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德、拿破侖與戴高樂：英國與歐洲大陸六百年矛盾

英國自古就對歐洲大陸采取一種“若即若離”的態度，自18世紀開始為爭奪、維護“世界第一”地位，它所採用的就是“大陸均衡政策”。

（1）“大陸均衡”政策，在現代已經無法實現，面對“加入歐盟的負影響”越來越嚴重，英國開始“爭論”與“彷徨”

“均衡政策”實質上就是采取各種手段不允許出現“帶頭大哥”，從而干擾、威脅自己在海上的“霸權”。同樣，1973年加入“歐共體”/歐盟，也主要是希望借助自身的力量“影響”歐盟，讓歐盟成為自己的利益實現的載體，也就是歐盟利益與自身利益高度一致下，依靠歐盟的影響力，延緩甚至可能“重現”自己曾經的光榮。但問題是，世界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從法國和西德主導的“歐共體”，再到法國和德國主導的“歐盟”，歐洲大陸儼然已經形成“帶頭大哥”，自1973年到2013年的所謂“三駕馬車”，英國採用的“均衡政策”其實已經失敗。

英國的擔心在於：歐盟可能吞噬英國，使英國徹底從“世界性大國”演變為“歐洲國家”，這既傷害到了自己的“自尊”，又讓本國利益遭遇重大損失，同時，也和自己的基礎思想：“盎格魯—新教”文化受到顛覆。

因為現實和未來矛盾，加上幾百年的歷史溯源，英國和歐洲大陸間的互相猜疑越來越嚴重。

（2）島國思維與海上霸權並不矛盾

正因為“大陸均衡政策”施行的三百年裡，英國和歐洲大陸所有強國間都發生過齷齪，特別是和法國，三百年來兩國爭奪“世界話語權”“歐洲話語權”的行為就沒有停止過。再往前，法國1337—1453年長達116年“百年戰爭”，不但讓法國和英國的國家建設得以完成，也奠定了英國“島國思維”徹底成為“基因”。

“島國思維”和進軍大陸，乃至“海上霸權”並不衝突，後兩者只是“島國思維”的擴大工具。“島國思維”不是就待在“島上”，而是行為做事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對周圍群體的正常利益不進行考慮，凡事以“自我為中心”。進軍大陸、海上霸權也僅僅是維護“自我中心”的手段。

“大陸思維”同樣也是以利益為先，這是人的本性，也是存在、生長的必要，但“大陸思維”往往更容易妥協、交換，換取“最佳”利益。

正是因為“大陸均衡政策”乃至後期的“光榮孤立政策”，表面上只是“監視者”，但實際上它與我國的道家思想有一定相似性“萬物旁作，吾以觀其複”。真的是“監視者”們？它想做的不是“監視者”而是“裁判者”甚至“園丁”，誰長高了，拿把剪子把高出來的剪掉而已。

（3）19世紀中後期，英國逐漸出現的“光榮孤立政策”，其實也只是“大陸均衡政策”的變形

在1880年代到1890年代，在拉美地區面對美國和德國勢力的崛起，英國丟車保帥，放棄與美國“正面競爭”在拉美的主導權（只是放棄正面碰撞，不是放棄爭奪），轉而轉向歐洲應對法德俄特別是德國在1883年代的“瘋狂殖民”。

在那時，英國和法國的競爭仍然是主體。但“威廉二世”及其德國海軍方面的“瘋狂造艦計劃”嚇壞了英國，英國和法國已經在七八百年的競爭中逐漸熟悉對方，但面對“新興強國”德國（只是說德國作為統一的普魯士是新生的）並不熟悉，再加上德國人的性格優點，從1900年開始，英國把德國看做了“最危險的敵人”。

即使德國的海軍實力不足英國的三分之一，法國卻是英國的一半兒也不可能改變“思維同一”性的重要性（只是相對德國更具有“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