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聖母院大火，法國舉國悲哀，舉世矚目。朋友圈的大家紛紛祭出旅遊中拍攝的聖母院前廣場、玫瑰花窗、飛簷拱券、滴水怪獸……好了，不要哭了，那些東西都挺平安的。
損毀最嚴重的是尖頂塔（flèche），包括與之相連的木質結構。尖頂塔就是下圖十字相交部分上面的小塔。我認識的一位法國國家建築師發來信息說：木構架全部燒光了，就底下石頭的部分還在……
有著近九個世紀高齡的巴黎聖母院，尖頂塔毀過不止一次，上一次是法國大革命期間。而這次燒毀的尖頂塔，是1860年修複教堂的時候新增的，有96米高，用了近500噸橡木和250噸鉛做成。500噸橡木全部燒光，估計銅、鉛之類的金屬件也無法幸免。
幸運的是，塔上的16尊青銅雕塑（包括基督的12個聖徒和4個天使）全部幸免於難。
意外幸免的雕像
這些雕塑每個有三米多高，近250公斤重。正好在火災發生的5天前，聖母院開展對塔頂雕塑的修復工作，為了方便，先把雕塑的頭拆下來，再用近100米高的吊裝車一一吊下來。
因為這是雕塑放上去之後150年以來第一次修複，當時受到了法國媒體的廣泛關注，誰知5天之後就發生火災，這一舉動成為極具預見性和神秘色彩的保護搶救。
難道，是聖徒和天使的離開，讓聖母院失去了保護神嗎？
可能還真是。
這12位基督聖徒雕塑裡，有一位是1860年修複巴黎聖母院的主持建築師“假裝”的。
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是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建築師之一，他是當時法國文化部建築遺產普查負責人梅裡美（即寫過《卡門》的著名作家）的朋友，在梅裡美的邀請和支持下，他對破敗不堪（還被拆除了尖頂塔）的巴黎聖母院進行了修複。他按照自己的美學標準，對很多部分進行了重新設計，包括新的尖頂塔和增設的聖人雕塑。
也許他想和聖人、大教堂一樣永生不死，也許他為聖母院傾注了很多精力希望一直守護它，總之，他用自己的面部形象充當聖托馬斯的臉藏在了門徒之中。
卻沒想到，一別永訣。此次雕塑修複的預計周期是到2021年，杜克再回來時，不知作何心情。
曾經的毀滅與重生
巴黎聖母院始建於12世紀初，最初的保護神就是聖母（Notre Dame）。歐洲的中世紀是宗教的時代，聖母的宗教感召力讓人們在幾百年間用最大的熱情和信仰將財富、文明與藝術的精華貢獻給教堂。
隨著現代的臨近和宗教的沒落，聖母不再能夠保護聖母院。16世紀前後，“印刷術第一次殺死了建築”：航海時代的商貿擴張使近代文明脫離了宗教時代的封閉性，逐漸放棄了建築作為主要載體。至19世紀初，巴黎聖母院已經破敗到即將被推倒夷平，以迎接新的時代。這時，雨果又用印刷術拯救了巴黎聖母院，同名小說的成功讓全社會第一次用不同的眼光關照這座建築，修複的工作才得以啟動。
新的保護神，與其說是勒-杜克，不如說是現代文化遺產觀念和遺產運動。
“公共遺產”觀念在18世紀之前是不存在的，因此法國大革命期間出現了很多破壞紀念性建築和貴族階層建築的行為。
而以雨果為代表的文化人士，以浪漫主義的觀點看待現代時空中這些“人類共同的財富”，提出了應該對它們采取保護的態度，以尊重其中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從此，傳統建築物不再是具有使用功能的房子，它們獲得了新的關注、地位和存在方式。
法國在1834—1860年之間在幾乎全國國土範圍內組織實現了歷史建築調查，記錄和收集了相關資料並展開了部分修復工作，為一個世紀以後的文化遺產普查工作體系奠定了基礎。
1978年建立的建築遺產數據庫 “梅裡美數據庫”中，保存了巴黎聖母院自身及其中各種被列為遺產級別的建築物和家具的信息。
