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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為巴黎聖母院大火叫好,不止狹隘,而且無知

巴黎聖母院大火後,教堂內部圖片LUDOVIC MARIN/AFP/Getty Images

我一度不知道應該以一種什麽樣的情緒,面對那些因巴黎聖母院大火而幸災樂禍拍手稱快的人們。

從憤怒到不解,甚至於恐懼,最後只能更傾向——悲哀。

哀於他們沒有正常的共情能力,哀於他們被仇恨情緒的輕易裹挾,也哀於他們限於無知和狹隘的盲目狂歡。

對於文明的尊重,對於任何文化遺產損失的惋惜或悲傷,是一種人類共通的認知和情感。正是基於這種共同的情感和認知,我們才可能避免更多野蠻。

分享《新京報評論》評述文章裡的一句話:“我們以怎樣的態度看待文明的隕落,也反映出我們自身的文明程度。”

講述 | 梁文道

來源 | 看理想《八分》

(文字經編輯整理)

巴黎聖母院著火之後,有一些國內的朋友就開始討論:這是不是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報應?那真是“天道好輪回”,於是他們紛紛為巴黎聖母院著火拍手叫好。

儘管今天我們國家幾乎在所有外交場合上都強調,中國要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了,可是我們仍然能不斷看見,今天我們的同胞依然帶著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緒。對此,我一直保持著一種疑問的態度來看待。

1.

它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地標,

文化影響異塵餘生到世界各地

關於巴黎聖母院著火一事,我們從各種各樣的媒體平台,包括官方媒體,都在強調:任何文化遺產的損毀,都是人類難以彌補的共同損失。

也有一些朋友會回應,“儘管這話聽起來很動聽,但我就是無感,我看到聖母院失火,甚至它徹底毀滅,我都不會覺得和我有什麽關係。”

你當然可以對此毫無感覺,但這並不表示你能否認它是我們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

HUBERT HITIER/AFP/Getty Images

所謂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它至少包含兩層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它代表著我們人類作為一個大家庭,所能夠達到的某種共同成就,以及開啟了某種未來的可能性。

以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為例,或者以它為代表的那些歐洲哥特式建築,實際上代表了我們人類技術以及精神文明都曾達到的一種成就高度,這是較為抽象的層面。

另一方面,更具體而言,巴黎聖母院已經不只是法國的一個國家地標,它早已成為一種世界性地標,通過法國文化的影響和投射,其實也異塵餘生到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當然也包括我們中國,甚至被我們的文化所吸收,成為今天文化構成的一部分。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從昨天起被不斷提及的法國19世紀大作家——雨果的名著《巴黎聖母院》,這也是從五四時期以來,在中國文壇留下深刻影響的一部經典作品。

無數的中國讀者曾經讀過它、學習過它,又有無數的中國作者受到過它的啟發,某種程度上,這部作品早已滲入我們自己的血液當中。

即便從藝術上看也是如此,早期曾有許多留法藝術家歸國之後,為整個中國藝術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徐悲鴻、林風眠、瀏海粟等,他們都曾在巴黎聖母院得到啟迪,特別是瀏海粟先生還曾畫過一幅非常動人的巴黎聖母院畫作,那你認為它究竟屬於中國還是法國呢?

2.

“雪恥型民族主義”的焦慮

當然,我相信對於那些叫好的“愛國青年”來說,剛才所說的這些依然沒有什麽說服力。

我實在好奇這種強烈的情緒是從何而來,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政治哲學家劉擎先生,他在十幾年前提出過一個概念——他說,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氣質形態,可稱之為“雪恥型民族主義”

以賽亞·伯林說,民族主義“常常是創傷的產物”,那麽何謂“雪恥型民族主義”?簡單解釋就是,我們國家的民族認同本身包含了一種對於巨大創傷的共同體驗,也就是說,我們的民族團結與情感是透過某些負面元素來引發和鞏固的。

什麽是負面元素?那就是我們平常時而掛在嘴邊的“百年國恥”,它使得我們更加愛國,更加愛我們的民族。而這種愛,最終要達到的目的就是有一天我們能“一雪前恥”。如何雪恥?當然就是自己國家的強大。

理論上看,其實今天我們的國家已經足夠強大了,我們其實應該相當自信了才對,可是為什麽我們仍然會念念不忘這些歷史上的冤罪殺機呢?

