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口結構看中國經濟中心西移

文 | 易富賢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

人口並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是與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區位、政策等一樣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年輕勞動力充足、經濟水準較低的情況下，非人口因素還顯得更為關鍵。但是人口這個必要條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條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礎設施，優化經濟結構，將“非資源”（如太陽光、氮氣）轉變為“新資源”（如太陽能、氮肥）。隨著經濟的發展，非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斷下降，比如中國的自然資源租金佔GDP的比例，從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鐵、高速公路、機場等的修建使得一些邊遠地區的交通和區位條件得以改善；發展模式變得越來越成熟、趨同，小灶式的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弱，比如近年各地頒布了各類區域經濟政策，雖然有一定效果，但都遠不如當初深圳那麽有效了。而人口（生產、消費、創新）越來越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國是長期低生育率，勞動力在快速減少，人口結構在快速老化，人口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的製約因素。因此，本文聚焦於人口本身對經濟的影響，也歡迎其他學者從其他方面予以補充。

歷史上人口變局對中國區域經濟的影響

中原地區長期是中國的人口和經濟中心。但是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難，導致中原地區人口減少，江南卻因為相對安穩而人口增長較快，精英層衣冠南渡，加上氣候因素，人口和經濟中心不斷南移。比如說安史之亂之前，江西隻佔全國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卻佔全國的24.7％了，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明朝後，隨著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江西人口佔全國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經濟佔全國比例也不斷下降。

唐宋時期，四川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唐天寶元年（742年），四川人口佔全國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萬戶，佔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戰爭導致四川人口銳減至1282年的12萬戶，民生凋敝。明朝時期，湖廣（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經濟恢復性增長，萬歷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萬人，佔全國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戰亂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銳減，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萬人。清朝第二次湖廣填四川，四川人口佔全國比例從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經濟佔全國比例也隨之提高。

在地理大發現後，美洲高產作物導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厲害的是英國（含愛爾蘭）和俄國。英國人口從1500年的474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萬人。從英國獨立出來的美國人口更是從1776年獨立時的250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億人。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人口爆炸引發了工業革命，隨後傳播到歐美地區。英美兩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從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經濟佔全球比例從1.6％上升到34.0％。整個西方國家的經濟佔全球比例從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國（前蘇聯）人口從1600年的2070萬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萬人、1940年的1.99億人，佔全球比例從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經濟佔全球比例從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人口在鴉片戰爭後卻增長非常緩慢，只是從1820年的3.8億人增加到1950年的5.5億人，佔全球比例從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經濟佔全球比例也從33％下降到4.6％。

歐美主導的國際海運貿易給上海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年輕移民蜂擁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從1852年的54萬人增至1949年540萬人，佔全國比例從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對外貿易佔全國的53％，1936年達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業產值佔全國的50％；1947年全國主要城市有工廠14076家，上海佔55％。

俄國崛起後對中國東北虎視眈眈，迫使清朝政府於1860年解除對東北已經實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迅速成為工業化強國。崛起的俄國和日本給鄰近的中國東北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東北像吸水機一樣吸引著內地移民。東北人口從1871年的330萬增加到1911年的1800萬、1940年的4000萬；佔全國的比例從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東北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1943年東北煤的產量佔全國49％，鋼材產量佔93％，電力佔78％，鐵路線佔42％。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國際人口和經濟結構再次衝擊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中國香港、日本、中國台灣、韓國、歐盟、北美。以現值美元為標準，1980年這些地區佔全球GDP的71％，主導著全球經濟和貿易格局。

1980年美國、歐盟的中位年齡只有30歲、33歲，年富力強，經濟充滿活力。日、港、台、韓1980年的中位年齡為33歲、25歲、23歲、22歲，作為整體，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平均收入分別是中國大陸的65倍、48倍、29倍，這些地區的小商人到中國大陸都算是大老闆。

也就是說，當1979年中國打開國門的時候，外貿、外資、技術、管理全來自東部海洋，加上海運的廉價，給中國東南沿海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卻因為遠程貿易所帶來的“冰山”成本，經濟落後於東部，年輕勞動力不斷湧入東南沿海，經濟中心也一再東移。廣東、江浙的經濟佔全國比例從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廣東、貴州1990年的0歲－19歲人口佔全國的5.84％、3.39％，而2010年的20歲－39歲人口佔9.33％、2.25％，2015年的25歲－44歲人口佔9.36％、2.41％；以1990年0歲－19歲人口為基準，2010年、2015年廣東流入了60％、60％，而貴州卻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歲－4歲兒童到2010年是10歲－14歲，1990年的45+歲（45歲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歲（65歲及以上)老人，各地佔比變化很小，說明兒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中西部勞動力的外流，導致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幼無所靠”。

