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庚南
美聯儲加息75個基點的“靴子”毫無懸念地落地了。
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台灣時間11月3日凌晨2時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75個基點到3.75%至4%之間。這是美聯儲連續第四次加息75個基點、年內第六次加息。從今年3月至今，僅半年多時間，聯邦基金利率從加息前的0~0.25%上漲至3.75%~4%，其加息的“烈度”可見一斑。美聯儲如此充滿“激進”式的加息，顯然是迫於居高不下的通脹率。
當前，美國正籠罩在40年來最嚴峻的滯脹陰影裡。2021年，美國無限量化寬鬆種下的“惡果”開花了：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核心價格指數（CPI）分別由年初的1.4%、1.6%快速攀升至2021年末的7%、5.5%；2022年以來，美國CPI、核心CPI依然保持上升勢頭。9月份美國CPI同比增長8.2%，核心CPI同比增長6.6%（見下圖）。
儘管自美聯儲3月份啟動加息後，特別是6月份以來連續三次單次75個基點的大幅度加息，美國通脹率快速上升的勢頭得到遏製，但通脹率仍在高位徘徊，其中核心CPI創1982年以來40年新高。
數據來源：WIND
美聯儲如此激進的加息似乎收效並不明顯，能否摁住高企的通脹充滿了懸念。正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所表示的，恢復價格穩定可能需要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限制性的政策立場。美聯儲將繼續堅決致力於將通脹率降至2%的目標，堅持緊縮政策直至通脹目標達成，並預計持續加息將是適當的。顯然，美聯儲加息何時是盡頭，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其產生的負向溢出效應卻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清晰。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非美國家的衝擊確定無疑：美元是非美國家的麻煩
美聯儲激進加息之“激進”性，不僅表現在其力度之“烈”，更表現其強調“美國優先”、漠視國際責任，對加息產生的全球負向溢出效應的不管不顧，不惜犧牲其他國家甚至包括盟國的利益。
美聯儲激進加息導致的直接負向溢出效應是，非美貨幣大幅貶值，國際資本從非美國家和地區流出，進而導致這些國家和地區股市、債市、樓市等市場因“失血”而重挫，通貨膨脹加劇。截至美國東部時間11月3日，美元指數年內升值達17.64%，相應地，非美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見下表）。
隨著全球通脹大幅飆升，眾多非美西方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為阻止本國資本持續外流、維護本國匯率穩定和控制本國通脹，也開始紛紛加息。2022年以來，全球已經有至少42個國家開啟了加息模式。從歐盟、澳大利亞，西方國家紛紛仿效激進加息，並波及到發展中國家。津巴布韋上半年一次加息就達12000個基點，阿根廷加息達1500個基點。緊隨美聯儲，英國央行也於11月3日晚加息75個基點的利率決議。
美國加息自有美元的邏輯，而非美國家跟隨加息既無奈又往往無效。面對強勢美元，無論是歐元、英鎊、澳元還是韓元，加息本來是為了控制通脹，但因為自身貨幣的大幅貶值導致進口商品價格大幅上升，輸入的通脹壓力大幅抵消了加息所帶來的效果。這在外向型國家當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韓國央行今年已累計5次加息150個基點，韓元對美元匯率的累計跌幅已經接近15%。受匯率貶值等因素影響，韓國連續5個月出現貿易逆差，進而導致韓國外匯儲備累計縮水了近300億美元。德國、瑞典9月份通貨膨脹率分別高達10%、9.7%，均創下歷史新高。美聯儲激進加息對新興市場的衝擊尤為明顯，表現為新興經濟體債務風險加劇。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疊加全球增長前景不振、地緣政治衝突和政治風險加劇等，勢必導致一些基本面較弱、政治不穩定的國家未來很可能會出現主權債務危機。
可以說，目前全球正籠罩在美元激進加息掀起的濃重陰霾之下。或者說，在軍事、經濟強權（長臂管轄、經貿霸凌）加持下的美元霸權一直陰霾不散，於今為甚。“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麻煩”，——尼克松時代的傲慢已深入美元的骨髓，形成了美元的邏輯，養就了美元“薅羊毛”的秉性。在加息、降息的循環之間，在美元冷熱環流的交替之間，美國一輪又一輪地實施對全球的“薅羊毛”。美元正成為世界最大的麻煩！
正如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麗貝卡·格林斯潘所言，目前的行動方針正在傷害最脆弱的群體，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並有可能導致全球衰退。該機構估計，美聯儲的關鍵利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隨後三年內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產出就會減少0.5%，而貧窮國家的經濟產出則會減少0.8%。
