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秦朔
以開放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依舊很大；以批評和反省的眼光看自己，改革潛力依舊很大。
1978年3月，33歲的任正非作為解放軍科技人員的代表出席了全國科技大會。6000名與會者，像他這樣35歲以下的只有150多人。
年輕的任正非因何躋身國家級的科技大會？1977年10月14日出版的《文匯報》第四版上，有一則非常短的新聞《我國第一台空氣壓力天平》——
“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術員任正非在儀表班戰士的配合下，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台高精度計量杯準儀器——空氣壓力天平，為我國儀表工業填補了一項空白。……這種儀表是最近幾年剛出現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幾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能製造。”
任正非酷愛學習。他父親是中學校長，母親是中學老師。兄妹七人，他是老大。青少年時代，家裡非常拮據，月底母親經常向人借三五塊錢度饑荒，而且走了幾家都未必借的到。直到高中畢業他沒有穿過襯衣，家裡是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蓋，被單下鋪的是稻草。1963年，19歲的任正非考上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父親任摩遜囑咐他：“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任正非苦修功課，自學了外語，電腦、數字技術、自動控制等都是在大學時入的門。
讀完5年大學，任正非入伍進入基建工程兵部隊，到1983年轉業，都在做電話通訊方面的研究與服務。他有多項技術發明創造，兩次填補了國家空白。
1978年的中國，重新開眼向世界，邁入一個學習的年代。當年13名副總理一級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谷牧副總理率領的西歐五國考察團，一行30餘人，從5月2日至6月6日，花了30余天，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地考察西方經濟。他們看到西歐的高速公路已經成網，瑞士的發電廠用電腦管理，巴黎的戴高樂機場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聯邦德國的不來梅港熱火朝天地吊運貨櫃。他們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專心學習科學技術。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他在乘坐新乾線列車時很感慨，“我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鄧小平說，要虛心學習，了解與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學習發達國家一切有用的東西。
這是1978年發生在中國的一些事。這一年，中國GDP總量相當於美國的9%，這還是在人民幣匯率被大為高估的情況之下（1美元兌1.6元人民幣左右）。但是，重視科技，對外學習，奮發追趕，這一切都在昭示一個不平凡的未來。
差不多十年之後。
1987年10月，在深圳灣畔一處雜草叢生、兩間簡易房裡，43歲的任正非和幾個同伴用2萬多塊錢創辦了一間小公司，公司名字很大，叫“華為”。剛有些積蓄，任正非就決定將全部資金投入數字交換機的自行研發上，至1995年研發出第一台程控交換機。任正非提出“做一個世界級的、領先的電信設備提供商”，這個想法在當時是如此不可思議，以至他被人稱“任瘋子”。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十三大報告說，在初級階段，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當代國際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狀態下求得發展。
當華為能夠生存下來，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它開始強力推進和國際管理水準的接軌。在產品開發理念和流程上，與IBM合作，建立了集成產品開發流程（IPD）和集成供應鏈（ISC）；在生產和品質控制上，與德國國家技術應用研究院合作；在財務流程、制度、監控、編碼“四統一”上，與畢馬威、普華永道合作；在職位評估、薪酬和員工素質模型上，與美國合益集團合作。這些合作提升了華為的規範化、流程化、標準化等專業能力，為走向世界奠定了管理基礎。
當時任正非說：“我們現在買一雙‘美國鞋’，中國人可能穿不進去，在管理改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管理方面，我們的方針是‘削足適履’，對系統先僵化，後優化，再固化。我們有很大的決心向西方學習。……我們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要防止東方人好幻想的習慣，否則不可能真正學習到管理的真諦。”
過去幾十年，全球ICT產業（資訊與通信）發生了巨大變化，華為在變化中抓住了發展機會。任正非說：“在新問題面前，小公司不明白，大公司也不明白，大家是平等的。”作為新公司的華為，背靠高增長的中國市場，以客戶為本，以奮鬥者為本，在研發上高投入，堅定不移走國際化路線，最終成為ICT的全球引領者之一。
不少國家把資訊和通信作為敏感產業。華為能服務全球超過1/3的人口，和堅持全球化合規運營分不開。合規運營的基石就是“恪守商業道德、遵守國際公約和各國相關法律法規”。2017年，華為持續優化區域合規監管體系，使海外各子公司在面對全球諸多複雜因素的情況下，順利達成合規管理目標；華為致力於貿易合規、網絡安全、數據與隱私保護、反商業賄賂、商業秘密保護等多方面的合規建設，順利通過了歐洲、日本等多個國家的政府審計。