同時，法國中央政府及其派出機構保留了重要文化遺產的督察監管權力，並建立“夏約學校”（L'?cole de Chaillot）作為遺產教育與培訓機構。然後就是通過遺產基金會和各種專題性的遺產協會組織為遺產提供支持。同時，一直有新的遺產在被認定。
有了這些神器，建成遺產的地位和價值被固化下來，並呈現擴大的趨勢。
然而，一把大火就把聖母院又一次推到生死線上。
這次大火之後，文化遺產領域還將面對兩個重大問題。
“修舊如舊”還是“修舊於今”?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修複物質性的遺產。
我們今天對物質遺產“修舊如舊”的共識來源於《威尼斯憲章》。簡單地說，就是在沒有依據的情況下，修複不能任意為原遺產增添新的元素。在原建築上加個新雕像，把它的裝飾變個風格？不行。按這種理念做的修複，力圖消隱修複者的工作量。
在杜克修複巴黎聖母院的時代並無固化的遺產觀念，大家對遺產是什麽、具有什麽價值、應該怎麽保護，並沒有共識。杜克最著名的是他的遺產修複理論：“修複一個建築，不是維修它，也不是修補或重造，而是將它重建為一個前所未有的整體狀態”。這種理念承認時空的變遷和人事的代謝，“修舊於今”， 動態的修複和創作空間得到了保留。他與聖徒雕塑的合體，就是這種“不薄古人愛今人”的勇氣的體現。
火災之後，人們又在一次站在歷史的岔路口，面對勒杜克曾經的問題。修舊如舊還是修舊於今？舊是何時之舊，新是哪年之新？遺產的時空二重甚至多重性問題被推向極致。當杜克的聖人雕塑再回大教堂時，站在什麽位置才讓古人和今人都不尷尬、不負累？
3D數字化，是救贖還是死亡？
火災之後，大家問的最多的是，巴黎聖母院是否已經完成了全面的數字化，我們是否需要擔心中國大量還未數字化的木質古建築？還有人說，某基於遊戲場景設計的建築考察建模將為遺產重建提供大量支持。
所以，遊戲建模和數字化遺產展示設備將拯救建築嗎，還是殺死建築？
別忘了，除了哥特式的建築結構和裝飾，巴黎聖母院還是法國文明的空間起點，是巴黎城市的地理開端、法國國家道路的原點；站在巴黎聖母院的鍾樓上，可以遠望聖米歇爾山的雪白，可以近看蓬皮杜的紅黃藍。
建築與時空文脈的聯繫和三維空間感，深深植入在人類的基因裡。
數字化手段保留的對象信息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遺產本身塑造時空和人心的主體性，這非實物不能實現。如果把巴黎聖母院比作法國人的家譜，那它是一份八百年間不斷手抄記錄的羊皮紙卷；抄寫出的物質對象是遺產，抄寫的儀式本身也是遺產的一部分。可是羊皮卷不耐火，咱們把它在政府做成電子檔案吧？這份家譜上世代信息保留得可能更加精確，但大家已經與它的生產過程沒有關係了。也就是說，數字化的遺產信息隻提供對過去的說明，和當下的時空是脫嵌的。
至於遊戲公司在幾年前采集到的巴黎聖母院數據，會在修複中有多大的用處，還要看到時如何選取修複原則、是否決定“修舊如舊”。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是美好，“u盤是凝固的建築”則是噩夢，因為建成之物體現的是人類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認知和創造能力，數字化便是對建築遺產的降維打擊。也許按照《三體》的說法，只有主動降維才能求取生存。也許從某種意義上講，永生就是已死。
巴黎聖母院的下一個保護神，在哪裡？
也許是一種新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遺產觀念，不求永生，但求常青。
作者：范冬陽
編輯：luna，odette，李小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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