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彭美琪
指導老師 | 唐錚
美編 | 馮淙萱
屋外長了一棵巨大的銀杏樹，天色陰沉，地上鋪滿了落葉。林枳和她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們分別站在不同的屋子裡等待“宣判”：如果房子裡的燈滅掉，就不能再活下去。她聽到旁邊屋裡的女生聲嘶力竭，“只要我還活著，我絕對不會讓這個燈滅掉的，你們相信我好嗎？”
這是林枳一年以來反覆做的一個夢。
林枳是中國人民大學的大四學生，一年前確診重度抑鬱。每次醒來，她回憶起夢裡的自己麻木地站著，不明白隔壁為什麽要如此努力地掙扎。“但是又會想，如果這樣做能活下去的話，也挺好的。”
像林枳這樣自幼成績優秀、名校光環加身，卻患上嚴重抑鬱症的人越來越多。在外界眼中，這些優秀的年輕人是“別人家的孩子”，是未來可以大有所成的“天之驕子”；而他們自己卻迷茫、焦慮、找不到存在的意義，越來越多的人在自我詰問中墜入痛苦的深淵。
“天之驕子”的痛苦
大三的冬天，林枳發現自己沒有任何想做的事，渾身的力氣都被抽走，覺得一切都沒有意思，生活像被按下了暫停鍵。經過北京回龍觀醫院確認，她患上了重度抑鬱症。
在此之前，林枳反覆陷入到一個問題中：到底什麽才是我真正想要追求的東西？
林枳來自某高考大省的三線小城，高中時，學生們會被按照成績分為若乾等級，只有最優秀的一小部分人才能進入“火箭班”，獲得“專屬學區”——校園中心位置最高的一座四層實驗樓，這座樓三層以下都是空的，只有頂層的兩側是教室。
胸前校牌上大大的標誌，將火箭班的學生和其他學生區別開來。火箭班實行流動製，林枳有一次月考沒考好，年級主任將她叫出去批評“如果你掉出前八十名，還能掛著這個校牌嗎？”林枳知道，比起失去這個“標誌”，大家更害怕搬著東西從中間這座高樓走出去，面對眾人的目光。那是一種“虎落平陽”的感覺，意味著自己是競爭中的失敗者。
課間是不允許大聲聊天的，只能睡覺、學習、接水和上洗手間。假期是沒有的，高三的春節隻放了三十和初一兩天，其他的時間用來寫作業、上各種輔導班、上自習。在上大學之前，林枳沒有時間去考慮自己真正是誰，想要什麽。之所以要考最好的大學，是想讓周圍的人看得起她，“想讓他們眼中的我是很好很優秀的。”學習是唯一可以證明自己的途徑，也是唯一可比較的標杆。
林枳所在高中，高三學子每年都被要求參加“激情勵志報告會”。（受訪者供圖）
終於，林枳從高考的千軍萬馬中成功廝殺出來，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那一刻，她覺得自己“終於揚眉吐氣”。
但來到大學之後，林枳發現自己的認知逐漸被顛覆。
最大的衝擊在被選拔進學校的英語實驗班之後到來。課上，老師會播放原音新聞作為聽力練習，同學們聽一遍就能開始討論，而林枳只能零星地捕捉到幾個單詞；口語交流中，同學們滔滔不絕，而她只能乾巴巴地插上一句“Yes”。“我覺得我就是‘小鎮做題家’，我只會做題。”
更大的震動是，她本以為“實驗班”應該是一個像自己高中一樣，專門培養最頂尖應試型選手的地方。但在上課過程中，她發現自己和周圍同學格格不入：他們在談論的影視劇、音樂，自己從未聽說過；他們的娛樂方式、生活各方面的觀念，都與她截然不同，這讓林枳感到非常自卑。班主任是一位40歲的單身女性，她曾經換過許多份工作，並打算教完林枳的班級就辭職環遊世界。
以快樂為第一要義，大膽嘗試、做選擇，並忠於自己的每一個選擇，這一切都和林枳人生前十八年接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
結課後，林枳終於逃出了那個令自己不適的圈子，但一些從未有過的概念開始覺醒、發芽。“他們讓我看到，原來沒有什麽事是‘必須要做的’，但我之前一直認為，如果要保持優秀，就必須放棄自由。”
事實上，在同學朋友眼中，林枳一直是優秀的。她能給室友講高數題、用英語辯論、拿獎學金、接近3.8的績點排名班級上遊、有一手好文采、出版自己的網絡文學作品……但林枳覺得，做這些事僅僅會讓她被別人“看重”，而無法讓她發自內心地擁有任何成就感。“原來支撐著我保持優秀的動力沒有了，但我又沒有自由的原生種子。我既不優秀，也不快樂，只是一條憂傷的鹹魚。”
