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於1907年拍攝的莫高窟
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了隱藏在甬道北壁壁畫之下的藏經洞。多達五萬餘件經卷、文書、絹畫和其他文物密密麻麻地堆積在裡面，內容涉及4—11世紀敦煌歷史、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各個方面，跨越7個世紀，是名副其實的“石室寶藏”。
藏經洞前擺放的經卷和文物 斯坦因拍攝於1907年
藏經洞的發現令世人震驚，然而其中文物的遭遇並不樂觀。伴隨著當時西方世界的探險熱潮，一批批所謂“探險家”紛至遝來，使得大部分藏經洞文物流散到世界各地。
這些文物，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和強烈興趣，學者們紛紛投入到與敦煌相關的學術研究中，幾十年間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成果，逐漸形成了國際性的顯學——敦煌學。
1908年的莫高窟 法國伯希和探險隊攝
1924年，華爾納從洞窟中搬出的塑像
自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至今，一批批有志青年滿懷著激情和對敦煌藝術的熱愛，紛紛來到莫高窟。他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為敦煌文物事業的發展而努力。
幾代敦煌人的足跡裡，藏滿故事。其中不乏或如風散佚，或情比金堅的愛情傳奇。
若乾年後，故事的主角們一定聽過這樣的提問——
“如果預先知道你們要面對的人生，你們是否還有勇氣前來？”
“在我三災八難的一生中，還沒有一次可以與初到莫高窟時，心靈受到的震撼與衝擊可以比擬……也許就是這一點‘一見鍾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這近五十年與莫高窟的欲罷難休……”被稱為敦煌“活字典”的史葦湘先生如是說。
1947年，女友歐陽琳已經到了敦煌，她形容初見敦煌的感受“又驚訝，又感動”。一年後，24歲的史葦湘抗戰歸來後立刻趕來。
臨摹並不容易。每一根線條看起來平淡無奇，真要落筆時，需要收起自己，才能體會一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稍有不慎，一筆下去就相去甚遠。加之光線原因，不到一平米的壁畫臨摹起來往往需要幾個月時間。
史葦湘和歐陽琳就是這樣專注臨摹四十餘年，不知疲憊，隻覺得敦煌有畫不完的美。
現已從敦煌研究院退休的敦煌學專家馬德說，“從事繪畫的人一般都自稱或被稱為藝術家，而歐陽老師和她的同事們都自詡為‘畫匠’，她心甘情願地一輩子做畫匠，一輩子默默地從事著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
他們沒有計較過土房子，沒有為冰窖一樣的宿舍介懷。相反，每天的白水煮麵條、白菜和蘿卜，沒有油水、沒有四川人少不了的一口辣，他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們給自己的女兒取名史敦宇、歐陽煌玉，歐陽煌玉回憶，“有次我問我媽，苦嗎？她說，水果好吃，也不覺得苦。”
201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5月，在莫高窟的老美術館裡，一個樸素的展覽正在進行——“心燈 李其瓊先生紀念展”。
1952年，27歲的李其瓊從四川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主要負責壁畫臨摹工作。她是繼段文傑之後，臨摹敦煌壁畫數量最多的畫家。
展出的作品琳琅滿目，更加吸睛的是一個背影——照片裡，從梳著雙尾麻花辮的少女到霜絲侵鬢的老人，李其瓊面對壁畫臨摹了一輩子。
在她的丈夫，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孫儒僴眼裡，“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藝術的偉大火炬點燃了她這盞心燈。”
如果沒有當初孫儒僴給李其瓊的一封信，她也許不會放棄可能留在八一製片廠的機會於不顧，遠赴敦煌。
信中是這樣寫的：敦煌的冬天實在令人難以忍受，早上起床，鼻子上時常會覆蓋一層霜，杯子和臉盆裡殘留的水，則結著厚重的冰凌……流沙對莫高窟的侵蝕已經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麗與神秘有一天可能會消失，而我就是要讓它消失得慢一些……
李其瓊來到敦煌兩周後，就與孫儒僴舉辦了簡單的婚禮。倆人在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櫃子組合而成的“家”中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大多數時間，孫儒僴忙於治沙工程和石窟加固，李其瓊則鑽進陰冷的洞窟臨摹壁畫，不知疲倦。
“只顧事業不顧家”，很多人這樣評價樊錦詩。
她20歲考上北大，時常洗衣服忘收、被子不翼而飛，才意識到需要自己照顧自己；
她最喜歡泡圖書館，彭金章比她早到，會幫她在旁邊留個位子；她總在手腕上系塊手絹，彭金章就送她更好看的；
她是上海人，彭金章從河北家鄉帶特產給她吃……
一個簡單，一個質樸，碰在一起就是默契。
1962年樊錦詩24歲，和同學到敦煌實習。
藝術殿堂沒錯，但沒水沒電，沒有衛生設施，吃白面條，只有鹽和醋的那種，報紙到手上已經是發行日期的十天以後，新聞變舊聞。
第二年畢業分配，樊錦詩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漢大學。然後就是長期的書信來往。
1967年他們在彭金章武大的宿舍裡辦了簡單的婚禮，開始了19年的兩地生活。一年的團聚時間也不超過兩周。
孩子生在敦煌，彭金章趕來已經是一周以後了，他挑著扁擔，裡面裝的是小孩衣物和雞蛋。“樊錦詩看到我，眼淚都出來了。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著屁股。”
一個人照顧孩子實在難，大兒子一歲多，樊錦詩把他送到河北去，五歲多小兒子出生，大兒子就得和小兒子在河北和武漢中間來回換。彭金章在武漢照顧一個，妹妹在河北老家照顧一個。
大兒子讀初中時寫了封信給樊錦詩：“媽媽沒調來，爸爸又經常出差……”
終於，1986年，在找到合適接替工作的人之後，彭金章來到敦煌。
往後的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學研究領域耕耘，即便退休也沒有放棄。
1998年，樊錦詩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忙於國際合作、科學保護、條件改善、人才吸納以及數字敦煌的建設，以期永遠地留住莫高窟。
去年7月29日，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生前他說：“如果不是喜歡這裡，我也不會來；如果不是喜歡這裡，我來了也會走。”
這之後，已經退休的樊錦詩又從上海回到敦煌，獨居莫高窟。早晨，她在研究院的空地上來回走走鍛煉身體，到午飯時間，她自己帶著碗到食堂去盛一碗不多的素面。碰上誰跟她打招呼，她都以微笑回之。
直到今天，仍然有全國各地的青年來到敦煌。在這中間，有的是情侶一同前來，有的則是來後結為夫妻，目前在職的一千多名員工當中，夫妻搭檔就有100多對。
莫高窟第85窟《報恩經變》中，印度波羅奈國太子善友為救濟眾生，入海赴龍宮求取如意寶珠，卻被弟弟惡友刺瞎雙眼，搶走寶珠。
善友太子流落利師跋國，為王宮看守果園。撫琴彈奏，成了他唯一的排遣方式。
一次偶然，利師跋國公主聽聞琴音，心生愛慕，不顧父王反對，與善友結為夫妻。婚後，善友雙眼複明，攜公主返回波羅奈國，索回寶珠，變現衣食珠寶救濟眾生。
這無意中投射出敦煌人的愛情信念：“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
（來源：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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