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多少人而言，有工作覺得太辛苦，不工作又沒了收入來源，無法生活。在歐洲部分國家，這種糾結或已不存在。
近日意大利推出的“公民基本收入”已開始實施。
什麽是全民基本收入？簡而言之，就是無論你有沒有工作，政府每個月都會給你一筆固定的錢。而只要你滿足一些基本條件就可以申請，不需要準備太複雜的材料，手續很簡單。
這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的提法並非意大利首創，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年。而在意大利之前，芬蘭等國已經試行了一段時間。
但是效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樣。
政府想通過此政策刺激就業 效果卻不盡人意
意大利此次推行的“全面基本收入”方案主要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500萬人開放。而其目的是協助這些貧民在社會立足，同時也借內需重振意大利經濟。
但是效果真能如它所願嗎？
不如看看已經推行該政策兩年時間的芬蘭效果如何。
2017年初，芬蘭政府挑選出2000名年齡在25歲至58歲之間的失業人員，每月向他們發放560歐元的保障性基本收入，並且不強製要求他們找工作，然後將這一群體與其他失業公民進行比較。而這筆錢的發放沒有任何條件，無論參與者是否找到工作，每月都會收到這筆錢。
芬蘭社會保障局與社會事務和衛生部近日公布的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基本收入的發放提高了受領人的幸福感，但在提高就業率方面並沒有顯著效果。同時，長時間失業的年輕人存在技能過時、健康缺乏等問題。
“其實該政策的頒布並不會立即改善人們的整體生活狀況。”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研究員王朔對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表示，基本收入增加以後，轉換成現實購買力還需要一個過程。試行兩年時間過短，難以馬上看到成效。
持同樣態度的還有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趙柯。他表示，芬蘭做全民基本收入試驗的目的性是很明確的，就是看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提高個人對於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積極性，從而提高就業率。但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偏好，想要改變並不容易。
據悉，2005年，時任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也進行過一次勞動力市場全面改革行動，希望借此提高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但他所使用的方式是通過把福利制度進行縮減，變得更加具有靈活性，但這種制度的效果一直到默克爾上台才顯現。
“所以，在勞動力市場上進行一些變革，進而影響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選擇，需要更長一段的時間來觀察。”趙柯還表示，據芬蘭統計中心數據顯示，2015年芬蘭全日製員工的工資平均每月2963歐元，還不包括業績獎金和假後復工獎。但全民基本收入才發放每月560歐元，明顯低於芬蘭的收入和消費水準。所以在相對較低的基本收入的有限作用之下，人們在勞動力市場的選擇行為也很難作出改變。
好事不是從天而降 背後是社會矛盾激增
其實，對於歐洲而言，全民基本收入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提法。
早在1516年，《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托馬斯·莫爾就曾在書中提到過類似普遍基本收入的概念。他認為，毫無意義的死刑判決無助於減少偷竊和暴力，更好的替代措施是普遍收入。
如今，烏托邦的光芒照進現實，歐洲國家不再只是討論而已，而是進入實踐階段。
王朔表示，當前歐洲經濟低迷，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感受不斷下降，從而導致對社會穩定的衝擊影響較大，例如從法國開始的“黃衫”運動陸續蔓延至其他國家。實際上，這也是民粹主義的一種體現形式，折射出財富分配不公平等社會頑疾。對於政府而言，頒布基本收入政策其實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了這種所謂經濟衝擊下的社會穩定問題。
自2018年11月17日開始的“黃衫”運動一直延續至今，是法國巴黎50年來最大的騷亂，期間暴力行為多發。
在趙柯看來，如果用基尼系數去衡量，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收入不平等程度都達到了二戰以來的最高水準，“而這種不平等帶來的負面效果，首先會影響經濟增長；其次會造成政治動蕩。”
據意大利社會機構阿德克羅諾斯公布的社會財富和個人收入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意大利人均年收入20940歐元，北部經濟發達地區平均收入23860歐元，南部地區平均收入16550歐元，南北個人經濟收入落差達7310歐元。
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室副研究員彭姝禕分析，歐洲推行基本收入還與勞動力市場結構有關係。
她表示，隨著科技發展，未來大部分崗位或將由人工智能替代，只需要小部分高精尖人才工作，這也是為什麽基本收入政策首先在芬蘭這種富裕小國試行的原因。“同時，過去如果工人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有所不滿，會讓工會代表工人前去協商，中間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而如果國家把所有的保險都取消了，隻發放統一的基本收入，工會的權力也相對削弱，可以更好地推動改革。”
福利增減難平衡 全民基本收入是蜜糖還是毒藥？
2017年，當時的法國總統社會黨候選人、前教育部長伯努瓦·阿蒙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但該設想一經提出，便遭到多位競選對手的批評。其緣由就是巨額的財政支出。
趙柯表示，全民基本收入是否能夠推廣開，首先要看如何確定全民基本收入的標準，是否足以覆蓋其基本生活。其次，要看這個國家的既有福利水準和財政能力。
王朔也表示，政府改善財政狀況的方式無非是開源和節流。如果要節流，那無疑要削減福利，民眾肯定不接受。但是增加福利，首先就要保證有足夠的資金源，這就要向企業和資本家征稅，甚至向富裕階層征稅，但如此一來，這些人就更加不願意投資去擴大生產。“因此，政府的想法往往是好的，但是如何克服財政問題還需要周全考慮。”他表示。
那麽，如果財政可以承擔，全民基本收入就可以推行了嗎？也不見得。
2016年，瑞士就無條件基本收入提案舉行全民公投，以78%反對、23.1%讚同否定該提案。
當時瑞士制定的標準並不低。政府每月分別向每個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無條件支付2500瑞郎（大約2205歐元）和625瑞郎，而對於發達國家瑞士而言，財政負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化解的。
據趙柯分析，提案被否決的主要原因是瑞士人對經濟原理和財富性質有成熟的認識和堅定的理念。他們很難接受不勞而獲這種新的勞動倫理，而是堅信勞動創造財富的道理。
如此一來，“全面基本收入”能在歐洲全面推行嗎？
王朔表示，當前整個歐洲的經濟環境並不好，中低階層收入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尤其是在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下，推行該政策必然會遇到很大的社會阻力。
趙柯則認為，該方案理論意義和對於社會發展趨勢的方向感，實則大於其實踐層面的意義。“我們真正要透過這件事看到的是，西方國家其實也在改革，他們發現自身存在很多問題。那麽，他們改革的方向是什麽？從全民基本收入中或可以發現端倪，那就是偏向社會公平的制度。任何一個社會，實際上都必須在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益這兩者之間得以平衡。”
來源：國是直通車
作者：張文暉
編輯：楊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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