美聯儲激進加息終將反噬其身：美元也將是美國自己的麻煩
美國激進加息，不僅給全球造成了不穩定性，也給其自身帶來房地產市場明顯降溫、股市動蕩、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顯著放緩、消費者借貸成本上升等後果。公開資料顯示，美聯儲激進加息後，抵押貸款平均利率上漲至6.29%，創2008年10月以來的最高水準，導致美國房地產市場應聲下滑。美國各地房價出現了自2011年1月以來的最大環比跌幅。美元在薅羊毛的同時也必將種下惡果，反噬其身。更為關鍵的是，美聯儲激進加息的方式或與其降低通脹率的願景相悖。
美聯儲通過加息來壓降高通脹率的基本邏輯是：通過加息緊縮貨幣，進而推動美元升值；同時，在強勢美元加持下擴大進口，緩解國內商品供需矛盾。兩方面共同發力，實現壓降通脹率的目的。但隨著國際格局的改變，特別是“去美元化”趨勢的增強，美元的運行邏輯正面臨被修改。
一方面，美聯儲希望通過提高聯邦基準利率，從宏觀上收緊基礎貨幣供給，進而緊縮商業銀行信貸供給，達到收緊全社會貨幣供給的目的。但這一目標或受到來自兩方面因素的製約。從內部看，美元自身的信用收縮機制鈍化影響美元的回籠。由於此前美聯儲長期實施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元不斷走低，長期國債與短期國債差不斷收窄，美國國債的吸引力趨弱，導致國際資本出現逃離美國股市、債市的趨向。因此導致美元自身的信用收縮機制開始鈍化，美元回流的路不再平坦。從外部看，全球美元的回流勢必衝抵美聯儲通過加息收緊美元的“用力”。儘管在新的國際貨幣格局下，隨著“去美元化”趨勢增強，美元在加息背景下回流的力度或不及以往，但仍會有相當體量的美元匯率，對加息回流勢必衝抵這一效果（這恰是美元與非美貨幣最大的區別所在）。內外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或使美聯儲通過加息收緊貨幣的預期難以順利實現。
另一方面，美聯儲通過加息推動美元升值，並在強勢美元加持下擴大商品進口緩解其國內物價上漲的壓力，從而降低通脹率，但受到外部市場供給能力下降的約束。隨著美元的加速回流，新興經濟體乃至歐洲等發達經濟體勢必進入經濟衰退期，而跟隨美元加息將進一步加劇這些經濟體產業鏈、供應鏈的崩潰，從而減少其商品生產及供給，相應也減少其商品出口。這種情況下，雖然美元購買力增強，但未必能增加進口，特別是生活日用品的進口。如果美聯儲加息並不能推動進口的增加，甚至是減少；那麽加息帶來的，不是緩解而是加劇商品供給矛盾，成為高通脹的內生推動力。而且，非美國家的高通脹也可能反向輸入美國。由於美國經濟結構以金融科技型為主，因此基礎產業的原材料、生活日用品等大多需要從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進口。而受美元激進加息及疫情影響，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不暢，非美國家通脹上升導致出口商品價格的上漲也會反向推動美國國內物價上漲。這或是美聯儲持續大幅度加息但通脹率依舊高位徘徊的內在原因。
實際上，在加息的目標導向上，美聯儲也遊移不定。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美聯儲將繼續堅決致力於將通脹率降至2%的目標；而美聯儲副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美聯儲需要逐步將利率提高到4.5%左右。這顯然充滿了矛盾，美聯儲加息的目的，究竟是要將利率提高到4.5%的水準，還是降通脹率壓降到2%的水準？顯然，經過此次加息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距4.5%僅一步之遙。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美聯儲12月加息50個基點的概率上升至57%。如果12月份再加息50個基點即可達到預期目標。但若要將8.2%的通脹率壓降至2%，則長路漫漫。
可見，美聯儲期望通過持續“激進”加息來壓降高通脹並非理性，既傷害了非美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利益，給非美貨幣帶來巨大的麻煩，也將反噬其身，陷入持續加息的茫茫“泥沼”。
其實，降低通脹的目標不應是通脹率數字本身，而應是通脹率背後的民生。即：要通過壓降通脹率，保持物價的穩定，從而讓老百姓在可負擔的物價成本下生活。但是暴利加息，導致經濟衰退，商品供給減少，加劇生活成本危機。
正如前不久聯合國貿發會議所指出的，“隻關注貨幣政策，而不解決貿易、能源和食品市場供應方面的問題，可能確實會加劇生活成本危機。”“在當前供應鏈面臨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上升的情況下，僅靠貨幣政策無法降低通脹。” 抗擊高通脹率理性的路徑是，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建議，各國應著眼於工資增長，並繼續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就業、提高生產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或是中國堅持正常的貨幣政策與美西實施的非正常貨幣政策的分水嶺。
(本文作者介紹：先後供職於工商銀行、人民銀行，現為銀行監管部門人士，長期負責小企業金融服務推進工作，潛心研究小企業金融服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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