最糟糕的時候，她有過不受控制的自殺意念。“像一個沒有在走的鍾，好像掛在牆上也可以當做裝飾，但是存在又沒有意義，摘下來也不是不行。”
林枳的處方箋和病歷單。（受訪者供圖）
針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谘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最早提出“空心病”一詞。儘管“空心病”並不存在於《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中，卻是這些頂級高校年輕人當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現象。
徐凱文認為，“空心病”可以被稱作“價值觀缺陷所致心理障礙”，這些優秀的年輕人從小都是最好、最乖的學生，成長過程中沒有明顯創傷，生活優渥、個人條件優越，卻感到內心空洞，缺乏支撐其意義感和存在感的價值觀，不知道自己要成為什麽樣的人，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孤島一樣，感覺不到生命的意義和活著的動力。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谘詢中心主任胡鄧23年來為1萬人次做過心理谘詢。做谘詢的這些年，胡鄧能明顯感覺到，相比普通學校來說，名校學生出現抑鬱症的幾率會更高。“內在沒有力量，外在沒有目標”是他給這類年輕人總結出的共性特徵。“很多人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喜歡什麽？未來想要做什麽？”
阮東靈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大三。高考填志願時，以一分之差與嚮往已久的經濟學專業失之交臂，大學前三年，去經濟學院讀研一直是支撐他的目標。在已經就讀於某“雙一流”專業的情況下，他又輔修了一個經濟學學位。最繁忙的那個期末，他要在三周內考完59個學分的課程，最多的時候一天連答八個小時卷子。紅牛喝了三箱，熬了不知多少個通宵。
然而在大三第一學期的期末後，他突然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規劃。他發現自己對經濟學專業說不上熱愛，甚至以後也不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一直想讀經濟學研究生的目標似乎只是一份執念。然而，三年來為了這份執念，阮東靈像一個超負荷運載的機器，很多次在上課期間突然想嘔吐、暈眩、喘不過氣，平時沒有食欲，稍微吃一點東西就會乾嘔很久，曾經一學期暴瘦十幾斤。
還有一位來做心理谘詢的學生，從南方一所著名高校的統計學專業保研到了人大的統計學專業，但他喜歡的並不是統計，而是人類學。被問到當初為什麽要讀這個專業時，學生回答：“分夠啊，要是不選統計就虧了。”事實上，他不想做統計相關的工作，拿著別人豔羨的名校文憑，卻“除了統計，不會別的”，感覺自己無路可走。
胡鄧解釋， 當一個人生存和生命的整個意義是被外界賦予的，而不是自己內心真正發散出來的時候，一旦達到階段性目標，就會崩潰。“從小爹媽就訓練他要出眾，學習成績要好，要上名校，但他自己的人生意義在哪裡，價值在哪裡？”他在論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困境與思考》中寫到，70後、80後、90後、00後的心理行為特徵大不相同，現在的年輕人會把人生的全部意義放在某個“單一的支點”上。“90後、00後一代的學生整體都有這個問題，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被馴化的線性思維
