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些拐賣兒童案會陷入僵局，真相被掩藏，充滿懸念。警察有時會被困在迷宮中，付出常人無法想象的努力。現在，由於人工智能的介入，四川、廣東等地，先後有8名被拐多年的兒童被重新找到。最新的案例是一起發生在深圳羅湖的綁架兒童案：19年前，孩子被綁架後消失，那時他只有3歲。19年後，他被人工智能找到時，已經是深圳一家餐廳的廚師。這意味著，我們可能站在一個時間的分水嶺上：一種犯罪類型正在被技術逐步瓦解。
這是一個技術向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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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破案的事不是在未來發生的，這件事就發生在昨天。2019年1月25日，一個星期五，四川省警察廳8層的DNA實驗室裡，近300份DNA樣本被錄進檢驗系統中。下午兩點多，所有信息都收錄完畢，接下來是等待結果。打拐處處長蔣曉玲在辦公室裡坐不住，她叫上搭檔胡麗，兩人一塊上樓，直接坐在DNA檢驗系統旁。
機器運轉得很慢。那個DNA庫“比較老”，蔣曉玲的手一直放在儀器旁邊的電腦滑鼠上，“一會兒刷新一下，一會兒刷新一下”。她很急，想要馬上知道結果。
過去的幾年，四川打拐的警察們都在跟一個案子纏鬥。最初，只是2014年4月一個四川遂寧的兒童被拐，經過了2個多月的偵查，同年發生在巴中、南充的兩個拐賣案被串並到一起。四川省警察廳調度幾個市轄的警察成立專案組，稱為“426案”。這些案子手法一致、嫌疑人體貌特徵接近。
線索都指向了王×文。
他走路有點拖，“但也不是瘸”。7月31日，在四川省達州市渠縣老家，王×文被抓了，這次行動有三個男孩被解救。經過進一步審訊，一個驚人的進展出現了：從2008年起，發生在四川多市縣總共13起兒童拐賣案，都跟王×文有關。很快，這個系列拐賣案被警察部列為部督案件，但這只是個開始。
幹了多年警察，蔣曉玲偶爾會遇到這樣的案子。這些案子的線索就像一根斷線的風箏，會在某個環節突然斷掉。警察們用盡一切辦法，不放過任何機會，但所有的努力都卡在一個關節處，成為積案。
王×文就是這樣一個關節——他不斷翻供，拒絕提供中間人的信息。越來越清楚，指望從他這裡打開局面並不現實。
青少年是兒童成長最迅速的時期，孩子的臉一年一個樣子。時間每多一天，找到的概率就少了一些。最長的一起拐賣案，有的警察跟了十年，沮喪感一度籠罩著他們。DNA比對已經進行過一次，無功而返。那一次，警察們完全依賴人的經驗，從一個人口數據庫中，篩出一批兒童，但沒有一個中的。——即使是最親密的父母，對於失蹤了多年的孩子，肉眼和記憶也並不可靠。
直到人工智能出現了。
2018年11月，上海漕河汀開發區軟體園裡，騰訊的優圖實驗室，一台擁有4塊GPU的組裝電腦開始高速運轉。顯示屏的編程軟體終端界面上，一串串超級長的字元自動生成，動態移動，像一道向上流動的瀑布。
這些字元，代表著一個龐大數據庫中，與十位在十年前被拐兒童的相似程度。兩個小時後，研究員曉程的電腦上生成了10個文件夾壓縮包。核實無誤後，文件夾壓縮包最終被轉交到蔣曉玲的手上。
每個文件夾裡有101張照片。第一張照片是被拐兒童，看著有年頭了。像素很低，很模糊，是個只有兩三歲的小男孩。
剩下的100張照片，是100個13歲左右的兒童，他們以滿分100分製降序排列。一張照片下寫著分數：98.3。這意味著照片裡的人與被拐兒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個人。
提交給四川警方的說明文檔中，騰訊團隊的湯海鵬做了解釋：75分是萬分之一閾值，80分是十萬分之一閾值，85分是百萬分之一閾值。以75分為例，如果兩個人臉比對分數超過75，則這兩個人臉是“萬裡挑一的像”。