2006年：中國經濟中心開始往西南轉移

1979年以來，中西部的經濟佔全國比例不斷下滑，然後在2006年開始觸底反彈。比如湘鄂、雲貴桂、川渝、皖贛、陝甘寧的經濟佔比從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後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而東部的滬江浙、京津冀、廣東的經濟佔比則從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東北的經濟佔全國比例更是從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也就說，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開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動，這是唐朝以來最大的轉向。筆者在2005年－2008年，預測了這種轉向：發達國家由於人口老化，導致經濟減速，給中國東南沿海的經貿機遇減少；中國中西部內需市場在崛起。

筆者在《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12期的《中國大陸當下人口實證研究》中論證了2016年中國只有12.8億人而非13.8億人。本文假設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後，頒布鼓勵生育的政策，將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2（難度很大）。除中國大陸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未來生育率則按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就越強，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創新活力不斷減弱。日本、意大利、台灣、韓國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齡從1965年的27歲增加到1985年的35歲、2015年的46歲，五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從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勞動力是驅動經濟的動力，老年化是經濟發展的阻力，20歲－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經濟活力。日本、意大利、台灣、韓國隨著勞動力/老人的下降，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比如韓國的勞動力/老人從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從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台、韓的中位年齡從1980年的33歲、26歲、23歲、22歲增加到2015年的46歲、43歲、40歲、41歲，人口在快速老化，經濟增長率在快速下降。歐盟、美國的中位年齡也從1980年的33歲、30歲提高到2015年的43歲、38歲，經濟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國大陸的經濟佔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韓作為整體，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歐盟、美國的經濟佔全球比例也從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與日港台韓、歐盟、美國的貿易一直佔中國大陸總外貿的70％以上。這些地區的經濟減速，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6％不斷下降到2016年的37％，東南沿海的經濟優勢下降。

而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的人均GDP相當於世界平均水準的比例，從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經濟從過去的出口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而人口和消費中心仍在中西部，內需給中西部帶來了機遇。並且西部地區的生育率高於東部，人口結構年輕，勞動力相對豐沛。這些因素驅動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開始西移。

日本、歐盟中位年齡將增加到2030年的52歲、48歲，2050年的55歲、50歲，人口佔全球比例也將下降，GDP總量佔全球比例必將繼續下降，給中國的經貿機遇將繼續減少。

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相對平穩，2030年、2050年的中位年齡將只有40歲、44歲，總人口和勞動力還將繼續增長，加上研發優勢，今後經濟佔世界比例將長期波動在21％－25％。但是一方面由於美國正在重振製造業、抬高市場準入門檻，一方面由於印度等國的產品開始佔有美國市場，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可能將下降。

而2015年東南亞的中位年齡還不到29歲，正處於機甲狂潮經濟活力的階段，加上地緣優勢，對華貿易佔中國外貿的比重從2000年的8.3％上升到2016年的12.3％，很快就要超過歐盟對華貿易了。2015年南亞（包括印度）、中亞、西亞、非洲的中位年齡分別只有26歲、26歲、27歲、19歲，作為整體，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94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1.4％，對華貿易佔中國外貿比重也從2000年-2002年年均15.7％上升到2014年－2016年年均26.2％，還將快速上升。今後幾十年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將是最有經濟活力的地區，將給中國西部帶來發展機遇，推動經濟中心繼續西移。今後到這些地區的鐵路修通後，中國西部將從開放的“三線”變為“一線”。

從勞動力遷徙看各省的經濟前景

20歲－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是最有經濟活力的人口。東北20歲-39歲人口佔全國比例從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5年的7.6％，同期經濟佔比也從13.1％下降到8.0％。

由於東北年輕勞動力數量在下降，人們就誤以為是人口外流。其實東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遼寧略有流入，黑龍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年黑龍江人口淨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55萬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為東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2015年常住人口911萬人中，外省人口隻佔62.5萬人，包括6.4萬東北人（集中分布在三亞）。由於三亞常住人口中有20％是外來人口，外來人口中又有22％是東北人（3.7萬人），再加上東北人明顯的體征和語言特色，這就給人一種假象：在海南的東北人很多。

