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詞匯。熟悉是因為我國教育的普及使得許多人都明白歷史上存在著奴隸製社會。陌生是因為根據著名歷史學者郭沫若的欽定，奴隸製社會早在我國秦漢之交便以終結。仿佛在全世界還生活在奴隸製的悲慘時，漢朝就已開創平權盛世。
但這樣的認知是真的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奴隸直至清朝仍然存在，並且廣泛存在於生活中。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漢朝這個首先被踢出奴隸製的時代，究竟有多少奴隸。
誰說漢朝沒奴隸
亞裡士多德早就對奴隸的定義有了清晰的解釋
既然要談奴隸生活，那麽首先要明確什麽是奴隸。古希臘作家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多次提到奴隸概念，他認為奴隸屬於有生命的財產。現代人對奴隸的認識則更為一針見血，在新華詞典中，奴隸的定義是：階級社會中受壓迫、剝削、役使的沒有人身自由的人。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奴隸的核心特點就是沒有人身自由。具體表現有被作為財產而不是人，可以被隨意買賣。除此之外還伴隨有被剝削、地位低下等特點。
以這樣的精確定義，我們不難發現在秦漢兩代的史料中奴隸是廣泛存在的。隻不過當時他們並不被稱之為奴隸，而是根據不同的身份，被稱之為奴、婢、僮，又或被稱之為臣、妾。這些稱謂不同的奴隸雖然身份各異，但都可以被當作財產買賣。王莽在談及奴婢時就提到：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
在先秦之後的時代裡 奴隸也是廣泛存在的
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記載了商鞅變法時“名田宅妾以家次”。提到早在秦代便將妾與田宅等財物歸於一類用於獎勵。又如漢初季布被劉邦通緝時，並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也同樣印證僮可以被出售。
除了史料記載，還有出土文物證明這一情況。《居延漢簡》和《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中，都將奴隸作為財產與牲畜田產等同，還標注了價格。
雖說奴隸在一定程度同財產等同，但仍被看作是人，只是地位低下。《僮約》中提到，奴隸不得有二言。而漢律中規定奴隸狀告主人或者主人的家人，是不予受理的，地位之低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所以奴隸在當時連庶人都不如，能成為庶人竟是一種恩賜，要得到國家開恩或者滿足一些法律規定才行。如《漢書?文帝紀》所載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後律》中規定主人死後無合法繼承人，可免奴隸為庶人的規定都反映了奴隸比平民更低等，身份無法自由變更。由此可見，至少在漢代，奴隸確切的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
《居延漢簡》這樣的當時材料中都有奴隸身影
全民共享奴隸經濟
漢朝的長安宮殿複原圖
既然漢朝有奴隸，那他們的生活是什麽樣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史料中窺得具體情況。
作為奴隸，最主要的任務當然是替主人工作。在世界各大文明的奴隸中，從事的工作有體力勞動也有家中的各類雜役，這在漢代也是一樣。如上文所提的《僮約》中就提到了奴當從百役使。作為家中私奴的他們，還需要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做各種雜務。除此之外，奴隸還有其他各類工作。比如田僮，就需要耕作田地。官奴則主要被分配到國營畜圈飼養狗馬禽獸鹿等。另外，官奴還會被臨時征發從事大型工程的勞役。
正在修建長城的奴隸
乍一看，這些奴隸的工作並沒有什麽特別的。但是身為奴隸，與自由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會受到嚴苛的管制。《僮約》中清楚的寫明他們被嚴格限制飲酒，甚至不能私交朋友。如果不聽管教還要遭到鞭笞。更可悲的是，這樣一副生活景象普遍的存在於漢朝的社會當中。
一般說起漢朝，都會將其與唐並列稱為盛世，認為奴隸不過是少數。這也是一些學者認為漢朝雖使用奴隸，卻稱不上奴隸社會的原因。但只要稍作探究，便能發現這種看法的片面。因為奴隸在漢朝的數量一點不少。
據《漢書?貢禹傳》中記載，貢禹曾上書漢元帝，說中央控制的奴隸中僅無事可乾的閑奴就達到10萬餘人，希望將他們免為庶人。雖然史料中沒有明確說明官奴有多少，但從其他記載中能看出蛛絲馬跡。如《漢書?景帝紀》中記載漢景帝時西北養馬的官奴就有3萬人。王莽時，更將10萬多私鑄錢的人貶為奴隸。如此看來，在王莽時僅有記載的官奴就超過23萬。
官奴在進行大規模工程建設時是非常有用的
除了數量龐大的官奴，私奴在漢朝也非常普遍。尤其是豪強官宦之家，為了控制私奴數量，漢哀帝曾下令規定：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而西漢的吏員，自佐史至丞相12萬零285人，諸候王28人，列侯120人。
以此計算，單單這12萬多人中，私奴就達到362萬人以上。不過這個數字仍然是低估，因為在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遠超這個額度的奴隸。比如蜀郡卓文孫有僮客 800人，楊仆有家僮700人，張安世有家僮700人，王商私奴以千數。史丹僮孫以百數，王氏五族僮奴以千萬數。茂陵富民袁廣漢，亦有家僮八九百人。竇融家中奴婢以千數。郭況有家僮400 餘人。馬防兄弟各有奴婢以千數，折象有家僮800 人等等。