這是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的第一次應用。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幫警方解決一個多年的難題，沒有人知道答案。在四川省警察廳，參與打拐的警察們都充滿期待。有人很樂觀，猜測可能會比對上幾個，一個幹了多年警察的老刑偵比較保守，猜兩個。
多年以來，這個案子成了他們最大的心結。蔣曉玲說，要是這條路走不通，“我們可能現在又換另外一條路走，反正一直得往前走，走下去，不能停止，一直得走。”
那天，他們一直在DNA實驗室裡等了八個小時，晚上十點多，仍然沒有結果出來，他們只好先回家。下個周一，一到警察廳，蔣曉玲就直奔八樓。她還是不停地刷，沒有，然後再刷，上午九點多，“一刷新，刷，出來了四個人。”
盯了一會兒這個數字，她趕緊回過神來。“一下子從八樓跑到六樓”，她找到胡麗，語氣特別興奮和激動地說：“比上了四個！”
案子拖了快10年了。兩個女警察在警察廳六樓的走廊裡情不自禁地“跳圈圈”，一直在轉。“搞得整層樓別的科室的人都跑出來看，說打拐處的怎麽回事。”回憶起這個細節時，蔣曉玲抑製不住情緒，眼淚要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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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是一個記憶力極其出色的人。在描述拐賣現場時，他能記住幾乎所有的細節。2009年6月12日，他在武勝縣一個農貿市場拐走了一個小男孩。“那個市場裡，有人賣蛋糕，有人賣蔬菜，還有人在下棋。旁邊還有一個水渠，從房子上面經過。我就去看。”——那條水渠是真實存在的，在市場一個入口的不遠處，孩子的父親桂宏正把它描述成“天橋”。但一旦談起孩子的下落，王×文要麽翻供，要麽就“不記得了”。
“確實太狡猾了。”幾乎每一個我碰到的專案組警察都這樣評價。“他有時候就說，哎，又換新手了，我不知道啊，我之前說的，我現在記不清楚了。”王×文知道，一旦這些孩子被找到，他可能面臨《刑法》中規定的最嚴厲的死刑。
王×文是四川省達州渠縣人。2004年，他到廣東探望遠嫁的妹妹，白天沒事的時候去公園轉。——那個公園人流量大，構成也很複雜，“什麽三教九流的都有”，算命的、搞六合彩的、包小姐的。王×文字寫得不錯，在公園裡和人混熟了，就有人找他幫忙代寫文書。
他嘴上不說話，但默默記下了文書中各種各樣地下交易的細節，其中就包括“轉讓小孩”的協議，他從裡面看到了機會。
2006年，王×文在湖南第一次作案。那個小孩看起來很老實，在長途客車上睡得很安靜。可醒來後，開始哇哇大哭。“他不是我爸爸，我不認識他。”有人立即報警，王×文以拐賣未遂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
蹲監獄的三年，他不服氣，“一直在琢磨，在總結這個經驗。”專案組的警察說。直到北京奧運會前夕，他刑滿釋放，出來後又開始重操舊業。
2009年6月12日，他來到武勝縣，先是在那住了幾天，最終，決定在混亂的農貿市場下手。——辦法是蹲下來，跟孩子們一塊玩。大一點的男孩子跑出市場，最小的孩子跟在後面追，“由於他太小，跑不贏那些娃兒。”王×文就一把抱起來，說：“走，我們去追他們。”跑出路口，他們上了一輛摩的，又換計程車。
先是一個，然後又一個。他表現得很有心機，不會打孩子，孩子們要什麽，他就給什麽。那些玩具，飛機啊、汽車啊。那些吃的，零食啊，隨便買。孩子抱著玩具，好高興，這麽多吃的，這麽多玩的。玩累了，孩子就睡著了，然後就被他帶走了。
幾年間，王×文從四川省南充市、廣安市、遂寧市等地的縣城或農村拐走10餘名兩三歲男童，都被賣到廣東，一個孩子要價“五萬多”。湊夠了幾十萬後，他適時收手，帶著這筆錢到青海跟人做起了建材生意。
不到三年，他的錢賠光了，賣小孩的念頭又冒了出來。“他可能覺得風險比較小，感覺好像我們抓不住他。”蔣曉玲說。但這一次，他沒那麽幸運了。
