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背後 唐帝國由盛轉衰之謎

賀知章一首《太和》“昭昭有唐，天俾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我同德。曾孫繼緒，享神配極。”道盡了大唐開元盛世，與氣勢恢宏的唐都長安相得益彰。以賀知章為原型的三品秘書監、靖安司監何執正，在劇中多次吟誦這首《太和》，卻並非是為了歌頌，而是惋惜盛世下的危局，最終在花萼相輝樓宮宴上戳破了“皇帝新衣”，說出了憋了多年的心裡話——“聖人不再是以前的四郎了”。

公元742年正月初一，唐玄宗改元“天寶”。“開元”成了舊歷，“天寶”成了新歷，李四郎變成了聖人，留給歷史的是“舊歷開元盛世，新歷天寶危機”，唐帝國在此轉身。

元載歷史上確有其人，唐肅宗即劇中太子李亨登基後，因與擁立肅宗的宦官李輔國之妻元氏同族而受重用，唐代宗時官至宰相，其妻確實是王宗嗣之女王蘊秀。元載與李林甫一樣，雖是能臣卻也是權臣，貪財戀權，最終落得個抄家滅族。不過，推行兩稅法為唐朝續命的唐德宗朝宰相楊炎，卻是因為與元載同鄉而獲重用，當然楊炎的結局也很慘，被德宗賜死。當時為楊炎說公道話的正是同為宰相的李泌，李泌出身遼東李氏，西魏八大柱國之一李弼六世孫。

危局之下，有的人，如長安不良帥張小敬，知道唐帝國出了問題卻無力解決，只能拚盡全力去守護長安的穩定與繁榮，讓普通人仍然能夠活在盛世的“夢”中；有的人，如以“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為原型的右相林九郎，大權在手卻甘做“裝睡之人”粉飾天寶盛世；有的人，如太子李亨即唐肅宗、戶部八品小吏徐賓，知道唐帝國出了問題，也有了解決之道——新稅法，卻手中無權，無能為力。

所謂的新稅法，實際上就是李亨之孫唐德宗時宰相楊炎所創之兩稅法，指向的是傳統土地制度破壞後的財政問題。在農耕社會，土地是最根本的生產資料，其產出的分配可以被視為一個零和博弈，政府、農民、地主之間分配的均衡是一個王朝穩定與繁榮的基礎。

王朝初期，大量土地由於戰亂變成邊緣禁地收歸國有，自耕農成為農民的主體，加之人少地多、輕徭薄役，政府與農民皆大歡喜，達致太平盛世。而隨著人口的增長，權貴、地主等對土地的兼並，大量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乃至農奴，繳稅的土地、人口減少，政府收入下降而農民負擔卻加重，最終導致農民起義以至王朝滅亡。

其間，各個王朝為了自救，通常都會進行財稅改革，如唐朝的兩稅法、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等。但也只能為王朝續命不能根治，最終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就這樣來回往複了上千年。

唐朝初期施行均田製，即政府將邊緣禁地收歸國有後，按照每戶人丁多寡分配定量的土地。進而在均田製基礎上，施行名為“租庸調”的稅賦制度，租即地租，庸即納庸代役——繳納絹布代替勞役，調即戶調——繳納絹棉布麻。同時，基於均田製建立了兵農合一的軍事動員體制“府兵製”，即將全國劃分為數百個軍府，各地府兵平時為農，每年輪番到當地、京畿、邊疆等地服兵役。

一個王朝最為重要的財稅、軍製都奠基於均田製，可以說均田製是唐朝的根本所在，從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唐朝百年盛世也奠基於此。然而，隨著土地兼並與人口增長，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均田製已經名存實亡。如唐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年）全國人口增至906萬戶，按照均田令全國應授田總數為14億畝，但實際墾田數僅8.5億畝。而據敦煌戶籍殘卷記載，天寶六年（747年），當地居民程思楚的已受田隻佔應受田的21%，就連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京畿地狹，民戶殷繁，計口給田，尚猶不足”。

授田減少但租庸調並不會減少，農民負擔成倍增加，或逃亡成為客戶，或投效免稅權貴，無疑都會動搖了唐朝的根基。更為重要的是府兵製也因此遭到破壞，不得不招募良家子從軍，由兵農合一的義務兵役製轉向職業化的募兵製。然而，募兵製的花費遠超府兵製，又對中央政府的財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增加收入，舊的財稅體制非改不可。

與此同時，職業化募兵的出現，保證了唐軍戰鬥力的同時，又使唐軍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轉變為鐵打的營盤鐵打的兵，邊軍將領的擁兵自重成為可能，安祿山身兼范陽、盧龍、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十數萬即是一例。而當節度使獲得地方行政權，實現軍政合一時，藩鎮割據已經在所難免。

此時，藩鎮所慮者只不過是中央政權是否足夠強大。當中央政權強大時，則稱臣盡量向中央政府撈取好處；當中央政權暗弱時，則陽奉陰違待機而動。劇中聖人被劫失蹤後，主持大局的以高力士為原型的驃騎大將軍郭利仕最擔心的即是安祿山等藩鎮乘機起兵，然而安祿山終歸沒讓他們失望，於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以討伐楊國忠“清君側”為名起兵，次年即攻破長安，史稱“安史之亂”，唐帝國由此轉衰。

為了應對安史之亂，唐帝國又調安西駐軍的安西鐵軍入關，事實上放棄了西域，下一次中原王朝將勢力擴展到西域要等千年之後的清朝乾隆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