請注意，這還只是和國家有關的公私奴隸。地方的豪強、富農與有產之家擁有的奴隸，還未計算在內。關於豪強所擁有的奴隸數量，同樣沒有準確記載。不過東漢末的著作《昌言》中提到豪人之家，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我們就可以看出豪強之家的奴隸並不比大官僚少。
正在布置主人墓穴的漢朝奴隸
至於富農中產之家，雖無總數，每家有奴多少卻有諸多記載。《太平禦覽》中記載了一個靠鑿井為生的人，買了一個老奴使喚。東漢的馮衍在給婦弟的信中提及自己賤為匹夫亦有一名婢女。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10號墓主張偃，作為有兩處田產的小商人，有奴婢3人。《居延漢簡》記錄一名比較富裕的候長同樣有奴隸3人。《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中記載了12條關於家產和奴隸的價格資訊，其中至少5個家庭擁有奴隸，且每家不低於5人。就連只有價值三萬錢的30余畝的小地主張王家，也擁有7名奴隸之多。可見奴隸在富農中產人家中是非常普遍而且數量龐大的。
從上文的記載可以看出，家中擁有幾萬錢或者幾十畝田的人都可以買的起奴隸，這樣的人口在漢朝當中佔比應當是不小的。如果我們簡單的估算一下10%的人口可以購買的起奴隸。再考慮到東漢碑文中12條家庭財產資訊中至少5條有奴隸，說明有產家庭中至少40%的人有奴隸。
奴隸也是田地耕作的重要勞動力
這樣一來，以公元156年漢桓帝時期人口5006萬計算，則有至少200萬的人口家中蓄奴。上文資料中顯示家庭蓄奴1到7人不等，若我們以3人計算，則至少有600萬奴隸。若我們以豪強之家的奴隸數量等同官吏的私奴，則可以得出官吏、豪強擁有724萬的私奴，加上至少23萬的官奴，全國奴隸總數可達到1347萬之多！
這些奴隸加上5006萬其他人口，得到6353萬人的總人數，奴隸佔其中21%，可謂數量龐大。而這樣的比例，還是在低估了官奴數量、官吏都認真遵守限奴令的前提之下。可見奴隸在漢朝社會的普遍程度。甚至可以不客氣的說，漢朝上下都在享受一種奴隸經濟。
從官宦人家到地方大族 奴隸的數量都不會少
奴隸人口來源
先秦時就有的社會等級在漢朝並沒有出現松動
有人會好奇，為何這些奴隸數量如此之多，乃至使漢朝成為一個奴隸社會呢？其實這很簡單，我們看一看漢代奴隸的來源便可知究竟。
漢朝的奴隸數量如此龐大，主要有四個來源：
一是戰爭俘虜。如西漢時汲黯對漢武帝的話中就提到，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東漢時與羌人的戰爭中，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
二是因為生活所迫而賣為奴的。晁錯就提過，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滋子孫而償債者矣。《太平禦覽》中提及董永承諾，若無錢還君，當身作奴。《漢書》注釋說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日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這些都說明了因生活所迫而出賣子女為奴的情況。
除了自己出售，還有家貧而被人掠奪的情況。如竇廣國年輕時就因為貧困而被掠去賣為奴隸。
三是奴隸們生育的後代。
四是因犯罪變成奴隸。如前文所提王莽將10萬私鑄錢的罪犯變成奴隸，漢武帝曾下令“敢犯令, 沒入田僮”。
戰爭本身存在巨大風險 不可能是奴隸的主要來源
從這四個源稍加分析一下，我們就不難發現漢朝奴隸社會的內因。漢朝雖對四周征戰，但即便是最為龐大的匈奴盛期也不過100多萬人口，還分布在廣大的地區。漢朝與之爆發的戰爭也有勝有負。更何況其他更為弱小的敵人多是小國寡民，縱使全部罰沒為奴也不會有多少奴隸可供，所以漢朝這一千餘萬的奴隸中只有較少是這樣而來的。
既然掠奪外族人口有限，那麽主體自然就是自賣、被掠賣或者犯罪的本國人口了，這也能從漢朝社會的情況得到印證。縱使是強盛如漢武帝時期，也在晚年因多加征伐，國內經濟凋敝，導致破產的農民自然比比皆是。官方統計人口的大幅下滑，也伴隨著大量破產農民成為奴隸的事實。更何況西漢末年至王莽新朝之間，亂象叢生、硝煙四起。東漢時期單單同羌人的戰爭就持續百年，戰爭肆虐西北地區，一度威脅京畿重地。隨著田產因此荒蕪破敗，大量人口為奴也就不足為奇了。
內地庶民與奴隸後裔才是奴隸隊伍大軍主要來源
如果說戰爭或者經濟凋敝導致的奴隸增加還不能持久，那麽因為犯罪以及奴隸後代就是奴隸人口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了。在漢代，奴隸並沒有被剝奪生育的權力，只是他們的後代仍是奴隸。所以奴隸的人口是穩步自然增長的。同時漢代嚴刑峻法，犯罪罰沒為奴自然不在少數。如王莽時期就一次性將10萬人罰為奴隸。數量較少的官奴尚且如此，民間豪強官吏自然可以以債務或者欺壓的方式掠奪自由人為奴。這一點在羌人身上就有著充分的體現，東漢羌人起義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漢朝官吏對他們的奴役差使。
如果看清這些真相，將漢朝算為奴隸大國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所謂中國在先秦後就步入封建社會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歷史是嚴肅的，我們不能為了虛無的自豪感而歪曲事實。尤其是這數量龐大的勞苦人群，更不應該被輕易的被歷史書卷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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