束後，他在微信群中算出了這一比例。校方公布具體數字後，他承認此前算法有誤。
2
職稱評審權不再下放院系
“聘期內達到設崗部門副教授學術水準，可申請納入事業編制。”多位聘期製教師向南方周末記者提供了聘用合約，合約約定中這樣表述轉編條件。
孟楊是2015年加入武大某工科學院的聘期製教師，他指出，在招聘簽約時，主要對接的是學院而非人事部，學院長官對合約內容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院長當時還向我出具了學院參評副教授的標準”，意指達到副教授的標準就能轉編。
簽約時，孟楊還觀察了學院在崗副教授的學術成果，評估“達到那個水準並不難”。
等到評審結束，這些聘期製教師重新翻出合約，發現條款表意模糊，並未對轉編設定具體標準。孟楊認為，達到副教授水準有應然和實然之分，學校和學院對晉升副教授均設定了最低標準，要求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我們大多數人都達到了那個標準”，但達到標準並不意味著必然能晉升副教授。
此次轉編評審的高淘汰率，和武大2017年調整職稱評審方式密切相關。
劉豐是武大某文科院系的長官，他參加了2018年9月聘期製教師轉編評審的投票。他所在的人文學科組，共有10人申報轉編，劉豐稱，這10人都達到了晉升副教授的基本要求。
在劉豐的回憶裡，參加投票的專家評委都是臨時接到通知，通知時也未被告知具體事由。在評審現場，人事部向專家介紹評審規則，不許院系長官幫教師作介紹，投票只能投一輪。在人文學科組，人事部給了4個轉編指標，每位專家可以投4票。
不過，除了名額競爭外，評審還要求，參選人得票數須達到評委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過考核。正因為有票數要求，人文學科組最終僅有一人通過評審獲得編制。劉豐惋惜，還有一人距三分之二僅差一票。
在此之前，武漢大學將教授、副教授的評審權長期下放到院系。由學校給各院系安排名額指標，院系內部就能完成評審。
2017年底，原有的職稱評審方式進行了調整，不再由院系負責，改由各學院推出人選，綜合到學部進行競爭。武大按學科劃分了6個學部，分別是人文科學學部、社會科學學部、理學部、工學部、資訊學部和醫學部。
劉豐打了個比方，假設文學院和哲學學院分別有一個和兩個升副教授的編制，之前是學院各自評審選出人選。職稱評審方式改革後，按給予的編制比例，文學院可推選兩個人，哲學學院可推選四個人，六人一起到學部競爭這三個名額。“這樣的話，文學院可能一個人都評不上。”
職稱評審權從學院提高到學部後，票數要求也對應了更嚴格的規定。邊金鸞向南方周末記者展示了一份武大2012年印發的人事檔案，該檔案要求在院系的職稱評審需要超過二分之一的得票，在學校層面的評審則要達到三分之二。
2018年4月，武漢大學進行了一次晉升教授、副教授的職稱評審，首次採用了這一機制。由於票數要求，通過的人比往年少。
3
評審成簡單的論文數量比較？
職稱評審方式的調整在武大校內引發不小爭議。
孟楊解釋，不同學院的老師一起競爭，有些評委並不清楚其他專業學術成果的價值，容易變成簡單的論文數量比較，而一些校內強勢學科，發表科研成果的難度相對較低，容易擠掉其他學院的候選人。孟楊還發現了個別極端情況，有的學院長官會運用“田忌賽馬”式的投票技巧。
劉豐則對這項調整整體持肯定的觀點，“評審權在學院的話，容易搞關係‘近親繁殖’，本校培養出來的人佔比很大”。
“之前評審副教授和教授時，只要學院分到編制，參選人達到基本參評條件就可以上，”劉豐介紹，“如果參選人多了的話，也不是說誰的科研能力最強就選誰，還要看資歷，會有論資排輩的情況。”評審權收到學部後，學院擔心名額被其他學院搶走，則會推選實力最強的人。
邊金鸞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這一變化並非武大自主進行的改革，而是根據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聯合下發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要求“高校副教授、教授評審權不應下放至院（系）一級”，從而進行了相應調整。源於此，有教師會認為學校政策隨意更改。
實際上，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邊金鸞提到的這份檔案，反而是將職稱評審權下放到高校而進行簡政放權的一份檔案，在評審權下放到學校的同時，要求不能下放到院系。在之前，除了部分重點高校外，多數高校沒有職稱評審的自主權，職稱晉升需要政府行政部門進行評審。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國內的重點高校中，大部分仍將職稱評審權放在院系，只是最終要上報到學校審批通過。
對此，邊金鸞回應稱，這取決於學術共同體是否自律。
實際上，首批聘期製教師中有部分提前轉編的。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武大人事部官網截圖顯示，2017年12月，人事部曾公示4位聘期製教師轉編，分別是水利水電學院的曾文治、遙感資訊工程學院的蔣永華、電子信息學院的薑春華和石潤。目前，這份公示在武大人事部官網上已查找不到。
當時這4位教師的首個聘期還未到期，武大人事部稱，4人是經二級部門考核申報、學校人力資源委員會專家組評審從而確定轉編的。公示資訊顯示，4人均在武大從本科讀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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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要最優秀的人”