這是因為,民族主義總是與時代的變化、環境的要求息息相關。

可能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並不會認為民族主義對我們造成太大的作用影響,但到了今天的語境下,民族主義就再次具有強有力的敘事。

3.

盲目的復仇主義最值得警惕

在這百年國恥的民族記憶之中,有一樣是非常具象的,也幾乎成為我們百年國恥的中心象徵,那就是圓明園。

關於這一點,歷史學家汪榮祖先生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追尋失落的圓明園》。

在這部作品裡,他探討了圓明園百年來的滄桑歷史,以及它在我們中國人心中留下的種種印象。

為什麽我們會對圓明園念念不忘?我們都知道,英法聯軍在1860年第二次攻打北京之時,火燒圓明園這段往事,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記憶和創傷。

但是,對於這一段創傷記憶,或許需要像對待一個患有創傷後遺症的人一樣,我們也需要調整一下,修複自我內心的創痕,來讓我們自己的心態更加健康。

那的確是一次相當痛苦的經歷,但是我們能說那是對所有法國人和英國人的仇恨嗎?

像劉擎先生所述,“復仇主義”(Revanchism)或許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種危險形態。

復仇主義訴諸於一種集體性的欲望:征服敵人來恢復民族的尊嚴、重獲地緣政治的統治地位或者經濟優勢。極端的復仇主義者主張戰爭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來實現民族的抱負。

但是,最深刻的危險不僅僅在於它對戰爭的狂熱或者說反人道主義的立場,而在於它極大地封閉了民族的政治想象與智慧的空間,最終成為一種自我顛覆的運動,將民族引向更為深重的災難與自我毀滅。

劉擎《創傷記憶與雪恥型民族主義》

事實上在當年英法聯軍做出這樣殘暴的行徑之後,歐洲的許多民眾同樣表示極度震驚,想必你也看到許多媒體裡提及,雨果這位法國國寶級大作家,當時就連續寫了幾篇文章,譴責英法聯軍的作為,稱這次火燒圓明園的行動是“兩個強盜的勝利”。

英國國內也有相當多國會議員抨擊他們自己的軍人,怎麽能在遙遠的北京犯下這樣一種對人類的犯罪行為,所以即使我們真要仇恨,仇恨的對象應該是“殖民主義”,仇恨的是殖民帝國,以及認為“強權就可以稱霸”的那種心態,這才是我們應當針對的對象。

它留給我們的真正教訓是,我們自己的國家要能夠堅守一條正義的道路,就算有一天我也強大到那樣的程度,我們也不應當做出同樣野蠻的行為,否則我們和當年傷害我們的凶手,又有什麽區別呢?

4.

記住火燒圓明園的意義,

從不在於宣泄仇恨

說回火燒圓明園,史學家汪榮祖先生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指出,現代中國人之所以不能忘懷一座皇家園林的命運,是因為他們非常困惑,“為何西方人會犯自己訂立的國際法,該法明確禁止在戰時從平民或國家元首手中,掠奪可以帶走的私人財產”,尤其是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那一回,因為列強剛剛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戰時掠奪的《海牙公約》。

可是,它的意義又不應該僅限於此。因為圓明園的淪落破敗,除了西方,也有中國人自己的責任。

英法聯軍撤離沒多久,附近居民就跑進去洗劫木材了。滿清顛覆以後,從軍閥到民國政府,從高官權貴到民間盜匪,更是對僅存的遺跡上下其手,巧取豪奪。

1949年之後,遺址毀滅的過程也並沒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農地與交錯的通路。再來則是「十年浩劫」,圓明園內被砍去了更多樹木,增添了不少工廠,裡面開始養豬養雞種地,整個原有地形也被徹底破壞……

儘管今天我們終於再次想要好好保護圓明園,給予妥善的維修,可是這並不表示圓明園就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有電影拍攝團隊將圓明園內的植被人為染黃,也並未將其恢復原貌;也有進入園區的遊客,仍然在斷壁上、遺址上、樹木上留下種種到此一遊的刻痕,這樣的情況仍然還在各種文物遺跡上發生。

因此,這個故事是複雜的,但它的主旨卻可以很簡單;那就是尊重歷史,珍視我們手中一切寶貴的物質記憶。

5.