廣西的勞動力流失率遠比黑龍江高，但是由於生育率較高，補充了勞動力，留在本省的20歲-39歲人口佔比仍然穩中有升，經濟佔比也沒有像東北那樣大幅下降。東北經濟衰退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們不再“製造”東北人了，“人口製造業”的衰退，必然導致“物質製造業”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20歲－39歲人口佔比的降幅比東北還大。但川渝是因為勞動力外流，而東北是因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勞動力仍寄錢回家養孩子、養老人，仍在貢獻家鄉的內需和經濟。2010年筆者在西南大學演講曾判斷重慶的勞動力將開始回流，今後幾年重慶的經濟增速將領先全國。現在果然如此，比如1990年重慶、四川的0歲－19歲人口佔全國的2.31％、6.64％，而2010年的20歲－39歲人口隻佔1.81％、5.37％，說明勞動力嚴重外流；但是2015年的25歲－44歲人口卻佔全國的1.96％、5.43％了，有經驗、有見識、有技術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回流。而東北既沒有人寄錢回來，也沒有人可以回流。

為什麽外遷勞動力開始回流？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動的動力，而區域均衡化發展是趨勢。以前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的平均收入遠高於全國，吸引著人口流入。但是後面由於各地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財稅制度的傾斜，平均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比如說，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國最窮的州，平均收入相當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比例從1930年32％上升到1950年的51％、1980年的70％、2015年的72％；而紐約州卻從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2015年的122％。1956年東京的人均GDP是全國的1.95倍，吸引著人口流入；1967年降至全國的1.55倍後，東京人口佔全國比例開始下降。日本最窮的衝繩縣的人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比例也從1970年的41％上升到2000年的66％、2014年的71％。

深圳的人均GDP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是全國的5倍了，1991年更是6.5倍，廣州也是全國的3.2倍，吸引著年輕勞動力湧入廣東。上海、北京在1996年、2000年放開人口閘門時，人均GDP分別是全國的3.7倍、3.1倍。

重慶、四川、湖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勞動力輸出地的人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比例在2005年前後觸底反彈，從2005年的81％、59％、66％、34％、57％、55％上升到2017年的103％、72％、82％、61％、71％、68％。而2017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2.1倍、2.0倍、2.5倍、3.0倍了，還將繼續下降，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廣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廣東這三地就分別流出了488萬、362萬、348萬、329萬、299萬人口。從25歲－44歲勞動力流失率來看，貴州、河南、安徽、廣西流失率最高，2015年分別流失了29％、21％、20％、20％，留守危機也最嚴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著今後人口回流勢能大。

對於人口輸出的中西部省份來說，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準，意味著有後發優勢，有經濟上升的強大勢能。現在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在改善，國家也頒布了扶貧政策，將增強經濟造血能力，拉動內需，區域發展差距將繼續縮小。考慮到路費和骨肉分離的精神成本等，外遷勞動力部分會帶著技術、資金回流，將迎來一波勞動力紅利，像前些年重慶那樣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勞動力流入地（珠三角、長三角、北京、天津）的經濟佔全國比例將下降。

東北由於人口老化，經濟活力減弱，人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水準的比例不斷下降。1960年東北的人均GDP是全國的2.1倍，1980年還是1.5倍，而2015年降至全國平均水準，2017年只是全國的82％了。人口外移的勢能加大。

從人口結構看各省的經濟前景

近期的經濟看人口遷徙，長期的經濟看人口生產（生育率）。將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發現，東北、北京、天津、長三角最低，西部地區最高。生育率的差別也導致年齡結構的差異和經濟活力的差異，東北的中位年齡最大，經濟率先衰落。西部地區中位年齡小，經濟潛力大。

北京、上海由於吸引了外來年輕人口，2015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38歲、40歲，但是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高達44歲、50歲，比東北還要高；如果沒有外來年輕勞動力，經濟比東北還糟。