“書籍最危險的特質或許在於，它們總是順從一條固化的、線性的道路。讀者無法以任何方式控制敘事……一種被動性會被廣泛植入我們的孩子，令其感到自身無力改變周圍的環境。”美國作家史蒂文·約翰遜曾經作過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幾百年前人們首先發明了電子遊戲，而書籍反成為兒童市場上姍姍來遲的文化產品，或許它會遭受批評。
約翰遜認為，當閱讀不是一個主動的、富於參與性的過程，而是一個惟命是從的過程，孩子自主意識的養成將會受到影響。因為書中的顯性知識被放在第一位，而不像在玩遊戲時那樣，孩子能學會思考、解決問題、做出決策，建構和探索世界。
十幾年的應試教育、考試和做題，同樣強化了這種“給定唯一結論而忽視選擇自由”的思考方式。一些優秀的學生往往寧可在前人趟過的同一條路上走到黑，也不能接受任何偏離大路所可能帶來的風險。
高陽從小到大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大學順利考上了清華某工科專業。上大學之前，她期待能擁有不錯的成績，打打排球，交一個男朋友，參加豐富多彩的集體活動，“什麽都能做得很好”。
但第一個學期結束後，高陽的績點慘淡，她在朋友面前大哭了一場，覺得關於大學生活的美好幻想全都破碎了。“我是不是幹什麽都不行？”反思之後，她認為是自己“過得太自由，導致了掉隊”。
從此，“掉隊”成了高陽最害怕的事，恐懼和擔憂無時無刻不在支配著她。
高陽開始模仿身邊很厲害的“大牛”——他們似乎不需要睡眠，教室-食堂-宿舍三點一線，每個人在自己的小工位埋頭做科研，一整天沒有人說話，甚至到凌晨兩三點，有些屋子的燈依然亮著。這些人早早發了十幾項專利，將各種榮譽稱號、獎學金收入囊中，生活是格式化的。
午夜十二點，清華大學某實驗室的燈依然亮著。
高陽小心翼翼地完成一個接一個的任務，用高考數學的邏輯去要求自己：不能出錯，不能脫軌，這題完成後馬上下一題。“高中時自己偷偷放鬆一個下午會有負罪感；但現在哪怕只是午覺睡了一個小時，起床後都會特別焦慮。”
直到長久以來積攢的壓力爆發出來，她被確診輕度抑鬱，焦慮為主。
高陽回想起來，覺得自己從沒真正掌控過任何事情，二十幾年的人生一直在被push，被催促，被無數明晃晃的deadline和隱形壓力推著走。“我停不下來，也不知道怎麽才能停下來。停下來讓人害怕，走下去讓人恐懼。”
阮東靈也經歷了從自信到自我懷疑的全過程。剛上大一時，他不擔心績點，也沒開始輔修，感覺自己“很了不起”。大一下學期，準備了很久的某個校內人才選拔項目落選，給“驕傲跋扈”的他帶來了不小打擊，人際關係也四處碰壁。開始高強度的輔修後，有一次因為任務太多，一門課的作業他只好敷衍了事，被任課教師狠狠訓斥：“你配做這裡的學生嗎？”從那之後，他就開始有了明顯的抑鬱表現，經常手抖，毫無征兆地開始煩躁、哭泣。“擔心這門課不及格，這學期的課不及格，掛科不能順利畢業，不能活下去……總之就是擔心後面的一切。”
最繁忙的期末，阮東靈會在筆電上一遍遍寫為自己加油打氣的話。（受訪者供圖）
大三放寒假前，阮東靈本想快點畢業回家就好。但在家想了一個月，還是決定去考研。“連許多專升本的學生都能夠成功‘上岸’（考上研究生），我不能落後，不能認輸。”
“爭強好勝，喜歡和別人比較，這成為我痛苦的來源。”阮東靈發覺自己明明很厭惡被無數任務推著走的焦慮感，但只要稍一閑下來，又立刻會陷入焦慮。
因此，阮東靈會把自己的時間塞得滿滿當當，他喜歡做題，喜歡考試，喜歡讓大腦飛速而機械地運轉，卻討厭上課、看書、讀文獻，以及一切需要思考的工作。以最快速度消滅一個個任務，能帶給他滿足感和心理上的暢快。
害怕掉隊，“一步錯、步步錯”，這種線性思維經常被胡鄧在課堂上批判。“這就是十幾年被訓練出來的，典型的農耕時代、工業化機械生產思維。”胡鄧說，“孩子從小被訓練出這種思維以後，他會覺得自己肯定應該比別人更出色。當心理行為模型是被訓練的結果，孩子已經把這種價值觀內化成自己行為規條的一部分，希望自己能像永動機一樣跑起來。”