2019年4月15日，我在南充市看守所見到了被關押將近5年的王×文。他的頭髮剃得很短，幾乎全白了，看起來也頗有老態。
回答問話時，他通常要思考一兩秒，聲音極小。對於之前十起拐賣兒童案，他全部翻供，一口咬定沒有作案。他抱著一點僥幸：只要找不到這些孩子，警察就無法定案。
即使掌握著越來越多的刑事偵查手段，但面對這樣的拐賣案，也沒有立刻奏效的辦法。——錯過找回失蹤兒童的黃金時間，就只能從市縣一級適齡人口中進行搜索，這意味著至少數十萬級別的檢索規模。如果進一步擴大搜索範圍至省一級，檢索規模將急劇擴大到千萬以上，堪稱“大海撈針”。
負責打拐的警察們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們的名字很難被一一記下。比如，四川省很多老刑偵都記掛著這個案子。其中一個老警察，2018年被警察部評為百佳刑警，已經50多歲了。一直參與案件，工作做得很細。
警察廳刑偵局局長王宏偉回憶，他到省廳工作，接起這個案件，“當時還沒有打拐處的時候，這一塊工作就抓得很緊。”
“426案”是一個系統工程。“就像我們猜謎語，你首先要揭曉謎底，這個我們有一個艱苦複雜的偵破過程。”王宏偉說。但越到後面，案子變得越棘手。因為王×文拒不供述這些被拐兒童的下落，全國打拐DNA信息庫比對也沒有結果，案件的偵破工作陷入僵局。
對於那些丟失孩子的父母來說，十年裡，他們只是在嘗試各種徒勞的辦法。桂宏正聽說深圳有個父親“通過不斷地在電腦上發發發”，找回了孩子。他就也買了一台電腦，在天涯論壇、百度貼吧裡發帖。他加了三十幾個尋子微信群，每天收到成千上萬條消息。
孩子被拐前唯一清晰的單人照，被印在各種形式的尋人啟示上。包括：張貼在電線杆、建築物外牆上的普通A4紙；可以用一根繩子連接起來，掛在脖子上雙手托舉的泡沫板；可以被掛在汽車上幾個月不掉色的彩色噴繪布；還有尋人公益組織為了某次活動而印製分發的撲克牌。
以及，鄭州一家私人手機店的牆面上——手機店的老闆也是被拐孩子的父親，他的店鋪牆面上全是丟失孩子的照片。他讓來店裡買手機的人都看一眼，這樣找到的希望就多一些。
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故事。現實比期待殘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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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匱乏，專案組的警察們各種辦法都試過了。一條路沒走通，“又換這邊，也沒走通，然後又走。”他們進行了數次頭腦風暴，對於人類的智力組織來說，這就像是站在一個迷宮中，面前是無數的岔路，通向無數的死胡同。這樣的努力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其中的一些辦法，蔣曉玲現在看來，會覺得“很幼稚”。一次，專案組到廣東，借了一間辦公室。警察曹軍和十餘名同事每人對著一台電腦，一條條看別人的“家譜”。——一個家庭裡有幾個小孩？最後一個是不是男孩？和姐姐相差多大？和父母的年齡相差多大？
他們每天泡在數學題裡，“看瞎了，幾乎家家戶戶都好多人啊，比我們那裡人多多了。”十幾萬條數據，專案組的警察用肉眼一個個篩查，最終顆粒無收。
2014年底，他們曾經冒著極大的風險把王×文從看守所提出來，押到廣東去指認現場。
專案組十餘名警察集體行動，曹軍也去了。他是武勝縣的警察，那起農貿市場的案子串並後，他被領導指派加入了專案組。為此，他到廣東出了數不清多少次的差。走訪的多了，他對當地的民風也有了解，“他們那裡，家裡沒有男孩是沒有地位的。”
曹軍非常符合人們想象中的基層警察，長得高大，身材很壯，能吃苦，看起來沒有架子，說話很生動。押解期間，專案組的民警們和王×文吃在一起，住在一起，24小時輪流看守，又要防止他生病，還要提防他自殘或自殺。
出發前，王×文說：“應該能找到。”可一到目的地，他就改口說：“路都變了，認不出。”
