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中國大學教師的“生命”：教學可以糊弄，論文越多越好

取消“清考”制度、加強對畢業論文的管理、學分不達標的大學生要轉為專科生……不管是身為承受者還是圍觀者，近段時間關於大學各種“嚴出”的提倡，讓不少大學生瑟瑟發抖。

11月3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在2018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年會上表示，大學要在學生、教師和學校整體方面實現三個“一去不複返”。

這一次的警鍾，不再只是敲給學生們聽了，更對高校的教師做出了相應要求：

“一部分教師‘認認真真培養自己，稀裡馬虎培養學生’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學者那麽多，人人都有問題。”

2018年10月24日，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梁瑩被推上風口浪尖。

據《中國青年報》當日的報導，在過去幾年的時間裡，梁瑩發表在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等學術期刊數據庫中的120多篇論文陸續被從網上刪除。

或因涉嫌抄襲，或因一稿多投，為了掩蓋從前的“錯誤”，甚至連她自己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在網頁上都變成了“404”。

論文雖然消失了，但在這些“錯誤”還未被發現之前，它們著實給這位39歲的青年教授帶來了諸多學術光環：

南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後、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訪問學者、2009年起在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任教、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計劃入選者……

除了被曝學術不端，梁瑩也曾因教學態度差、課堂太水也被南京大學的學生聯名舉報。

上課時處理私人事務、玩手機，或者直接缺席課堂，讓其指導的研究生，甚至是自己的父親來代課。然而到了教學評估時，卻要求學生給她打高分，違背者，則會相應地受到她的低分處罰。

面對課堂，她擺出的是一副“我上一學期的課還不如去外面一次講座，一小時好幾千（元）了”的不屑，而關於學術方面的指控，她似乎也表現得不諱，“你這樣查，全中國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導都有問題。”“如果你這樣追究下去，所有中國的學者，那麽多，人人都有問題了。”

不僅“稀裡馬虎培養學生”，甚至連“認認真真培養自己”都沒做到。在中國的大學裡，梁瑩只是僥幸名利雙收，又不幸被舉報揭發的唯一嗎？

論文，大學老師的生命

梁瑩東窗事發後，不少學者紛紛在第一時間同其切割。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謝宇事後發朋友圈，表示他和梁瑩沒有關係，並且“當年讓兩位學生審了她的文章，決定不接受她去密西根訪問。”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趙鼎新教授也向《知識分子》說明，“她不是我邀請到芝加哥大學的，也不是我的博士後。我與她就接觸過一次，此後又通過幾個email，感覺實在不好。”

一人出事後，便如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又避之不及，梁瑩的個人職業操守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待到事態平息、罵聲漸緩之際，梁瑩口中的那些“很多都有問題的教授、博導”，似乎便能在唇亡齒寒後一陣子之後長舒一口氣。而真正要害的問題——這樣的學者為何能夠晉升無阻，並且長時間盤踞遊刃在高校、學術界，卻依然被忽略了。

事實其實就像梁教授說的那樣，上課一成不變念PPT、論文成果高產驚人、自高自大的教授們多了去了。若是她的囂張氣焰能壓一壓，上課能認真點，對學生的態度再好些，說不定風評就完全相反，變成德才兼備、良師益友了吧。

當論文發表成為衡量高校教師科研成果的最重要標準，當科研成果成為教師考核和晉升中過分重要的一環，當“高水準”的教師能轉化成該學院及學校的財政支持——

教學可以糊弄，論文只要發出去就行，越多越好，這就不難理解，大學和老師們為了給論文成績錦上添花，煞費了多少苦心。

發展百餘年的中國學術制度

近代中國大學的學術發展百年，當年推動學術制度化和規範化、確立教師教銜制度，力求實現“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蔡元培先生若看到今日之學術亂象，不知心中會是怎麽個滋味。

近代大學誕生以前，學術的組織化、制度化管理尚不成熟。1917年，教育部頒布《修正大學令》，是為高校教師管理體制的發端之一。直到1927年，國民政府頒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正式設定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級，這一體系沿用至今。

今昔之大學，再難同日而語。

新中國成立後，在當時的環境下，探索階段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向蘇聯學習，教師被納入了國家幹部體制，政府集大學的辦學者、管理者於一身。

後來，到了20世紀末，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擴大高校自主權的呼聲不斷加大，但與之相伴的，是大量的經濟補貼湧入人才市場，各類“人才計劃”、“學者工程”遍地開花，高校科研也被抬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經濟發展之需對高校科研提出了高效率和加速前進的要求，教學成果與社會評價又相對難以“量化”，加上長期行政化的裹挾，大學老師們便一步一步被推上了如今這條“考核重科研業績、輕教學成果”的攀升之路。

由此也催生出了論文代寫、專著掛名等生意，有的價格高達幾萬元，卻仍有教師覺得“花一年工資發論文都值”。

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許紀霖曾指出，“對於絕大部分中國高校來說，今日的人文學科實行的是一種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導型的學術評價體制。”沒有達標的論文數量、沒有權威期刊或核心期刊的加持，意味著很難突破行政上的桎梏，獲取更好的科研資源。

遙想當年，既無學位又無著作的陳寅恪被吳宓力薦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一度被話為奇跡。

沒想到將近百年後，取而代之的，是一朵朵“枝繁葉茂”卻攪渾大學池中水的奇葩。

沒有停止過的改革

《法制日報》數據顯示，1997年至2017年，國內新聞媒體總計公開曝光了64起學術不端典型案例。

也是在今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聯合發布《關於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

其中，教育部需重點清理的範圍，就包括了學科評估、“雙一流”建設、基地建設、成果獎勵、人才項目等活動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並指導和督促所屬高校清理內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

2016年，教育部頒布《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對學術不端者，施以通報批評、終止或者撤銷相關科研項目、撤銷學術獎勵或者榮譽稱號、辭退或解聘等處罰。次年，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印發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指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中申報教師一旦被發現弄虛作假、學術不端等，撤銷其評審聘任結果。

那時候，梁瑩還是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教授，雖被學生吐槽課太水，也不妨礙著有100多篇論文的她，在2017年入選了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年年都有人說，學術醜聞被曝光後，買論文評職稱的潛規則可能要終結了。

但只要這條路還在，還有諸多坑窪未能填修，還有千軍萬馬往上擠，很難說現實會有多樂觀吧。

今日作者

秋褲

編輯 | 阿明

排版 | 酷子

*未標注圖片來源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