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有沒有和中國《孫子兵法》地位相當的兵書？

文｜白孟辰

“古代西方沒有兵書”，這是國內軍迷中普遍存在的一個著名錯誤概念。雖然和中國早早產生了《孫子兵法》這樣將戰爭提升到哲學高度的作品相比，西方兵學在古希臘時期發展進度相對較慢，即便到了古羅馬時期，兵書的創作也更強調普及性，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東西方都有自己獨到的兵學體系，歷代軍事家基於自身實踐，分別創作了符合自身軍事傳統的優秀著作。我們很難簡單地判斷何者更優秀更先進，只有適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兵法從紀實文學開始

與我們通常印象中的《孫子兵法》式兵法不同，西方的兵法最初是以軍事紀實作品的形式出現的。在古希臘時代，包括色諾芬等一大批歷史學家圍繞伯羅奔尼撒戰爭和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等事件，留下了一大批以親歷者提供的細節為基礎的戰場記錄。

這方面的代表是色諾芬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完成的《長征記》。《長征記》的背景是公元前401年10700名希臘雇傭重裝步兵跟隨小居魯士遠征波斯，並在戰役失敗後從黑海之濱一路殺回古希臘世界的故事。色諾芬作為這支雇傭兵的長官者，全程親歷了這次遠征。他的記錄既包括歷史事實，又涉及軍隊指揮的各個方面，包括重裝步兵的戰術、後勤補給等問題。

因此，對於後世的軍事家而言，閱讀《長征記》就可以了解色諾芬和他的戰友們在作戰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相應解決方案，對其他重裝步兵部隊指揮員有著很明顯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與此類似，卡裡斯托斯、歐奈西克瑞塔斯等人基於亞歷山大大帝遠征歐亞事跡創作的亞歷山大大帝遠征系列，雖然帶有不少杜撰的成分，卻仍然成為古希臘和隨後西方軍事家在戰略和戰術方面的重要啟蒙讀本。例如曾一度極大地威脅了古羅馬，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羅馬軍事戰略體系建立的漢尼拔，雖然身為迦太基將領，卻為了了解亞歷山大大帝的作戰經過，專門命身邊的希臘語書記官在戰鬥的間歇為他朗讀希臘文的歷史著作。

古羅馬人同樣將軍事紀實作品視為最重要最具參考價值的兵法。在羅馬軍團中，從元老院議員和騎士階層出身的將領，到基層官兵都很喜歡軍事紀實作品。甚至普通的羅馬市民也將其作為茶余飯後的談資。

因此羅馬共和國末期最優秀的將領，同時也是羅馬帝國的真正奠基者尤裡烏斯·愷撒，創造性地將軍事紀實作品作為對元老院進行輿論戰的武器，以自身征戰經歷創作了《高盧戰記》和《內戰記》兩部不朽作品。這兩部作品成為古羅馬時期軍事紀實作品的巔峰之作。在愷撒遇刺之後，他的書記官又繼續創作了《亞歷山大裡亞戰記》《西班牙戰記》等一系列作品，雖然從拉丁文學角度水準大有下降，但仍然可以從中窺探到愷撒的戰略戰術和指揮技巧。

《高盧戰記》《內戰記》在問世以後，始終是後世指揮員的重要讀本。愷撒在其中詳細記錄了如何組織圍攻，如何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組織側翼攻擊，甚至是如何在多瑙河上架橋等問題。日後羅馬攻佔不列顛時，就專門參考了愷撒對不列顛原住民軍隊制定的作戰計劃。

公元103年，一位長期在羅馬不列顛、多瑙河防區軍團中服役的羅馬將領弗龍蒂努斯去世。他是圖密善皇帝時期優秀的指揮官，同時也是羅馬最重要的兵法家。為了能夠讓後世的軍事家在不需要大量閱讀軍事紀錄作品的情況下了解以往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將領的謀略和妙計，弗龍蒂努斯完成了一部四卷本的資料集《謀略》。這部兵法收集了超過500個古代西方世界的謀略故事，雖然部分戰例真實性值得懷疑，但總體上仍具有相當巨大的借鑒意義。可以稱得上是古羅馬時代軍事紀實類兵書的集大成之作。

語錄體兵書存在的問題

那麽，為什麽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將領會將軍事紀實類作品作為最主要的兵法形式呢？主要原因在於這樣的形式利於傳播，也便於剛剛接觸兵書，尚未獲得軍事經驗的青年閱讀和學習。

古希臘和羅馬共和國長期採用全民皆兵的征兵製。古羅馬共和國甚至將在軍團中積累足夠的服役年限作為進入元老院的先決條件之一。這就迫使上層青年子弟都必須加入軍隊服役。他們中許多人對軍事和征戰缺乏興趣，但擁有較好地閱讀理解能力。軍事紀實類的兵書為指揮員提供了一個按圖索驥、照貓畫虎的捷徑。

事實上，在大中華文化圈也有類似的情況，我國兵書體系中將軍事紀實類兵書稱為“戎事筆錄”。日本、蒙古包括我國歷代的指揮員都有仿造《春秋》《左傳》等歷史著作中記錄的戰例制定作戰計劃的例子。到明末包括李自成和努爾哈赤等人都在參考《三國演義》等小說來學習戰略戰術。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史家推崇“春秋筆法”，像宋代張預的《百將傳》雖然記錄了大批名將的戰例，但對戰例細節記述仍然不夠詳細。而同樣創作於宋代的《何博士備論》評論戰國以來歷代軍事家的得失成敗，更多是從政治和大戰略角度，對具體戰例和實戰指導論述有限。這就導致對漢語言文字了解有限的將領無法直接去閱讀專業軍事紀錄作品，而演義小說雖然是文人創作，但至少是部分基於戰場戰例，仍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近代以來，我國引入西方軍事學術體系之後開始重視收集整理戰例集、資料集，也從側面證明軍事紀實作品在西方兵學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之下，我國傳統兵法體系中比照《論語》等儒家經典，創造了一大批語錄體兵書，主要記錄軍事人員圍繞戰爭各個方面發表的言論。例如1924年被作為黃埔軍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語錄》被稱為語錄體兵書，是由蔡鍔收集曾國藩、胡林翼兩員湘軍大將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論兵言論，分門別類編纂而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大程度是自唐宋以來文武將官涇渭分明，極少有武將像南宋陳規這樣既有軍事經驗，又有相當的寫作能力。杜牧在《注孫子序》中坦言“士大夫以談兵為恥”。因此我國鮮有《守城錄》這樣從將領自身角度記錄戰例並對其中的戰略戰術及經驗教訓進行分析的兵書。語錄體兵法與西方的軍事紀實類兵書相比，對閱讀者的軍事知識儲備和漢語言文學功底要求更高，理解難度較大，很容易流於死記硬背、不求甚解，最終導致趙括式“紙上談兵”的悲劇。

該內容為騰訊獨家合作內容，未經許可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