車在市內剛開了沒多遠，王×文說：“車開得太快了，我看不清。”曹軍他們只好押著他下來走路。走了一會兒，實在太慢，他們便找了幾輛“火三輪”，那是11月，三輪車沒有棚頂，露天，風大，“慢慢開，又冷，吹得頭髮全是立起來的。”
他們終於在當地一個縣找到了王×文供述的“一所小學”。一下車，所有人都傻眼了——“修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樣的。”曹軍說，不僅如此，村子裡大部分人家連姓氏都是一樣的。
一群四川人到廣東找小孩，語言都是不通的。他們試過挨家挨戶走訪，沒有效果。他們問了一圈兒，什麽都問不出，最後只能押著王×文回去。
2015年，專案組聯繫了沈陽著名刑事相貌專家、中國刑警學院的趙成文教授畫像，根據孩子們的童年照片，畫出他們十幾歲的樣子。
模擬畫像是刑事偵查中的一項重要技術，它曾幫助中國警方破獲了相當多的案件。這一次，專案組帶著這些畫像再到廣東，提取適齡兒童照片，“用肉眼找出覺得和這個像的”。
看了十天，找到176張照片帶回四川，組織家長辨認。南充市警察局刑偵支隊的賈副支隊長回憶，在辨認現場，一開始，孩子的父母覺得“都不像”，看著看著，一個覺得這個像，一個覺得不像，夫妻之間有時會陷入爭吵。
“你才帶了幾天，你知道像不像？”
“要不是你，孩子能丟麽？”
一份資料裡顯示：這樣的家庭，“70%夫妻關係破裂，分居或離婚”。最後，他們篩出來100多個“疑似對象”，做DNA比對，一個都沒中。
局面困在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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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接連不斷。在警方嘗試各種新辦法時，2015年，具有更大運算力和儲存空間的GPU的應用，把人工智能的熱度推向巔峰。——GPU是圖形處理器的簡稱，比傳統中央處理器計算速度快10至100倍。
深度學習算法使得訓練出一個“更聰明”的AI成為可能。人類“不可靠”的部分——人工智能總有辦法規避掉。
2017年12月，警察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到騰訊調研。騰訊守護者計劃安全團隊的李新和他交流時，提到人工智能和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陳士渠很感興趣，他想起了“426系列”拐賣案——近十年來，警察部打拐辦和四川警察從未放棄過努力和偵查，他曾多次前往四川督辦此案。他希望找到突破口，便要求四川專案組和騰訊團隊對接，“希望利用新技術查找被拐兒童下落。”
需求被轉達給騰訊人臉識別團隊——優圖實驗室時，沒有人感到樂觀。這是一個“全博士”團隊，都畢業於名校，技術水準很高。但得到這個消息時，優圖實驗室總經理Kyle的第一反應是：“難度還是挺大的。”
跨年齡比對是人臉識別領域一個公認的難點，特別是青少年階段，人臉特徵變化最大。優圖當時的算法模型，並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跨年齡比對，準確率在80%左右，這遠不是一個能夠應用到安防打拐領域的算法。
之後的十幾天，守護者計劃團隊和優圖實驗室的同事開了很多次會。2018年1月的一個深夜，十二點左右，已經入睡的優圖實驗室總監Allen電話突然響起，是守護者計劃團隊的同事，Allen當時“並不明確警察部要做什麽事情”，他的第一反應是“這件事情肯定很重要，不然不會這麽晚緊急找過來。”
第二天上午10點，Allen就接到通知，要用優圖的技術幫助尋找這起拐賣大案中的失蹤兒童。
Allen心裡沒底。跨度十年的案件難度，超過他們的想象，世界上也沒有成功的案例。但他決心要全力以赴。Allen說：“也算比較幸運，找到了這麽一個實際落地的case。”
