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了錢，我就回鄉下種地去”

“掙了錢，我就回鄉下種地去”

小滿之後，湖南真正進入多雨時節。

一陣雨過，能在城市裡聞見泥土的氣息，自然、清新，讓人夢回故鄉。兒時，最喜歡雨後夏日，河水暴漲，拿個漁網能在河裡撈到魚。赤腳走在田埂上，留下一排腳印，像給土地蓋上印章，我們與土地密切相連，那是真正屬於我們的土地。承包村裡的水庫，一度是我的夢想。

我離開土地太久、太遠了。

父輩們在成為土地的真正主人後，卻很快厭倦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不顧一切地逃離，也鼓勵著下一輩出走，他們對孩子說“不好好讀書，將來只能種地”。我們的出走，遠比父輩的逃離徹底，他們終究會回到故鄉的土地上去，那是他們的根，他們，不過是飄得遠了些的落葉。而我們，連根拔起，回不去了。

6月，我們去往鄉村農場，深入土地，更像是一種懷念和憑吊。同行的攝影師，是個被現實拉扯著的理想主義者，一路對當年將戶口遷到了城市耿耿於懷，“回去，連宅基地都沒有了”。他的田園夢想，是在城郊租一所房子，既能享受久違鄉村生活，也能照看城裡的家庭，這是大多數年輕人的理想和現實。

我們在湘北的一個農場待了三天。農場滿目蒼翠，蛙蟲鳴叫，黃昏時在棗樹下吃飯，月夜裡在廣闊天地裡閑聊……寧靜、和諧，是我們想象中的模樣，更堅定了攝影回歸鄉村、土地的決心。不過，這只是我們作為外來者感受到、或者說想象中的模樣，年輕的農場主就在棗樹下意味深長地告誡我們：“不要投身農業，像個巨大坑，跳下去，就爬不上來了。”美好的想象之下，農業依舊是一項繁重而枯燥的勞動，鄉村，還是那個狹小而複雜的空間。

想起網絡紅人王村村的一首詩，那個在北京CBD的浴缸裡種植水稻的土地懷念者，在大都市裡緬懷鄉村：在農村長大的幾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幾年/自由、平等/最重要的/是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

城鄉間的流動壁壘已經逐漸褪去，回歸土地本身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見過了外面的世界的我們，在城市滋長出藤蔓和牽絆，回歸，成了一種奢望。

“在城裡努力掙錢吧，掙了錢，我就回鄉下種地去。”幾個年輕人月夜裡的樹下閑談，往往以雞血式的口號作為結尾，堅定而悲傷，像極了曾經下定決心走出鄉村、逃離土地的年輕人。 文/唐兵兵

△ 6月4日，嶽陽臨湘羊樓司鎮新屋村大屋組，綠野星辰山野菜專業合作社養殖的小龍蝦比市場上價格貴得多，但合作社理事長李黎對泉水小龍蝦的市場前景非常看好。組圖/朱輝峰

△ 綠野星辰山野菜專業合作社隻種當季菜，不打化學農藥的理念一直秉持著。

△ 合作社的葉子菜，大多有蟲眼，菜農時不時會下到菜地捉蟲。

△ 李黎與家人在合作社摘菜。2011年他開始從事野菜的開發、銷售、加工及研究推廣。這期間，他經歷了結婚生子。和愛人剛認識時，他就灌輸自己的種菜理念。

△李黎為預定蔬菜的客戶送菜。

△ 工人對當天發送的菜品稱重分包。

6月初，我們去採訪湘北的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農場的寧靜和集體勞動的熱烈讓我們嚮往。

我們後知後覺，一場關於土地的“變革”早已悄然開始，截止到2019年，湖南有10.62萬家農民專業合作社。土地聚攏，人們重新聚集。合作社，在褪去最初的烏托邦和政治色彩後，成了鄉村的自救和突圍，也為從土地出走的年輕人，提供了一條歸鄉的新路徑和理由。

撰文/本報記者唐兵兵

合作社，是個舶來品

給合作社蒙上烏托邦絲巾的是羅伯特·歐文，那個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有錢，而且有一顆改造社會的心。1824年，他賣掉在英國的產業，花巨資在美國印第安納州買下三萬英畝土地和房產，建立“新和諧公社”。公社財產共有、權利平等、共同勞動，他的實驗在維持兩年後宣告失敗。歐文雖然失敗，卻激勵了不少後來者，在此後的十幾年時間裡，英國湧現出300多家歐文式合作社，都以失敗告終。

