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唐朝有奴婢賤民，而宋朝則沒有？

我們以前說過，唐朝的奴婢是賤口奴婢，法律地位如同牛馬；宋代的奴婢是雇傭奴婢，法律地位是傭人。為什麽唐朝的賤口奴婢到了宋代會被雇傭奴婢所取代呢？

先來說客觀的因素。唐代賤口奴婢的主要來源為戰時俘獲的生口、籍沒的罪犯家屬，但宋朝雖然常年面臨戰爭，卻從未有俘虜生口為奴的做法，恰恰相反，“軍人俘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匹，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

宋政府也極少籍沒罪犯之家屬為奴婢。生活在南宋末的方回說：“近代無從坐沒入官為奴婢之法，北方以兵擄則有之。”方回所說的“近代”，當指南宋時期，“北方”則是指金國與蒙元。北宋時，政府還偶有將罪人家屬“沒官為奴稗”的做法 ，但到了南宋時期，籍沒為奴之法早已廢棄不用。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開禧三年（1207），吳曦叛變被平定，按沿襲《唐律疏議》的《宋刑統》，犯謀反罪者，女性親屬必須“緣坐沒官，雖貨而不死，世為奴稗，律比畜產”，但朝廷經過議法，認為“此法雖存而不見於用”，最後，吳曦的家屬並未被籍沒為奴，而是“分送二廣遠惡州軍編管”。

如此一來，賤口奴婢便成了無源之水，隨著賤口奴婢的老去，她們作為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群體，只會規模越來越小，並最終消失。當然，賤口奴婢的消亡有一個過程，北宋前期尚有賤口奴婢的殘余，但到了南宋時期，賤口奴婢便不複存在了。即便是北宋時期的賤口奴婢，其法律地位仍然要高於唐朝奴婢，因為宋朝法律並不禁止她們與良民通婚。

在賤口奴婢趨於消亡的同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階層的分化，一部分下層人口不得不出賣勞力，受雇為富貴之家的人力、女使；甚至有一些中產之家，也非常注意培養女兒的才藝，以期有一技之長，給大戶人家當傭人：“中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采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於是雇傭奴婢得以興起。

雇傭奴婢雖然名為奴婢，卻不是唐朝式的賤民，而是暫時出賣一部分人身自由的編戶齊民，有點像近代社會的傭人。宋人也注意唐宋奴婢的差異：“古稱良賤者，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古稱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世所雲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為賤，誠可矜憐”。

因為雇傭製的普遍應用，宋朝的城市中形成了比較發達的勞務市場，出現了類似於家政中介的組織：“凡雇覓人力、乾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覓女使，即有引至牙人”；“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揮便行踏逐下來”。這裡的“行老”、“牙人”、“官私牙嫂”，都是家政服務中介。

應該說，賤口奴婢式微、雇傭奴婢勃興的歷史趨勢，在唐朝中後期就出現了，但要等到宋代，雇傭奴婢才完全取代了賤口奴婢。

再從主觀的因素來看。我相信，在宋人的觀念中，奴婢是人，而不是畜產。唐朝常有將官奴婢賞賜給大臣之舉，因為“奴婢賤人，律比畜產”；而宋朝則未見奴婢給賜的記載。鹹平年間，宋真宗還下詔，“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償” ，即禁止官府將債務人家中的奴婢折成財產抵債。唐人允許債務人沒有財力償債時，可以用人身抵償債務：“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債務人）家資盡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戶內男口”。但宋人已不能接受這樣的有損人之尊嚴的做法：“諸以債負質當人口（虛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錢物不追。”

簡言之，唐人將奴婢視同“物”，宋人則當奴婢當成“人”。

法律史研究者相信，宋代“商品經濟前所未有地高度發展，導致統治階級的傳統觀念發生變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護奴婢人身權的規定，其根據是編敕，而非《宋刑統》，奴婢由民事權利客體轉化為主體，在封建社會法制史上，唯宋代獨有”。我們認為，宋人觀念的嬗變，代表了一種全新的時代精神，推動著良賤制度的瓦解、賤口奴婢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