執行工作由優圖人臉識別團隊的李博士牽頭。最重要的是“學習材料”。一開始的版本，用李博士的話說，“很裸”。他們通過各種數學約束條件，教導AI——“這是同一個人。”“這是這個人1歲的樣子，5歲的樣子，10歲的樣子，30歲的樣子。”“這個大人的照片，跟其他小孩子都是不像的。”
“它會學到一個人的面部隨年齡演變時，不變的那些量是什麽。”研究員曉程說，這些面部特徵，“可能對應著一些語義描述”。
曉程總是會冒出這種又準確又乾脆的詞——“比如，一個人的耳垂長得很特別，或者他的眉峰、眉骨走向不一樣。”他說，AI是無法用這樣的語言去定義的，研究員們把它“轉化成一些數學語言”。
最終的結果是，機器學習後總結出了“不隨時間變化的人臉特徵”——在研究員的電腦上，是由長度為512維的特徵向量呈現出來的。
很多個夜晚，研究員們消耗在這些事情上。他們加了數不清的班，提交了5個版本算法模型，其中大大小小的修改多達上千次。
中間，有一次測試的機會。2018年年初，公司年會。他們收集了一些同事小時候的照片，在年會上讓機器和人一起競猜，“人機大戰”。“因為都是比較熟的人，”李博士覺得，“這肯定能認出來吧。”遊戲進行了幾輪，最終的結果是，人最多猜對了4個，而算法比對了7個。
這終於讓他放心了——“這個事情雖然難度大，但算法肯定是比人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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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比中4個孩子的結果，陸續向整個項目的參與者傳遞。李新是在飛機上得到消息的，四川省警察廳前打拐處副處長唐中琦給他打來電話，叫他猜，比中了幾個。
李新沒敢多猜，他說：“一個。”唐處說：“不對，再猜。”李新猜：“兩個。”唐處揭曉答案：“四個。”
李新聽完，幾乎尖叫出來。湯海鵬也很激動，他已經記不清當時在哪，但非常清楚地記得，聽到結果時，他真的哭了。
當結果傳到上海優圖辦公室時，幾名研究員正在如常地對著電腦寫代碼，看到比對上4個，李博士、曉程、安平幾個人“小聲地yeah了一下”。
那天是周一，Allen說，“覺得不可思議，就是一下子從凳子上坐起來，很驚奇，很驚喜。”他的預期是能找到一個就不錯了。
打拐的警察們付出了幾個月的努力：人工智能可以幫助警方把海量的數據縮小到100個，但拿到數據，並不意味著工作就結束了。蔣曉玲組織警員，先用四個多月的時間，進行了基礎的刑偵工作。2019年2月11日，四川省警察廳刑偵局副局長宋月齊率12名專案組人員趕到廣東，對比中的4個孩子的情況進行落地偵查。剩下的就是最後一步——驗證結果。
春節假期剛過，警方提出進行第二次比對。研究員們又對算法進行了優化。這一次，他們擴大了比對範圍。——原有的辦法受“學習材料”的影響很大，因為缺乏足夠的跨年齡圖像數據，這個AI並不能做到像是針對成年人的人臉識別AI那樣好。
李博士用“祖母細胞”打比方。“它假設人，比如說腦子裡面有一個祖母細胞，只有在看到祖母的時候它才會響應。”
人類的智力不可能這樣思考。但在優圖內部，他們把所有的人臉識別模型都按照“祖母1、2、3、4”這樣推下來，它對熟悉的東西“學得特別好”，對不熟的東西“學得就不好”。
關鍵時刻，曉程開發了一套損失函數，把識別成年人時表現得“很聰明”的AI作為老師，將跨年齡識別“不夠聰明”的AI作為學生，讓學生給出的判斷結果盡可能靠近老師。現實條件中，照片的質量、人臉的角度、遮擋、光線都有可能對AI的判斷帶來影響。——“我們去教這個老師，盡量克服其他因素的影響，去獲得人臉特徵。”
對於教導和開發AI的研究員來說，與AI的關係是很特別的。他們雖然是AI的設計師，但AI經過自我學習後，又變成一個強於人類智力組織的存在。
“就像我們人類去認識世界，” 曉程說，“牛頓力學定律，這麽簡單的幾套定律，結果演化出這麽大的一個世界。我們教導AI，通過精簡後的一些學習準則，行為設計的標準，把它生產出來，最終，它就是會達到人類都無法達到的高度。”
AI的識別精度最終提升到接近96%。它還在不斷的進化。2019年2月，第二次比對，又找到1人。2019年3月，第三次比對，又找到2人。至此，這起部督拐賣專案的13名被拐兒童，只有3人尚未被確認身份。