刷績點、刷綜測、刷實習，每個人無論在做什麽，目的總是相同的。如果一門課的平時成績主要取決於課堂回答問題的表現，那節課的同學們總會爭先恐後地舉手，每個人都要說一遍差不多的答案。系裡有的同學，會刻意把比較“硬核”的專業課退掉，大四時再選，以此讓自己拿到的績點更為漂亮。
阮東靈把一個專門分享名校保研、考研經驗平台上的發帖人當作自己的標準，將列出的條件逐一比對。聽到身邊的同學去實習的消息後，他覺得無比焦慮，認為自己只顧埋頭讀書上課，是個十足的廢物。“生怕哪一項沒做完，可我真的已經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了，為什麽還差這麽多？”阮東靈把那些成功者當成一把刻度尺，似乎如果無法嚴絲合縫地走他們走過的路，就覺得自己一事無成。
對此，胡鄧分析，“很多孩子高中時是第一，到了頂尖大學發現自己不再是第一了，就很容易崩潰。他覺得生命的唯一目標是超過別人。這可能是現在高校出現大量抑鬱學生的原因之一。”
系統的合謀
當林枳試圖從競爭體系中抽身而出，她發現這需要巨大的心理力量。
家人認為她“不求上進、不正常”，好朋友認為她在說謊，在“偷偷努力”。來自外界的壓力和不理解、理想和現實之間巨大的割裂感，讓林枳的清醒變成了痛苦。“我覺得人和人追求的東西可以不同，但當我和別人傾訴我真正想要的東西的時候，就挺自卑的，因為大家追求的都不是這個，好像我追求的東西更低級一點。”
林枳開始複盤心態的成因。她回憶起高考後，自己一度認為發揮失常，打算複讀。沒想到放榜後，成績比預料得要好。“我爸如釋重負地跟我說，在我成績出來之前，他以為我考差了，都沒臉跟其他人說我今年高考。”
“這些年來，我父母最常傳遞的理念，就是成績永遠要擺在第一位。”
初中起，母親就會關注林枳大大小小的考試成績，把每次的年級排名列印出來寫寫劃劃；每逢家長會，都會找老師了解各種問題。高中時還專門在學校旁邊租了學區房陪讀，每晚下班後都要開車過來，三年下來，房租和油錢都是不小的一筆花銷。
林枳所在高中召開級部家長會。（受訪者供圖）
林枳記得母親跟自己講過好幾次開車路上遇到的困難，“意在告訴我她多麽不容易”。她所在的高中每周隻放一晚上的假，林枳看手機的次數多了，母親就會和自己吵架。“別人在家學習，你看手機，我看你將來就不會有什麽出息。”“xx家孩子學到晚上一點，你就只會看電視劇。”
林枳的母親年輕時學習很好，但沒有大學學歷，母親將自己只能做一輩子普通工人的人生經歷歸因於此，直到現在她還能清楚記得班裡每個同學的成績。這份耿耿於懷讓她把對學歷的嚮往寄托在林枳身上。
林枳就是母親最大的驕傲，她常常在參加完朋友聚會後對林枳說，“他們都特別羨慕我女兒考上了人大。”哪怕林枳上了大學，她也時刻關注其他家孩子做科研項目、參加比賽的動態，經常提醒林枳要把學習放在第一位。
得知林枳確診重度抑鬱時，母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提出來北京陪讀的要求被林枳拒絕之後，母親開始變得小心翼翼，她曾短暫流露出的疑惑還是被林枳捕捉到：你是不是在為不求上進找借口？
林枳覺得，母親無法接受她“不想優秀下去”這件事。如果自己不再是競爭中的優勝者，母親長久以來在同輩人面前的心理優越就會被打破。
學校心理谘詢中心的來訪者背後，像林枳母親這樣的家長隨處可見。“這些家長的愛是有條件的愛，你一定要有出息，你得拿好的成績來回報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家長想要孩子去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也是想要展示給別人看。”胡鄧分析，家庭的養育方式導致人格結構偏差，最後在呈現上就是心理問題。“當孩子想按照內心嚮往的方式去生存、成長和發展，但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評價標準的干擾。這個時候就會很矛盾很衝突。”
但追根溯源，這些優秀的學生被抑鬱症折磨，家庭只是壓力層層傳導中的一環。
