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熱的教育技術裝備革新的背後，老師們的一線教學實踐卻不容樂觀。
隨著“互聯網+”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教育技術裝備市場正在迎來日新月異的改變，各類瞄準STEAM、AR、VR、AI的教育技術項目真可謂“亂花漸欲迷人眼”。
但作為一名一線基礎教育工作者，我卻感受到“互聯網+”教育熱潮背後的絲絲寒意——在火熱的教育技術裝備革新的背後，一線教學實踐中，老師們卻與智慧教育漸行漸遠。
“互聯網+”教育，教師被邊緣化
“互聯網+”教育的核心就是教育資訊化，教學是教育領域的中心工作，教學資訊化就是要使教學手段科技化、教育傳播資訊化、教學方式現代化。
但回顧30年的教育資訊化之路，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開展的教育資訊化建設中，教學的主體教師的影響力卻顯得很尷尬：
資訊化產品是教育主管部門採購的，卻不一定是教師教學所需要的；
教學資訊化的應用模式是教育專家創設的，卻不一定發生在教學的真實場景中；
教學資訊化的評價方式是專家主導（甚至企業主導），卻不一定能評選出“可複製可推廣”的“乾貨”；
教學資訊化的成果推廣是自上而下的，卻不一定接受師生“用腳投票”。
可以說，教育資訊化，教師卻在被邊緣化，或者說喪失話語權。
“送來的”：不愛用，不能用，不敢用
每年9月新開學，師生們都會發現學校增添了不少“新玩意”——3D印表機、VR、iclass......
這些新裝備來自教育主管部門為學校添置的教育資訊化產品，應當說這樣的“新玩具”的確很抓人眼球，可是誰會用呢？誰來管理呢？課程資源在哪裡呢？
有人會說，這是學校申報課題的配套研究設備，總會有人用，總會有人管理，總會有課程資源。可是直到課題結束，除了幾次專家調研會，幾次公開課展示，幾次項目組活動，似乎一切又都沒有發生過，這些新玩具逐漸成為教室內的陳列品，等著“新玩具”的到來。
這樣的場景並非筆者杜撰，而是真實發生在當下的基礎教育中。這些教育主管部門“送來的”或是“申報採購的”技術裝備之所以被“束之高閣”，有人指責是教師守舊不願意使用新設備，但胖胖老師要說——這個鍋，老師背不下！
理由三條：
採購只有使用權，沒有選擇權，缺乏了解的產品怎能讓老師愛用！
培訓走馬觀花，手冊或薄如蟬翼或厚如磚頭，缺乏指導的產品怎能讓老師能用！
產品故障、授權到期、售後無人，自管買不顧用，缺乏穩定保障的產品怎能讓老師敢用！
當然，不能否認教師在教學資訊化過程中的確有惰性、怕擔責任等主觀原因，但作為教學資訊化的基礎，“送來的”資訊化產品在一年年的輪回過程中，讓這樣的主觀原因更有市場。
“自用的”：好用卻不敢用，好用卻不能用
那麽，教師在教學資訊化過程中完全是被動的嗎？自然也不是。
胖胖老師也參與觀摩過全國各類教育教學評比活動，其中就有不少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摸索發掘甚至自行開發的好產品和好方案，但是這些“自用的”卻面臨著好用卻不敢用，好用卻不能用的尷尬。
就以北方某地舉行的教育資訊化公開課展示交流活動為例，筆者觀摩的一堂化學課上，教師應用“燒杯”App（一款可以模擬化學實驗的手機應用軟體）組織學生進行氧化還原反應的探究式學習。
老師講解完相關知識後，就組織學生根據任務單上的學習路徑圖進行探究學習，學生在課上通過小組學習利用平板互動（燒杯app支持通過無線技術進行不同iPad間互動），表現出對所學知識的極大好奇心，不少同學在交流發言環節提出的觀點都十分精彩，甚至有些發言涉及了更高層次的理論探究，可以說不論從教學過程，還是學習效果來評價，這都是一堂不折不扣的精品課。
然而，在最終的評比環節中，這節課卻名落孫山。
為什麽呢？
筆者找到了這位老師，對方雖然失落，卻也不知所以然。
不過隨後而來的指導老師卻在不經意中道出了某些原因：比賽主辦方也有類似模擬實驗室產品，為什麽不採用呢？iPad的確好，不過該地教委為學校配置的專用平板，怎麽就閑置了呢？
的確，當教師要在課堂上採用自己的資訊化技術，除了要自行承擔教學探索成敗，更要面臨來自外界的質疑與限制，何況越來越多的教育資訊化評比活動被各大企業冠名之後，這樣的限制與質疑也成為影響教學評價的因素，這樣的自行探索教學資訊化之路還能走多遠？
小結如下：
資訊化產品採購，一線教師缺乏建議權；
資訊化產品應用，一線教師缺乏自主權；
資訊化教育評價，一線教師缺乏話語權；
資訊化成果推廣，一線教師缺乏參與權。
教育資訊化產品應用，為何不接地氣？
在當下的資訊化教育建設中，其實並不缺乏優秀的技術產品，同樣不少科技企業也在積極研發基於PBL（基於項目學習）、翻轉教學等教學理論的產品解決方案，國內各類教育技術裝備展覽或是相關教育技術公開展示交流活動中也能發現抓人眼球的所謂“一站式”解決方案。