“如果學校給的指標能全部選上，淘汰率算是正常的。”劉豐認為，評審只是存在一些細節上的問題，因為是第一次轉編評審投票，評委們操作上不太熟練。
邊金鸞卻表示，此次轉編考核的通過率和預想中差不多。“我們肯定要多放點指標，才能選出合適的人，但多放指標的情況下，專家的共識度也沒那麽高。”
邊金鸞否認了外界提出武漢大學存在編制緊張的懷疑，稱放出的編制數可由人事部自己掌握，“部屬高校的編制教育部不太管，幾乎所有部屬高校都是超額運行，經費按學生數量撥款”。
在考核前，孟楊放下手中的科研項目，開始準備材料，當時院長官對他說，“以你的水準升副教授沒問題”。孟楊的工作業績表顯示，他已發表了學科內SCI論文12篇，其中有9篇發表在學科內頂級SCI學術期刊上。（注：SCI指《科學引文索引》，是自然科學領域基礎理論學科方面的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數據庫）
根據武大人事部的公示資訊，此次評審後轉編的4位聘期製教師分別是哲學學院的廖璨璨、動力與機械學院的陳重學、遙感資訊工程學院的李彥勝和電氣工程學院的肖淞。理學部無一人通過。
唯一來自文科院系的廖璨璨主要研究宋元明清哲學和易學，她發表了6篇CSSCI論文。陳重學發表SCI論文超過50篇，其中作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發表的有27篇，此外他還指導大學生發表了兩篇第一作者SCI論文。肖淞已發表SCI論文32篇，李彥勝的論文發表數量較少，但也發了20篇SCI論文。
參與了評審投票的劉豐認為，申報轉編的教師中“有強的，也有不太行的”。即使是轉編了的廖璨璨，在權威期刊上發文的數量也較少。
邊金鸞認為，新選聘教師的考察期是6年，首個聘期能成功轉編的屬於特別優秀，其他人還有3年考察期。邊金鸞從各學院匯總上來的數據顯示，有19人第二個聘期轉為特聘副研究員聘用，其他人可繼續按聘期製講師續聘。
武大計劃自2019年起，每年組織2次轉固定教職評審，不過，每位聘期製教師在第二個3年聘期內僅有一次申報機會。如果落選，就不再續聘。
然而，在首次評審超過九成的淘汰率下，已有不少人選擇離開。《中國青年報》報導，有一位聘期製教師最後選擇進入一所“211”高校，直接成了正教授。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未續聘教師有5人，他們中多數到了普通一本高校或省屬二本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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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變化太快”
對選擇離開的聘期製教師來說，他們主要擔心三年後形勢將更加嚴峻。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邊金鸞沒有否認，這批聘期製教師的科研水準，如果放在合約簽約時的三年前，大部分人都能轉為副教授。邊金鸞稱，就目前態勢而言，博士畢業3年升副教授越來越難成為普遍情況。
邊金鸞感慨道，“三年前能拿‘傑青’的人，放到現在能不能上？或者五年前能上院士的，現在能不能當院士？三年變化太快，其實和做報紙、做新聞是一樣的，這三年是不是也變化特別大？”
“既然國家把我們定位成‘雙一流’，我們就要向世界一流大學看齊，這樣才能進入那個行列，如果老跟過去比，怎麽能行？”邊金鸞有些激動。
牛偉2014年進入武大，他自稱趕上了容易拿編制的末班車，入校後，他先做了兩年的師資博士後，於2016年轉為固定編制的講師，“雖然對轉講師設定了一些考核要求，但一般人都能達到”。施行聘期製前，武大長期以這種方式招聘教職。
而聘期製剛施行三年，聘期製教師隊伍在武大也變得越來越少。根據武大人事部公布的數據，2015年至今，共招聘了112位聘期製教師，其中69人是2015年加入武大的。也就是說，從2016年至今的三年內，武大招收的聘期製教師還沒2015年一年的數量多。邊金鸞解釋，目前起步更高了，招聘的新進教師主要是以特聘副研究員為主（副研究員和副教授職稱相當）。
邊金鸞解釋，“國家提出高校要內涵式發展，提高教師品質是內涵式發展的一環，而其他方面比如管理和運轉需要長期磨合”。
“有些老師需要調整心理預期，武大不是隨隨便便就能進的，”邊金鸞說道，“現在我們‘青千’的量越來越大，人才梯次越來越往高處走。”
讚同嚴格考核新進教師的劉豐認為，改革的觸及面不應該隻停留在年輕教師上，對在編的教職工也應該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劉豐自己觀察發現，“近三分之一教授五年來沒發過一篇論文。”
賀源曾在武大理學部一學院擔任聘期製教師，他的首個聘期在2018年7月就到期了，他自稱，合約到期後學校直接停發了工資。轉編評審結束後，賀源沒有選擇續聘，他認為“現在的標準定下來了，未來改的可能性不大，淘汰率依然會很高”。
賀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身邊有的同事即便先續聘了，但也處於觀望狀態，已經寫好的科研成果也暫時不發表，等到了新部門再發，“拿在手上更好找工作”。
至於何巨集偉，他從2018年9月就開始找工作，目前已有兩所湖北省屬一本院校公示了要引進他，此外他還面試了一所外省高校。這次找工作，和院校知名度、薪水待遇相比，何巨集偉更在乎職業安全感。有一家高校承諾滿足考核條件就給他編制，但合約條款中又寫“滿足考核條件後由甲乙雙方協商”，何巨集偉斷然拒絕。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何巨集偉、劉豐、孟楊、牛偉、賀源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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