1999年，教育部頒布《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大學擴招計劃由此開啟，普通高校錄取率從1998年的34%猛增至2002年的61%，此後逐年穩步增長。儘管擴招使更多的人有機會走進大學，但優質教育資源仍然相對稀缺。據教育部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名單》，我國1272所本科層次高校中“雙一流”大學佔比11%，而“一流大學”則僅有3%。即使在高等教育資源豐富的北京、上海等省份，“985院校”錄取率也不超過6%。
考進“好”的大學取代“考上”大學，成為許多學生和家長的目標，升學壓力自上而下蔓延。
如果將視角拉得更大，過去三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三十年，1990年的GDP總量僅為1.87兆，2020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01.6兆。整個社會就像一輛疾馳的列車，所有人都在往前趕，都不想成為被甩下的那一個。
如果把影響這代年輕人的同輩、家庭和社會因素看作一個環環緊扣的系統，那麽處於社會焦慮、壓力鏈條最底端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出問題是全社會合謀的結果。
高速發展的社會帶給家長焦慮，家長把階層躍升和鞏固的希望寄托於教育。帶著這樣的沉重使命，學生只能被異化，失去內心本身的意義感和價值感。就像《優秀的綿羊》裡所說的那樣，“就算是那些曾經贏得無數獎項的最成功的學生，他們也會在某個時刻停住腳步思考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們三四十歲的時候，他們是社會公認的有成就的醫生、律師、學者、商人，但他們往往讓人感到，他們不過是一群在終身競爭的集中營裡茫然的生還者。”
理想主義
胡鄧明顯感覺到，2010年以後，學生的抑鬱呈現度逐漸在上升。此前，有抑鬱傾向的學生在每年的谘詢量中可能隻佔8%到10%，現在慢慢已經升為了30%到40%。
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等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的研究文章顯示，中國抑鬱症的終身患病率為6.9%，精神障礙終生患病率為16.57%。而在1982年國家衛生部進行的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中，精神障礙終生患病率僅為1.269%，抑鬱症並非精神衛生工作中防治與研究的重點疾病。另外，2017年，中國疾控中心周脈耕等人發現，1990~2017年期間，抑鬱症患病率從3224.6/10萬人上升到3990.5/10萬人，增加了24.7%。抑鬱症已成國人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
胡鄧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GDP快速增加，人們生物學本能中對資源和地位的掌控欲被調動。教育被賦予了改變命運的功能，家庭對孩子成才的期望變高，推力越來越大，孩子從小被訓練去做更高、更強、更好，而忽略了內心感受和自我創造力、感知力的培養，形成了‘空心’。一旦達到一個階段性目標的時候，空心一塌就是抑鬱症。”
他回想起自己上學的時候，“趕上了計劃經濟的尾巴”。而現在的年輕人缺少這樣的容錯空間。一位人文社科學院院長多次跟胡鄧講，想恢復上世紀90年代校園的樣子，一個很溫暖、柔和、浪漫，有生活氣、煙火氣的地方。可胡鄧覺得，這個目標過於理想主義，“我做現實谘詢，我知道真的回不去了。每個同學在想，我現在去路邊彈吉他、唱歌、撩妹，他在那邊考證，畢業的時候我能彈著吉他去找工作嗎？他的GPA（學分績）3.7、4.0，我2.8，能去跟他PK嗎？”
