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視角|
“Telework”制度一定能在日本掀起一場變革
今年6月29日，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通過一項名字冗長的法案——關於“調整與推進勞動方式改革相關的法律條文”的法案。該法案共計30條，簡稱“勞動方式改革相關法案”。
日本人的工作時長，可謂全球聞名。一項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加盟國為對象的調查顯示：2017年，日本人的平均勞動時間為1710小時，遠超歐盟三大國（英國1681小時；法國1514小時；德國1356小時）。近幾年，“過勞死”以及過度疲勞導致的“勞動災難”在日本各地頻頻發生，一度成為了社會化問題。因此，日本政府通過立法的形式，對加班時間過長的公司設定了處罰規定，縮減了勞動者被強製要求加班的時長。明年4月，“勞動方式改革相關法案”正式實施之後，日本人的加班上限為每個月45小時，每年360小時。
每個月加班45小時，相當於每個工作日加班2小時左右。也就是說，那些在朝九晚五的企業裡工作的員工，晚上7點過一點就可以下班回家。回想30年前，我剛走出大學校園的那個年代，日本人每個月加班400小時以上，而我自己一年365天裡，只有兩個整天的假期。
與過去惡俗的舊法相比，新頒布的勞動法案極具“革命性”。甚至我的很多來日本出差或旅行的中國朋友都表現出了嫉妒——日本什麽時候變得比中國還“社會主義”了？
實際上，早在今年年初，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就對各大日本企業下達了“勞動時間改善令”，全力灌輸“加班是不正確行為”的觀念。事實證明，這項法令的成效十分顯著。如今，如果某企業的員工還要在辦公室裡加班到深夜，那麽他們的直屬長官將會被問責。那些希望節節高升的長官們，當然不希望自己因為加班問題被更高一級的長官扣分，所以他們每天都會“體貼地”讓下屬們盡早下班回家。
說到這，我不禁想起了當年在北京工作的那段時光。2009至2012年，我在北京的一家日系文化公司工作。除了我之外，公司裡的所有員工都是中國人。根據公司的規定，員工的出勤時間從早上9點到晚上5點。不過，我每天早上都是7點半到公司。這是因為，日本和中國有一個小時的時差，北京時間8點相當於東京時間9點，也就是日本總公司開始辦公，大量發送郵件的時間。
而公司裡的中國員工，一般都會在8點55分到9點之間，陸陸續續來到公司。然後，在9點整，正式開始一天的工作。早上上班的時候如此，晚上下班的時候也是如此。無論有多少工作需要處理，他們都會在下午5點到5點5分之間，從辦公室裡消失。只剩下我這個高管，孤身奮戰到晚上9、10點，然後鎖上公司的大門，坐末班地鐵回家。就這樣，我順理成章地成了公司的“掌門人”——執掌公司大門鑰匙的人。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幾年之後的今天，東京的辦公大樓裡也呈現出了類似的景象。而這番景象的最主要成因莫過於“勞動力不足”。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今年6月，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達到歷史新高的1.62倍。也就是說，每一位求職者都有1.62家企業在爭奪。與此同時，今年6月的完全失業率僅為2.4%，創歷史新低。發布以上調查結果的日本總務省表示：完全失業率不會繼續下跌。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尋找待遇更好的公司而主動選擇失業。
既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勞動力荒”，日本企業為什麽還會願意縮短員工的工作時長呢？這是因為，沒有求職者願意進入勞動時間長的“黑企”工作。
我每周都會在“東京六大名校”之一的明治大學給300多名學生上一節“東亞國際關係論”課程。課下交流的時候，班上一些正在找工作的學生告訴我說，在參加面試的過程中，他們一定會向面試官確認“加班時間大概有多少”。我不禁感歎，現在的年輕人真是公私分明，他們的人生和他們的工作狀態已經和我這一代人完全不同了。
最近，日本的新聞裡幾乎每天都會出現一個英語單詞“Telework”。它是一個由“tele（遠程）”和“work（工作）”組合而成的“日本造”單詞，含義是“在公司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辦公”。
日本的上班族，每天都在“早高峰”的時候，坐電車趕去公司上班，在“晚高峰”的時候，擠在搖搖晃晃的車廂裡回家。毫無疑問，很多人的心裡都有一個念頭：要是沒有這兩個地獄般的通勤時段，那該有多好。
於是，一些日本企業開始嘗試讓員工“Telework”。比如：8月初，在日本國內擁有17萬員工、在全球範圍內擁有30萬員工的日立集團將10萬員工的工作模式調整為“Telework”。此外，擁有3萬員工的富士通集團批準70%的員工“Telework”，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公司更是允許全體1.7萬員工“Telework”。預計到今年年底，日本20%以上的企業將會採用“Telework”制度。
其實，在筆電電腦和智能手機如此普及的當下，我們完全可以在家裡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在家一邊工作，一邊陪孩子或父母，更是一舉兩得。又或者，一邊聽著喜歡的音樂，一邊愜意地工作，其結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此外，就我的個人經驗而言，在辦公室裡最浪費時間的工作莫過於“開會”。想必很多在日企工作的中國人都有相同的感受，日本人喜歡開會的“病”幾乎無藥可治。每天一到上班時間，就是接連不斷的開會。通過這些漫長的會議能不能形成某些重大決議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實，這些會議隻不過是那些坐在正中間的長官幹部們顯示權威的舞台罷了。至於其他參加會議的人，當然是睡眼惺忪，或者心不在焉。
就這個意義層面而言，“Telework”制度能夠讓員工名正言順地不參加這些毫無意義的會議。所以，它一定在日本掀起一場變革。香港等很多地方的商人，習慣於把茶樓當做辦公室，一邊喝茶，一邊談生意。日本人似乎也開始認可這種方式，並加以借鑒。
人們常說，日本社會數十年一成不變。其實，它也在一點點地發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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