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教授王冀青省圖受熱捧

千年敦煌，從西北大漠款款而來，前段時間，河北博物院的“敦煌不再遙遠——走進河北”展覽讓參觀者感受敦煌石窟的壯麗恢宏，品味千年佛國世界與平凡眾生的生活故事。開展三個多月，每天都有大量遊客前來一睹古老敦煌的風姿。余味尚在，6月15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王冀青在冀圖講堂帶來了以《敦煌文獻的發現、流散與保護》為題的專題講座，吸引了大批觀眾前往，講座剛一結束，王冀青就被一群觀眾圍住，要求合影並加微信。

王冀青簡介

王冀青，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1978—1985年在蘭州大學歷史系學習，1985年留校任教。1989—1992年先後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大英博物院檔案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日本東京東洋文庫研究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亞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任訪問學者、研究員，主要研究絲綢之路探險史與海外藏敦煌文物。1995年任英國科學院王寬誠基金研究員，在牛津大學整理、研究斯坦因絲綢之路考古檔案。2000年後十餘次赴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哈薩克、烏茲別克、伊朗、土耳其、希臘、意大利、梵蒂岡、荷蘭等國考察絲綢之路。已發表各類中、英文論著180篇（部）。

現場

講座後觀眾遲遲不願離去“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敦煌文書的那一段故事。”6月15日，河北省圖書館多功能廳，現場幻燈片開啟，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教授王冀青身著淺藍色襯衣，開場立馬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講座現場，從90後、00後到80多歲的老人，都聚精會神地聽著。

100多年前，1907年6月的一個傍晚，滿載24箱經卷和5箱佛畫的一支駝馬隊悄然離開敦煌，帶隊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滿，區區數十塊銀兩的代價，就令他一夜之間名噪英倫三島。100多年後，在河北省圖書館，王冀青再說起這段歷史，吸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講座現場，王冀青從王道士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敦煌文獻在國內的早期流散；斯坦因莫高窟考古與英藏敦煌文獻；伯希和莫高窟考古與法藏敦煌文獻；其他敦煌文獻收藏品；敦煌文獻保護與刊布過程中的國際合作（以英國國家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為中心）等六個方面詳細闡述敦煌文獻的發現、流散與保護。

“這個講座其實是和前段時間河北博物院的“敦煌不再遙遠——走進河北”展覽是相連接的。”王冀青說，敦煌文獻和敦煌壁畫是一體的，敦煌文化文物作為一個整體，包括壁畫、藏經洞的文書和美術品、彩塑和石窟寺等等，它是一個整體，互相之間都有關聯。

“其實，我和河北是有一定淵源的，我的名字中有個冀字，我母親是河北易縣人。”王冀青向記者感慨，這是第一次到石家莊，第一次到河北省圖書館，覺得非常好，“希望以後有更多的機會能到河北更多的地方給大家說說敦煌文物的那些事。”

追溯

那一段帶著歎息聲的歷史

王冀青的講座現場，觀眾席裡不時發出歎息聲，“敦煌文物剛好在1900年發現，確實不幸。”王冀青說。

1900年6月22日，在中國西北之一角的敦煌，王道士偶然間打破壁畫，驚訝地發現有一個洞口，裡頭有“白包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複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於白布包之下。”而此時，清王朝搖搖欲墜。東邊，八國聯軍的槍炮打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在趕往北京的路上，眼看清王朝都城不保。

敦煌文書的發現，並沒有率先在中國學者中引發反響。1907年，野心勃勃的斯坦因來了，時任阿克蘇道尹的潘震對其禮遇有加，大開方便之門，他將一萬多件古代資料搬到遙遠的西方。

在斯坦因離開敦煌幾個月後的1908年2月25日，“識貨的”法國人伯希和出現在莫高窟前，一頭扎進藏經洞，“驚得呆若木雞”的伯希和自稱“每小時閱百卷，瀏覽典籍之速，堪與行駛中的汽車相比擬。”精通中國歷史的伯希和斬獲頗豐。此後日本的橘瑞超、俄國的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聞風而至，接著滿載而歸。

“敦煌文書的流失，是中國文物流失的一個代表和縮影。”王冀青說，近代中國歷史上，從中國流出許多文物，其途徑很複雜，但主要有四大類，即西方的探險家、外國駐華外交領事官、僑民、外國傳教士。

聚焦

敦煌文書帶你回歸千年之前“敦煌文書的價值是全世界公認的，敦煌文書的再現與安陽殷墟甲骨、居延漢晉簡策、明清大庫檔案並列四大考古發現。敦煌文書形式多樣、數量龐大、跨越時間長、使用語言多、內容豐富、史料翔實，具有極高的文物珍藏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王冀青說，敦煌文書中有大量手抄本，手抄本中又有多種裝幀形式，如卷子裝、冊頁裝、梵夾裝、經折裝、蝴蝶裝等，對中國書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古籍有多珍貴？王冀青舉例說，如今，一頁宋代書就已經彌足珍貴，但敦煌文獻比宋代更早，上至六朝，下迄宋初，歷時達700年之久，這個期間的古籍很難看到，數量更是達到五萬多件，價值更不可估量，“古籍版本越早，價值越高，手抄本存世少，大量的手寫本價值也很高。”

“古籍能保留到今天的其實不到百分之十，這五萬多冊敦煌文獻可以說揭開的是一段段我們不知道的歷史。”王冀青說，敦煌文書除了有大量的宗教文書，還有一些社會文書，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學、藝術、科技等眾多領域，從各個方面反映我國中古時期的社會狀況和文化風貌，彌補了現存史料不足給研究者帶來的缺憾，糾正了以往史書中一些不確切的記述，解決了許多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改寫了中華文明史的某些篇章。“可以說，敦煌文書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很多曾經只在古籍目錄上看到的一些書，不深入研究敦煌文書，就無法全面準確深刻地了解中華文明史。”

據悉，除了手抄本，敦煌文書中還有不足百件的刻本。這些刻本為有關印刷術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特別是現藏英國倫敦的唐威通九年（868年）的《金剛經》，充分展示了我國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藝，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木刻本書籍。

上大學時，王冀青曾經借了一本斯坦因的遊記，這本書一直在他手裡，“41年了，我研究敦煌，研究斯坦因，研究那段歷史，41年如一日。”

1989年，王冀青赴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和大英博物院從事合作研究，整理研究中國西北考古史檔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發現了非常珍貴的斯坦因檔案，包括斯坦因前後四次來中國西北考古的日記和其它帳目、書信等手稿，日記中凌亂地記錄了斯坦因在中國西北等地怎樣與別人打交道，怎樣處理矛盾，以及一些心理盤算。“這些足以證明敦煌文物的所有權應屬中國。”王冀青說，那段時間的海外工作是艱辛的，必須對外文資料進行逐字逐詞的琢磨、考證，但最終的收獲讓他覺得很值得。

“文物保護，首先最好的地方應是出土之地，因為它已經適應了該地的氣候。”王冀青說，文物需要母體，文物離開母體後，歷史的真相往往也會隨之消失。對承載燦爛文明的文物來說，回到它們的誕生之地是最好的歸宿，也是守住文化之根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