事實證明，合作社，不是空想家的試驗田，而應該是困頓人群的相互扶持、守望相助。1844年，28名曼徹斯特地區生活窘迫的工人，在羅奇代爾鎮的一間酒吧開會，決定成立一個合作社，他們的目的非常簡單，每個人湊一英鎊，做點小生意，算得上眾籌的鼻祖。酒酣興奮時，甚至喊出改造社會的口號，雖然，彼時的他們，連一英鎊的原始投資還沒有著落。歷時四個月，28個人湊齊了28英鎊，1844年12月21日，合作社商店在羅奇代爾鎮蛤蟆街31號的一間舊倉庫開業。

工人們遠比哲學家和文人們務實，他們總結之前合作社失敗的原因，制定了新的規則：一人一鎊，任何人繳納一英鎊會費，均可入會。一人一票，所有會員擁有平等的投票權，每季度開會審計財務報告，每年開會選舉管理層。消費分紅，每年隻按照會員與合作社的年度交易金額進行分紅。保證質量，確保貨物足質足量，絕不摻假。現金交易，只允許現金交易，概不賒账。為成員和其他人提供平價商品。以工人為主體的羅奇代爾公平先鋒合作社，發展壯大，幾經改組，後來作為政黨登上英國舞台，書寫了一段合作社的傳奇。

19世紀中期，歐洲困頓的不僅僅是工人，農民的日子也不好過。特別是德國，普魯士的農業改革讓農民的境況越來越糟，加上農業歉收，農民兄弟陷入困境。維耶布什的臨時鎮長賴夫艾森，深受英國羅奇代爾公平先鋒合作社影響，在當地組織了由農民構成的勞動共同體，說服有關部門以賒欠的形式向貧困的農民發放麵粉。1846年，賴夫艾森創辦一家麵包作坊，以低廉的價格向窮人出售麵包，這個共同體被稱作“麵包合作社”，是世界上第一個農民合作社。

把合作社引進中國的是薛仙舟，被稱作“中國合作運動之父”，他的理想是“以合作救中國，以合作治中國”。他理想中的未來中國，“及至每個小村落，每個工廠，每個團體，每條馬路，每條裡弄，皆有合作機關星羅棋布……”可惜的是，1927年，在起草完成《中國合作化方案》後，薛仙舟意外去世。1934年，民國政府頒布第一部《合作社法》，規定的第一條便關於農業：“為謀農業之發展，置辦社員生產上公共或各個之需要設備，或社員生產品之聯合推銷。”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轟轟烈烈興起，這次合作化運動更像歐文的“新和諧公社”，並沒有改變鄉村的落後，城鄉差別一直存在。城市化的浪潮吸引著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農民，上個世紀90年代，大量農民流向城市，土地失耕、被閑置。

湖南有10萬多家農民專業合作社

“農民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願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數十年後，農民合作社被重新提起，已經有了不一樣的意義。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作為農業大省的湖南，農民專業合作社快速滋長起來。2008年，湖南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只有3214家，而到了2015年，達到45406家，2019年更是達到10.62萬家，而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戶數由62.8萬戶，增長到397.7萬戶，不過12年的時間。巨大的數字背後，被分化成個體的農民們重新聚集起來，抱團取暖。

“很多是空殼社，為了套取政府補貼。”年輕的合作社理事長李黎告訴我們，合作社數量激增、野蠻生長階段，不少投機者乘虛而入，成立空殼社，騙取政府補貼。2019年，湖南省清理出各類“空殼社”15167家，注銷農民合作社“空殼社”4669家。合作社，並不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直面殘酷市場，也面臨著合作社野蠻生長後的重新洗牌，“光靠政府補貼的肯定第一批被清理掉，其次是盈利能力弱的，即使不清理，也會被市場淘汰”。合作只是內部的合作，在廣闊市場上，農民合作社依舊還是單打獨鬥的一個農民結合體。

6月初，我們選擇了十萬多農民專業合作社中的一家，萬千農業創業者中的一人進行採訪。合作社，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般美好、和諧，有苦澀、有艱辛，也有新舊交替無法避免的碰撞……

鄉村依舊安詳寧靜，一如我們的田園想象。但是，改變已經發生。久違的集體勞作場景讓人感動，而那些歸鄉、回歸土地的年輕人，總讓人看到鄉村的希望。

撰文/瀟湘晨報記者唐兵兵

【來源：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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