2015年廣東的外來人口的中位年齡與北京、上海一樣只有33歲左右，由於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也只有33歲，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33.7歲，全國最小。廣東的人口結構最年輕，是因為1980年全國實行一胎化時，習仲勳主政的廣東卻頒布了《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允許生二孩，其中農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續到1998年，使得廣東戶籍人口“額外”多出生了數百萬孩子，給經濟注入了“額外”活力，改變了中國幾十年的區域經濟格局。但是由於廣東在1998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後的人口結構也不容樂觀。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的兒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利於近期的經濟；但隨著時間推移，年齡結構將由目前的紡錘形變成極為危險的倒三角形。這些大城市生育環境惡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長期只有0.7，如果繼續吸引外地年輕人，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當部分將在此終老，今後將面臨空前的老齡化危機，威脅社會穩定。並且，過多的年輕人流入這些大城市，也會使得全國的生育率低下，將會導致今後全國巨集觀經濟的衰退。

年齡結構最好的是廣西、貴州、西藏、雲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兒童比例高，備份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今後老年化危機輕。

假設2015年後人口不再跨省遷徙（事實上仍然會有跨省遷徙的，比如現在的流動人口部分將返回原籍）。各省2015年常住人口年齡結構采納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各地區分性別、年齡的人口》數據，再用《中國大陸當下人口實證研究》中全國各年齡數據推算各省的各年齡人數。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全國生育率為1.22、1.18，平均是1.20，假設各省未來的生育率也穩定在2000年、2010年普查的平均水準，比如吉林為0.80，廣西為1.67。

20歲－39歲人口佔比下降越快，勞動力/老人越小，中位年齡越大，那麽經濟活力就越低。2035年20歲以上人口是2015年之前出生的，因此2035年的20歲－39歲人口佔全國比例、勞動力/老人是已經確定了的，不受今後生育率影響。

老齡化指數又稱老少比，是指100個兒童（0歲－14歲）對應的老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指數越高說明老齡化程度越深。由於老人和兒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齡化指數比中位年齡更能反映真實的老年化程度。

2015年東北的中位年齡已經超過43歲了，相當於日本2006年的水準。日本2004年－2008年GDP年均隻增長1.2％，而遼寧、吉林、黑龍江在2014年－2017年GDP還年均增長2.6％、6.3％、6.0％。原因之一是東北的勞動力/老人在2015年還有6.7，隻略低於全國的6.9，而日本在2006年只有3.0了。但是東北的勞動力/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後將是全國最低，經濟活力最弱，社保危機最嚴重。沒有人口再生產的一場革命，東北是很難振興的。

從各項人口參數綜合判斷，東北的人口結構最差，其次是華東、華北、華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規模優勢，自然條件也更好，並且在新的國際貿易體系中，擁有最佳的區位優勢，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廣西、雲南、貴州的經濟增速將領先全國。加上廣東的人口結構也較好，因此中國經濟中心是往西南轉移。

三大城市群中，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結構最好，京津冀其次，長三角最差。江蘇的經濟不可能超過廣東，因為戶籍20歲－39歲人口在減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結構也影響社會心態，廣東最開放，上海次之，東北最保守。全國的人口結構不斷老化，社會心態也將不斷“東北化”。

四川、重慶近年經濟增速領先全國。在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下，今後的區位優勢也不錯。但是兩地的生育率長期低於全國，經濟後勁並不足。

全國各地的人口結構差距甚大，應該因“人”施政。東北已經進入了“經濟老年”，需要“養生”：優化經濟結構，力求如日本、德國那樣在惡劣的人口結構下仍能維持經濟的低速增長。德國、日本的經濟之所以相對較好，是因為2016年仍然有28％、27％的勞動力從事工業，實體經濟還堅挺；而法國、英國、希臘只有21％、19％、15％的勞動力從事工業。

東北如果“不服老”，繼續追求速度，會導致經濟結構惡化和數據的水分。老人如果“養生”得當，可能長壽百歲；否則，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歲。因此，人口結構惡化，決策需要更為科學、精細才行。東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就低於更替水準了，比全國早11年，東北的今日就是全國的明日。全國的人口結構都在快速老化，急需頒布有效的“休養生息”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發展經濟。其實在人口結構改善後，經濟也會隨之而增長，這已經被中外歷史反覆證明。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那麽對政府來說，還有什麽比發展人口更重要的？

為政一方，如果隻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人口發展，將人財兩空，導致區域的長期衰敗；注重人口發展，將人財兩旺。沒有“人口製造業”的振興，就不可能有“物質製造業”的振興。唐太宗等政治家將婚育和人口增長作為考核官吏升降標準，比現在以GDP為主的考核標準合理的多。各省的經濟前景取決於如何引導年輕人生兒育女。

（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財經》年刊2019：預測與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