全球各國的商業規則並不完全相同，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完美統一的標準。但假如不尊重、不遵守這些規則和標準，一個企業就只能收縮在本土市場上，永遠走不出去。
知識產權是企業的核心能力，也是爭議最多的領域。華為的做法是：第一，研發投入居世界前列，以保持參與競爭所必須的知識產權能力；第二，遵守和運用國際知識產權通行規則，通過交叉許可、商業合作等多種途徑解決知識產權問題；第三，對於長期達不成一致的知識產權爭議，遵循國際慣例通過法律程式予以解決。目前，華為是全球最大的專利持有企業之一。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是全球經濟舞台上的新手，很落後，很稚嫩，很努力。而日本經過“二戰”之後的幾十年奮鬥，如日中天。
1982年6月23日，美國CNN播放了一段錄像，6名日本日立製作所和三菱電機的雇員，被FBI警員押解，雙手被銬在背後。美方還向另外12名日本雇員發出了逮捕令。美國當局說，這6人因“非法獲取IBM的基本軟體和硬體的最新技術情報，並偷運至美國境外”而被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IBM間諜案。
這一案件的大背景是美國和日本的幾家大公司圍繞PC研發的激烈競爭，以及日本派人在美國千方百計獲取技術秘密。當IBM得知日本人的舉動後，將計就計，放長線釣大魚，設計了一個圈套，將為日本公司服務的中間人發展成“雙面間諜”，也為IBM服務。IBM在美國國內一直受困於“反壟斷法”的製約，但在日本公司對美國高科技產業造成壓力的背景下，裡根政府決定對IBM等美國廠商實行“司法援助”。FBI在矽谷專門開設了一個為反間諜活動提供掩護的“格蘭馬爾谘詢公司”，用於調查電子產品的“灰市”。在IBM的協助下，FBI最後將“日本間諜”一網打盡。
這一“20世紀最大的商業間諜案”最後以庭外和解結束。1983年2月，日立總部和兩名當事雇員在承認有罪的前提下，與原告方達成和解；10月，三菱以公司總部無罪、兩名當事雇員有罪的條件取得和解。IBM的OS作業系統的著作權從此在主要工業國得到承認。日本公司與IBM簽署了技術使用費的支付合約，1983年日立向IBM支付了約100億日元，富士通支付了21億日元。
日本評論家在評述這一案件時說，如何對抗在半導體、電腦等電子產業已成為強大競爭對手的日本，是當時美國朝野上下的政策性課題。“事件發生時，很多日本人的第一反應是‘軟體著作權是什麽東西’？事實上，那時就世界範圍而言，有關電腦軟體的法律體系尚未確立。正是以此事件為契機，遊戲規則得以確立，我們才從真正的意義上迎來了資訊化社會；也正是在這個關於資訊社會的遊戲規則之上，日美的技術競爭直到現在還仍然持續著。”
美國一向強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在內政方面，美國確實有相當強的權力製衡。但在外部事務中，三權之間往往存在協同關係。從日美貿易摩擦開始，總統作為行政體系代表，直接處理貿易問題，高度集權，效率很高。國會則先後推出1974年貿易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授予總統運用301調查、超級301調查等工具，有所作為。美國對日本的製約最後形成了一個完整體系，包括：關貿總協定框架下的反傾銷調查和單邊的301調查；要求日本接受自願出口限制和到美國建廠；“反間諜”，確保美方的技術標準成為全球通用標準；要求日本降低關稅、擴大進口，開放電信、金融、建築、商貿等領域的國內市場。
日美貿易摩擦曠日持久，70年代主要是美國企業發起訴訟，政府、司法部門作出單方面判例；80年代前半期，主要是政府間協調談判，美國常以“國內壓力大、總統選舉臨近”等理由對日施壓；80年代後半期到90年代，政府主動發起單方面製裁，尤其是利用301調查（1988年更新為“超級301”）進行主動打擊。在關係最緊張的時候，美國企業界甚至擔心“每個日本留學生都有間諜嫌疑”。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到，經濟之爭總會演變為規則之爭，誰的實力更強，在規則戰方面就會具有主導性。客觀地說，美國推動建立的以知識產權保護為核心的新商業規則，推動了全球資訊產業的研發投入，帶動了創新。而在這一規則的產生和運用過程中，則是行政、司法、企業、社會等方方面面協力築起壁壘。規則是有效的，但規則的制定者並非天使。
美國一直習慣於做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並以強大的實力保證規則的通行。
以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美國對伊朗的製裁為例，在法律層面的製裁體系主要由《對伊朗製裁法案》、《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全面伊朗製裁、歸責和撤資法》等法律法規以及諸多行政令構成。根據製裁範圍，一級製裁主要適用於“美國人”（包括過境和簽證持有者，及根據美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和其他實體），二級製裁針對非美國人的活動，即便這些活動與美國沒有任何聯繫。
美國檢方依據國內法對外進行“長臂管轄”（Long arm jurisdiction），長期以來備受爭議，但迄今並未被打破。事實上，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為自己的法院規定了程度不同的長臂管轄，只是美國的長臂最長。
2015年，美國環保組織舉報大眾柴油汽車的尾氣排放數據造假，是通過特殊軟體把排放指數壓低。大眾被美國法院判處近300億美元罰款（43億刑事及民事罰金，250億民事賠償），兩名直接責任人被分別判刑40個月和7年。連提前退休的大眾CEO，美國法院也起訴他知情不報，混淆事實。
當然，美國依據規則對自己企業的罰款也是毫不留情的。波音因違禁出口軍用級芯片和涉嫌賄賂在2006年被司法部罰款6億多美元，CFO入獄；輝瑞因違法銷售藥物在2009年被司法部罰款23億美元；強生在2013年因產品危害病人健康被FDA罰款40億美元。
面對擁有規則權的美國，上世紀日美貿易摩擦時，日本總體的態度是想辦法緩解。具體措施包括：主動自我限制（如彩色電視的出口限制），緩和氣氛（如不願接受301調查，但接受個案商談），積極公關遊說，找出合理理由拒絕，政府與企業合作繞開美方限制（如借助第三國通道，主動產業更新），到美國設廠，等等。