巴黎聖母院的建築意涵,

也反映著人性的崇高

說完圓明園,也再提一提巴黎聖母院。850年來,巴黎聖母院同樣經歷了許許多多坎坷。16世紀的法國動亂,以及更重要的18世紀法國大革命,其實都對巴黎聖母院造成過相當大的破壞,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它更是已經呈現出半廢墟的狀態。

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敗落的景象,給予了雨果以靈感,讓他寫出了《巴黎聖母院》這部對後世造成重大影響的著作。也正是因為雨果這本書的影響力太大了,才引起了當時法國人對聖母院的重新關注。

於是,也就有當年引導全歐洲建築恢復哥特式建築潮流的那位偉大的建築師——維奧萊·勒·杜克主持巴黎聖母院的修復工作。

可是,當時歐洲人對古跡的修複也不像今天我們全世界流行的觀念要修舊如舊,而是對古跡進行一定改造。按照杜克對哥特式建築的理解,巴黎聖母院有了新的裝點,比如這次在大火中焚毀倒塌的那座塔樓,其實就是杜克後來加上的。

如果你翻看巴黎聖母院最早的圖紙,你可能會發現,其實今天的巴黎聖母院根本還沒蓋完,這就要說到歐洲傳統大教堂,尤其是哥特式大教堂的一個特色,那就是修建工作會持續幾百年,沒完沒了。

比如全球大概是唯一一個還沒有修建完成的世界文化遺產——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聖家族大教堂,著名建築師高迪的作品,從1882年到現在都還沒建設完成,為什麽這些大教堂怎麽蓋都蓋不完?

一來是因為早期施工的難度,技術工程各方面的條件不如現在先進;而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大教堂常常是由城市中的貴族階級,甚至也有老百姓,大家一起捐錢來建造的。

這些教徒們相信,參與教堂的修建工程對他們個人而言,是靈魂救贖之道的一部分。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那些大教堂其實是蓋不完的,因為每一個年代的信徒,每一個年代的老百姓都會希望再為它加上或者修改部分內容,因此大教堂就不斷在建,建築風格也可能不斷改變,整個不斷修建的過程,恰恰體現了這種信仰的持續性。

今天我們看到巴黎聖母院,其實也已經糅合了諸多建築風格在裡面,並不純粹是哥特式的,有浪漫主義的風格,有文藝複興的風格,也有新古典的東西糅雜其中,而每一個年代的人對聖母院也都會有不同的理解。

到了雨果那個年代(19世紀上半葉),作為一位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啟蒙主義大作家,他看待這樣本來非常具有宗教意涵的建築,卻對它有產生了不同的理解,而這個理解恰恰也就是影響後來法國人對聖母院的一種重要理解——

雨果認為,哥特式建築的崇高,代表著人性可以從無知和邪惡的這種卑下境地,不斷掙扎著往上提升,直到一個人性完善的地步。這是一種非常樂觀的啟蒙精神的體現。

無論如何,今天的巴黎聖母院,已經成為了巴黎的象徵,它幾乎就是法國的中心。所以這兩天我們從各種照片中可以看到,法國人看到巴黎聖母院的焚毀表現出的震驚和悲傷。

有的人整宿站在塞納河邊,對著巴黎聖母院呆視著;有的人忍不住哭泣,還有很多人甚至跪在地上,吟唱聖詩——這都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情感狀態。

我甚至已經不知道該怎麽用語言去形容他們所遭受的和經歷的,只能想起這樣一位巴黎市民,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對我來說,聖母院大教堂就是時間。我出生之前它就已經存在,我小時候進去過,我知道我死了之後它都還會繼續存在。但是現在,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還能不能再走進去看它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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