胡鄧認為，抵抗抑鬱症最好的方法是對世界充滿好奇，而這種感知力需要培養。
從2003年起，胡鄧開設了《自助旅行與心理素質教育》課，“培養對世界的好奇”是課程唯一的目標。他和同學們分享自己在世界各地背包旅行的各種奇妙經歷，鼓勵學生們勇敢地去追求想要的生活和夢想。100人的課堂名額每年都爆滿，甚至有搶不到課的同學站在過道上聽。課上，胡鄧會讓小組同學互相介紹家鄉；期末作業則是小組共同製作攻略，完成一次背包旅行。“我要讓同學們把腦子打開，把觸角打開，看到生命有很多種可能性。”
旅行課的固定環節“扎飛鏢”，同學們需要根據飛鏢在老北京地圖上標記到的方位，以小組為部門完成背包旅行。
配著節奏明快的音樂《Counting stars》，胡鄧給學生們播放自己在澳洲高空跳傘的視頻。在當時的項目裡，他選擇了高度最高、危險性最強的一種——先進行高空自由落體，快接近地面的時候再開傘，底下的同學們發出陣陣驚呼。除了高空跳傘，還有蹦極、潛水、滑雪.....胡鄧一邊展示自己拍攝的照片和視頻，一邊像講段子一樣介紹背後的故事，幾乎沒有學生躲在筆電電腦後，埋頭做自己的事。這樣的場景，在大學選修課堂上並不多見。
大二學生小樂已經修滿了選修的學分，但她仍然在課程表排滿的當天，搶到了胡鄧的旅行課。她最大的感觸是，除了上課和學習之外，這個世界還這麽美好，有很多東西值得去探索。選到課的大三學生顧酒也覺得，一定程度上，這門課是可以讓人短暫逃離內卷、忘記焦慮的地方。
胡鄧還會請來各種“稀奇古怪”的嘉賓分享自己的旅行故事：專門搞背包旅行的南開大學化學系學生；騎著自行車去拉薩的油畫家；去旅遊網站工作的名校畢業生……
有一些學生來做心理谘詢，聽取了胡鄧的建議去背包旅行，走出去之後，抑鬱狀態慢慢得到好轉。但在林枳看來，即便她想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也仍需要一定的經濟來源和社會認可。而要想擁有這些，還是只能順著社會的評價標尺往上爬。“我總要吃飯的，飯吃得不好、不夠高級，又會被我媽嫌棄，還會有peer pressure（同輩壓力）。”
胡鄧也知道，他的課堂只是讓人能夠暫時逃避的地方，聽完課後，能夠將“好奇、自由”的宗旨真正貫徹到人生中的學生只是極少數。他會向同學們表達自己的糾結：“我在這邊教你們出去‘浪’，那邊‘卷’得那麽厲害。你們現在玩，等到該買房的時候沒錢買房，又會怎麽想我？”
在中小學給家長開辦心理講座的時候，胡鄧經常公開反對逼迫孩子爭第一的做法。他從不給自己的孩子報輔導班，給孩子制定的目標是達到平均標準，不必爭前幾名，只要掌握基本的生活知識和技能。但他也承認，這樣的教育方式需要起碼的經濟基礎，以及家長內心的富足。
與這個龐大的群體相比，胡鄧的這些努力只能說是滄海一粟，遠不能解決問題。
2020年9月11日，國家衛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首次在制度層面，關注抑鬱學生群體。但沒人知道怎樣才能讓中國社會慢下來，無數個家庭投入這片洪流，為孩子織就一張張細密的網，沒有人能全身而退。
抑鬱症讓高陽無比堅定地想要擺脫現在身處的壓抑沉悶的氛圍，追求輕鬆快樂的生活。她覺得現在唯一能讓自己慢下來的事就是學習德語。
每周在固定的時間登入網課，和同學們連麥，嘰嘰喳喳大聲朗讀課文，這和在學校上課的狀態完全不同，讓高陽感到難得的放鬆和愉悅。她決定去德國留學，或許嘗試換一個新環境，打破現在的狀態，會給自己帶來好的改變。
林枳覺得對她而言，結束這一切是唯一的辦法。苦於找不到比較“理想”的死亡方式，她希望自己患上一種慢性的絕症，在25歲到來之前死掉。
她會反覆夢到一些重要的東西散落在遊滿鯰魚的水池，一直撈卻撈不到；還有關於死亡的意象，全部考研的人都慢慢地從山頂下來，她和朋友走散了，天上飄著大雪，耳邊是一刻不停的挽歌。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林枳、阮東靈、高陽、小樂、顧酒均為化名
*頭圖來自網絡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