具有世界競爭力的華為至今沒有在美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很顯然，美國對華為極為警惕。在可見的未來，這一局面不太會有什麽改變。這既是由這一產業的敏感性決定的，更是由整個中美關係的變化所影響的。
從克林頓時期的“戰略合作夥伴”到小布什時期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到奧巴馬時期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再到川普簽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頭號競爭對手”，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美國和中國並未脫鉤，但從更多接觸轉向更多“規鎖”（confinement），包括以“對等貿易”的理由讓中國擴大進口，在技術上壓製和防範，重塑國際經濟制度以求約束中國。
在這樣的大氣候下，華為在全球市場上可能會遭遇更多的風雨交加。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對華為）發動這場經濟戰爭中的動機有部分是商業性的——為了保護和支持那些落後的美國企業——也有部分是地緣政治，這兩點顯然都與維護國際法治毫無關係。美國專門針對華為主要是因為該公司在全球推廣尖端5G通訊技術方面成績斐然。美國聲稱該公司通過其硬體和軟體中隱藏的監控功能構成了特定的安全風險，但卻未能提供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
和日美貿易摩擦時美國FBI對日本公司一抓一個準所不同，美國至今並沒有拿出真正強有力的能置華為於不義的證據。這至少說明，即使按照美國規則，華為在合規方面做的也很不錯。
當年美國遏製日本的一些做法，的確幫到了美國。比如在1987年迫使日本半導體企業與美國合作，在記憶芯片等日本佔優的領域與美國公司聯合研究，90年代美國重回半導體領域的主導地位。但今天美國將華為關之門外還要遏製打壓的做法，對美國自身發展真的有好處嗎？又真能遏製住華為的發展嗎？答案不言自明。
中國的經濟體系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政府乾預也是弊端多多。但回顧中國“入世”後的歷程，中國建立了一種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不失自主性。現在看，這條路對於提升中國的能力，善莫大焉。
過去17年，出口型的中國製造促進了完善的配套體系的形成；2004年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確定了高速鐵路發展規劃，從2008年的“四縱四橫”到2016年的“八縱八橫”，加上電信和公路、航運的大發展，構建了先進的基礎設施；2006年《關於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拉開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序幕；2007年6月首支人民幣債券登陸香港，標誌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啟動。互聯網社會和消費社會的興起，更是人們每一天的真實體驗。
不知不覺中，沿著開放之路，中國內生的經濟力量已經有了巨大飛躍。華為就是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經濟中的傑出代表。都是努力乾出來的。
而反觀美國這17年，發生了9.11事件，之後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2008年爆發了一次次貸危機。沒有聚精會神謀發展。規則優勢的效應也是遞減的。等到川普要讓美國優先時，才發現，很多早該做的事都沒做。這時找替罪羊容易，解決自身的結構性問題更難。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自身的問題就少到哪裡去。2018年，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國經濟的諸多體制性、結構性、周期性、素質性、心理性問題頻頻爆發，並交織起來，錯綜複雜，很不容易解決。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只要堅持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徹底地推進市場化和法治化；只要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和不足，這些問題就會有解決的希望。簡單來說，企業要做好企業的事情，政府要做好政府的事情，社會要做好社會的事情，個人要做好個人的事情。最怕本位的事情做不好，缺位，越位，亂佔位。
華為一直強調，華為遵守業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包括聯合國、美國和歐盟適用的出口管制和製裁法律法規。這句話的背後是對自己的信心，只要規則是透明和明確的，中國企業就能在規則基礎上，在全球開展商業活動，不懼任何競爭。
華為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公司參與全球競爭的希望。但我們也要做好準備，在未來一段時間裡，全球價值鏈可能會出現一種修正——由於國家乾預，美國在其所敏感的若乾產業領域中，有機會更好地延續和固化其優勢，如同美日貿易摩擦時所發生的那樣。中國更為明智的選擇是，繼續蓄勢，不走捷徑，拒絕機會主義，踏踏實實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待時而行。要堅信天助自助者，時間在我們一邊。
以開放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依舊很大；以批評和反省的眼光看自己，改革潛力依舊很大。開放與改革，過去是，今天是，未來仍然是中國進步之根本動力。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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