但是，當我們回到學校，面對真實的教學應用環境，我們卻不得不遺憾地發現，絕大多數方案只是看起來很美而已，真正能夠“落地”的應用方案屈指可數。
舉個例子，胖胖老師假期實地調研了一些地方的“電子書包”項目，根據教育主管部門的介紹，“電子書包”項目不僅能夠實現教材與教學工具的數字化整合，還能提供師生豐富的學習資源，幫助教師有效備課，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平台。
在學校推出的公開課以及對外宣傳資料上，我們似乎也被精彩的教學設計與師生高效合作所打動，似乎就如同宣傳資料上師生那歡暢的笑容所展示的，“電子書包”讓師生感受到資訊化教育的美好。
但私下裡，筆者卻了解到，不少“電子書包”項目運行並不如宣傳中的那麽美好，除了設備維護、資源更新等硬體設施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教師對於“電子書包”的使用方式並不感冒：
明明可以用PPT教學做展示的，卻要經過電子書包內置的程式進行轉換才能播放，多此一舉；
明明可以手寫數理公式發布習題的，卻一定要使用複雜的公式輸入器才能完成輸入；
明明可以讓學生通過紙筆完成的課堂筆記，卻因為使用“電子書包”而不得不增加導出列印的成本......
而作為教育主管部門津津樂道的數字教學資源庫，在不少老師看來卻是華而不實的“樣子貨”：
教學資源不匹配，同一篇課文，滬教版教材的課程教學目標與語文版教材出入不少，課後練習的針對性也各有側重，與其花時間比較兩者異同，還不如直接使用自編教材來的方便；
教學資源天下一大抄，免費的那麽多，何必花經費購買龐大卻無用的數據庫；
高大上的數字課件製作視覺效果震撼，實際教學效益卻不好說，而製作課件卻佔據了老師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正是基於上述原因，“電子書包”成為了師生手中昂貴卻雞肋的教學“玩具”，而隨著項目或是教育工程的結項，這些裝備自然也就被大家束之高閣了。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如火如荼的微課或是慕課建設項目中，本來面向具有較高學習自律性的微課或是慕課大規模成為不少地區的中小學資訊化建設成果，教育主管部門花費巨資打造的微課或是慕課，真正服務師生教學需要的有幾何？
不少大製作的精品微課，除了用於項目匯報，又有多少師生真正從中受益呢？在線教育先行者“可汗學院”簡約實用的課程內核，在絢麗的動畫效果下究竟還有多少殘留？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不少教師是心知肚明的。
老師應拿回教育技術應用的主動權
教師在教育資訊化過程中的應用技術主導權是如何失去的？究其原因，除了硬體採購上沒有話語權與學校行政化的教學應用指令這兩個要素之外，教師自身對於教育資訊化產品的應用缺乏探索精神也是不可否認的因素。
而對於這種探索精神的缺乏，胖胖老師認為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原因：
教師自身缺乏相應的資訊化素養，對於教育資訊化產品了解不多；
實際教學與產品提供的應用環境大相徑庭，教師不願意為教學技術而改變教學設計；
部分教育產品是“公開課友好型”設計，對於日常教學的應用價值不大，使用頻率不高；
部分教育產品設計存在問題或者有待改進，但企業缺乏服務意識，隻“公關”教育主管部門，不“關心”一線教師。
從上述原因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要讓教師獲得教學產品應用的自主權，讓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將資訊化產品用起來，需要教師與教學企業之間建立“合作共贏”的關係，具體路徑有三條：
首先，教育資訊化產品設計調研一定要傾聽一線教師的聲音，要親身觀察甚至實踐一線教育；
其次，教師對於教育資訊化產品要有研究微信搶紅包功能的熱情，要敢於提出對產品的意見，甚至對不合適的產品說不的勇氣；
最後，企業和教師之間要有有效的溝通管道，教育是講情懷的，但教師參與應用研究的科研價值也是值得尊重的，或許老師不看重報酬，但老師絕對關注產品的完善。
聽起來是不是有些理想化，但在三年多的教學實踐中，胖胖老師與科大訊飛、超星、微軟中國等國內外教育技術公司的合作經歷，讓胖胖老師相信：事在人為！
“課題結項+名師優課”
是否是教育資訊化評價的理想方式
在筆者看來，當下的教育資訊化應用評價主要採用“課題結項”的評價方式，即教育資訊化應用實踐需要採用課題申報的形式獲得經費，遞交課題結項供教育專家進行評定。