6
2019年4月，釀酒商人桂宏正和妻子終於等到了人生裡最渴望的那個消息——被拐十年的兒子找到了。他們的心情和他們的狀態一樣慌亂。從警察手裡接過兩張照片：那是他們的孩子，變樣了，有點陌生。他們仔細看，才看得出孩子兩三歲時的樣子。十年過去了，即使是親生父母，也不能在人群中一下認出他。
桂宏正夫婦曾經歷過一場空歡喜，那種心情“比悲傷更要悲傷”。2012年，有志願者聯繫桂宏正，說疑似在西寧看到了他。志願者發過來一張照片，那個小孩戴了頂帽子，低著頭。
男孩的眼角也是垂下來的，兩頰紅紅的。桂宏正幾乎確認那就是他兒子。他的心情急迫而強烈，叫志願者在當地報警，再去拍照片。幾天之後，志願者確認那個孩子不是他的。
“那次我真的就太傷心了。”桂宏正掏出手機，打開相冊刷了幾秒鐘，點開那個小孩的照片，拿給我看：“你看像不像？”
不等我回答，他說：“整個都像。”
出現這樣的“錯誤”並不奇怪。生物學統計，女性懷雙胞胎的自然概率是八十分之一。人群中，兩個相似度極高的人出現的概率更高，人類肉眼分辨人臉相似度沒有那麽可靠。
“說實在的，他就是坐在我們身邊，我都認不出來，是吧？”之後的兩個月，桂宏正和妻子無數次拿出那兩張照片，和那張3歲的照片放到一塊兒比。也說不上是要確認什麽，但還是努力尋找幾張照片的共同點。
“小時候上幼兒園的看起來很像，像得很。現在臉型變了，瘦了，原來臉很圓。”桂宏正的妻子說。
他們唯一能掌握的不太會被時間改變的細節，是孩子右腳小腿上的一處疤痕。那是男孩小時候在酒坊玩耍，不當心被滾燙的水燙的。4月12日，在廣東一處民宅與兒子相認時，這對父母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一把掀開孩子的褲腳，看看小腿上是不是有一條疤。
技術帶來的結果令人欣喜，6月19日，最新的一個消息：今年四五月，優圖的人臉識別技術又幫助深圳警方找回一個失聯多年的兒童。那是2000年，深圳羅湖發生一起綁架兒童案，綁匪索要贖金二十萬元。奇怪的是，小孩和綁匪隨後卻消失了。多年來，警察沒有放棄尋找，也曾找畫像專家進行跨年齡模擬畫像，都沒有獲得有價值的線索。孩子失聯時只有3歲，19年過去了，他被找到時在深圳一家餐廳當廚師。
陳士渠說，這些兒童被找回，“充分證明人工智能對於查找被拐多年兒童能夠發揮重要作用。”而目前，采取盜竊、搶奪、拐騙等方式拐賣兒童的案件，“全國年發案只有幾十起”，基本可以快偵快破。
這意味著，我們可能站在一個時間的分水嶺上：一種犯罪類型正在被技術逐步瓦解。
蔣曉玲對未來充滿期待，“我們今年準備看能不能把剩下幾個解決掉，要是這幾個也找到的話，我們的案子就比較完美了。”
四川的案子中，還有3個孩子沒有確認。這三個人中，有一個男孩的比對結果很特殊。三次比對，排在相似度第一位的始終是同一個人。即便以肉眼看，這個男孩與被拐兒童的面部特徵都很相似——甚至耳朵上一處非常特殊的標誌。但奇怪的是，幾次DNA比對都不成功。
頭兩次，機器判斷：97、98分，第三次——100分。
警察們對這個結果感到困惑。他們調查過孩子親生父母生產時的狀況，那對夫妻是在鎮上一家診所生下的男孩，診所並不正規，“都沒有留下出生記錄”。
研究員們的看法各不相同。“機器也有bad case。”李博士說，“所有的人工智能都不是百分之百正確，比如說它的識別能力就是95%，在一個千萬的集合裡，有一兩個找不到，我覺得是在算法誤差內，很正常。”
曉程則相信機器比人坦誠，也比人可靠。從2009年開始從事人臉識別，過去十年的工作給他帶來的一個啟發是——“它的錯肯定是有理由的。”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巧合和錯亂的事情了，再強大的AI也解釋不了一切。
* 文中圖片由騰訊守護者計劃安全團隊提供，Kyle、Allen、曉程為化名。
撰文丨姚胤米 編輯丨金赫
運營 | 張琳悅 劉心雨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