同時，近年來，隨著全國範圍內“名師優課”工程的推廣，不少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門又將“名師優課”列入資訊化教育課題的評價體系，例如進入省級“一師一優課”將獲得多少課題加分，國家級“一師一優課”將獲得多少課題加分。這樣，不少地方就形成了“課題結項+名師優課”的評價體系。
這樣的評價標準核心是“課題”，而當下教育課題資源的掌管者是教育主管部門，不少學校為了爭取到課題資源常常與教育技術企業合作甚至聯手“公關”相關部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課題資源的不均衡性。
沒有課題支持的資訊化教育實踐不僅意味著經費困難，更可能導致即便有教育實踐成果也缺乏平台進行發布推廣，而嚴重挫傷學校和教師參與教育資訊化改革實踐的積極性。
就以最近十分火爆的“創客”教育，早在2009年國內某中學便有參與國外STEAM課程交流展示的精彩案例，但在當下創新實驗室項目遍地開花的大背景下，這位“先行者”卻偃旗息鼓了！筆者曾與當年參與該校STEAM課程的教師談及此事，對方無奈表示：
當年的課程是校長與國外活動機構直接聯繫的，並沒有得到教育廳項目支持；
校長調任後，教師想搞繼續進行課程，多次申報課題卻石沉大海；
當時的國內教育專家並不認同這一課程模式，課程實踐缺乏理論支持；
教師人心散了，課程經費沒有了，“先行者”也就死了！
最後，這位老師還感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曾經不看好“創客”教育的那些專家現在一個個都是“創客”教育的專家，創新實驗項目的審批還得仰仗對方，所以不談也罷。
這無疑是一個諷刺，這讓筆者不禁想到房龍在《序言》中所提到的“先驅者”與“智慧老人”的故事，“先驅者的屍首蕩然無存”，而“智慧老人”則在人們幾年後蓋的新大廈中安享晚年。
此外，“名師優課”作為教育評價手段是有效的，但筆者認為過分關注“展示課”與當下教育界注重“過程性”評價的改革精神是有距離的。
“名師優課”的評價對象是教師對教學內容的設計與現場教學技術的個人化呈現，而非專項針對教育技術資訊化的評價，一味強調“名師優課”，不僅將教育資訊化實踐的主體框定在“名師”的範圍內，更可能因為“展示課”、“公開課”的需要而導致追求課堂呈現效果的“精品化”與“表演化”，無法全面反映真實的教育資訊化應用場景。
並且由於不少地方在開展“名師優課”活動中，為了追求更好的展示效果，往往將教育資訊化的技術應用部分外包給企業，教師根本無法將資訊化手段真正整合進入日常教學，公開課上的資訊化應用只是看起來很美，卻難以日常化應用。
而過分追求課程“精品化”甚至“表演化”，反過來又導致相關教育技術企業迎合此類需要進行產品研發，誤點了“科技樹”，造成資訊化教育產品高度雷同化，真正優秀的教育資訊化產品寥寥無幾。
教育資訊化成果推廣，老師為何缺位
和教育資訊化應用評價中教師“沉默”類似，教育資訊化成果推廣過程中也罕見一線教師的身影。
就以近年來各地冠以“教育技術成果展”、“教育技術裝備展”等名頭的教育資訊化成果推廣活動為例，筆者曾陪同美國朋友參加過多個省級以上教育主管部門主辦或指導的展覽，面對展會上的熱鬧，曾經在微軟與谷歌任職的朋友卻一針見血地提出——“我沒有看到教育！”
那麽，我們看到了什麽？
教育主管部門長官的“精彩”發言；
技術企業老總的“情懷”演講；
漂亮show girl的“熱情”推薦；
可愛學生們的“投入”文藝演出；
演示影片裡的“名師優課”......
是的，教育資訊化技術推廣中竟然看不到教育！
相較之下，筆者在德國漢諾威參加的幾次小規模的教育技術交流活動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過郵件申請參加資格，最關鍵的申請條件不是申請者的身份級別，而是“你在教育資訊化項目中有著怎樣的困惑”、“你是否願意分享自己在教學活動中的案例”類似問題；交流會往往在室內的高校或是中學舉行，主辦方也是第三方基金會；交流會上的主講人是教師，通過頭腦風暴或是小組協作等方式探討教育資訊技術在不同學段不同學情環境下的應用......
或許少了喧囂的宣傳，但一線教師的教育者身份卻得到了尊敬，更重要的是教育者的意見往往能得到相關企業的大力支持，請注意了這些公司的名字：貝塔斯曼、企鵝出版、朗曼出版......
筆者只是一名一線教師，有關“互聯網+”教育的分享不僅僅是“吐槽”、“潑冷水”或是“唱衰”教育資訊化，胖胖老師更是希望大家，尤其是奮戰在一線教育工作崗位的教師朋友們一同思考並行動起來——因為教育資訊化的核心是教育，而教育離不開教師！
愛上教育資訊化或許不容易，但我們始終應該走在教育資訊化應用的路上。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