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覺得，通過熟悉的語言寫熟悉的內容，才能避免誤解和誤讀，才有助於抵達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語自在》，那是一種自由的言說狀態，他認為自己在“語自在”之中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7期
文 | 本刊記者衛毅實習記者 張瑋鈺
全文約5796字，細讀大約需要13分鐘
“5•12”中斷了阿來兩次小說創作。一次是2008年，他正在寫《格薩爾王》，成都的高層居所劇烈震動起來，他用了幾秒鐘反應過來，這並非書中神靈觸怒，而是眼見之現實。另一次是2018年，他正在創作關於探險家的小說，“5•12”十周年紀念的警報聲在成都上空響起，他瞬時落淚，開始動筆去寫之前曾刻意避開的關於地震的小說。一年之後，有了《雲中記》。新書用三頁交代了創作的原因。其中一條讓人感到有些意外：向莫扎特致敬。
阿來坐在我的對面，講起莫扎特。
“5•12”地震之後，阿來和許多志願者一樣，去往災區。某天晚上，在映秀跟汶川之間的一個地點，阿來一個人躺在他的車裡。儘管很累，但他睡不著。離車不遠處，一台挖掘機不捨晝夜，仍在工作。距離“5•12”已經四五天了，廢墟下面沒什麽活人了。除了個別的生命奇跡。
阿來待在車裡，感覺有些麻木。他在想，當人不再哭泣之時，似乎沒有一個更好的對待死亡的方式。地震死去的人太多了，連充分釋放痛苦的機會都沒有。阿來想著車上應該有點聲音，他看到有一盤莫扎特，就塞進了音響裡。《安魂曲》響起，是悲傷的，又是莊重的，在音樂裡頭，他感知有生命在升華，並沒有隨著肉體的消逝而消逝。此後，這個聲音常常環繞他周遭。“寫作這本書（《雲中記》）時，我心中總回響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
阿來會想到對《詩經》的言說——哀而不傷。節製是對生命的尊重。這些他都懂，但在映秀和汶川之間的那個晚上，他感到此說頭一回那麽真切。夜太靜了。他心中並無恐懼。他躺下，看著滿天星光，四下無燈火，只有挖掘機“咣咣”之聲滲入《安魂曲》中。
十年前中斷的《格薩爾王》，他此後用了九個月寫完。一年前擱置下的探險家小說，他至今沒有繼續。他仍在《雲中記》裡。
《雲中記》仿佛一本意外之書。震後十年間，他並沒有想過要寫一本關於地震的小說。
地震之後，阿來去了災區，幫助救援。他還去了北京，和友人為災區募款。阿來那時候的想法是，應該先忘掉作家的身份。他不想寫關於地震的任何東西。媒體打電話約稿，他說不接受採訪。“我既不告訴你我看見了什麽，我也不會寫。”他只是給關於地震的一些口述史寫過序。當時誰想寫東西，他會幫助他們。“災民往往分兩種情況，一種什麽都不想說，一種特別願意傾訴。我可以幫助那些特別願意傾訴的人。傾訴對他們來說是某種心理治療。” 這是他接受的文化人參與震後重建的方式。
2018年5月12日，情況發生了改變。他幾乎是坐在家中和十年前同樣的位置，警報響起時，對面的樓沒動。阿來發現樓模糊了，一向克制的他，淚水流了下來。
地震後，阿來見過阿壩州一個副州長。他一見到阿來，就哭了起來。阿來問他為何？他說，這裡的城鎮、鄉村、道路、房屋，各種基礎設施，我們幹了三十多年，一夜之間全都沒了。他比阿來還大兩歲。他說我們不可能再有個30年了。“這等於說是把他一生工作的意義全都取消了。”類似這樣的情感，到10周年那天好像有了一個總爆發。“我突然想都沒想，就開始寫起來。”這是《雲中記》的開端。
阿來來北京，是因為《雲中記》的出版。他所住酒店房間的桌子上，還擺著一本書。他拿起來，給我看，是《蘇詞匯評》。這是蘇軾三百多首詞的全集，而且把歷代對蘇詞的評價附於其後。“這書做得很好，不是流行的那種做法。”他每次出門帶的書都不一樣。大概每三年左右，他會把中國的詩歌、散文有選擇地重溫一遍。這是為了保持語言的感覺。語言的感覺不會憑空而來。在他看來，從網絡上撿點兒新詞，這些是可以的，但是那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拿起手中的蘇詞，“他們才是非常講究的。”
蘇軾是阿來的第二愛，他的最愛是杜甫。在他眼中，這兩位在書寫領域當中，幾乎無所不能。蘇軾既能“大江東去浪淘盡”，也能“十年生死兩茫茫”。杜甫能寫憂國憂民之詩，也能寫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三月三日氣象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他們不拒絕內心的各種感受，這是非常真實的全方位的生活。”
阿來的行李箱裡有好酒好煙，身上衣服是奢侈品牌。他對生活品質有要求。他同樣對此警覺，精神世界的探究不敢偏廢。阿來的生活保持規律。他不像一些作家，要下午才起床。早上9點開始的採訪對他並不構成問題。“我沒有當過職業作家，我朝九晚五都要上班，每天7點之前肯定起床，沒有早上睡覺的習慣。”
阿來認為，作為一個作家，會經常說“深入生活”，但如果沒有一個確定的職業跟社會身份，其實“深入”可能就有問題。“那可能永遠就是個監視者，是吧？但是如果有一個職業，職業中遇到的事情就都是非常真切的，不管是好的壞的。”
一個人身處各種真實的人際關係中，就會面對各種利益糾葛。“在這個時候，你的合作夥伴也好，你管理的團隊也好，他們會迅速把你是作家這件事忘記。”阿來笑了，“比如我跟我的合作夥伴簽訂合約，他不會說你是作家，我讓你兩個點。我的員工有什麽要求，也不會因為我們老總是作家，就讓步。”阿來曾為人矚目的一個頭銜是《科幻世界》社長和總編輯。1996年，他從阿壩文化局去往成都，接手《科幻世界》。彼時《科幻世界》狀況並不好，快辦不下去。在他接手後，許多雜誌上的名字開始被關注，日後最有名的是當時初出茅廬的劉慈欣。“現在的人喜歡說我發現了誰。我不喜歡這樣說。我不喜歡這樣說別人，也不喜歡別人這樣說我。”
最近，阿來還做了電影《攀登者》的編劇，為了體驗生活，他登臨喜馬拉雅山脈六千多米處。他自己並非特別熱愛登山，環保問題似乎更能激起他的關注之心。珠峰腳下一地的垃圾讓他反思，“商業登山真是必須的嗎？”這和《攀登者》裡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有了太大區別。
阿來始終是個反思者。他認為批判和反思是作家的基本責任。但在他眼裡，丈量文學最好的尺度是情感。“有的人經常說深度。說你要說思想嘛。如果是說思想的深度，有哪一本小說能比哲學家的書有深度呢？甚至你也不及歷史學，不及人類學，不及社會學，因為他們是用一種非常專業的分析方法來處理材料。小說是講人的故事，而人是靠什麽？情感。中國傳統文學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抒情性。”阿來說。
阿來覺得通過熟悉的語言寫熟悉的內容，才能避免誤解和誤讀，才有助於抵達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語自在》，那是一種自由的言說狀態。
阿來寫了幾十年。我問阿來，你在“語自在”之中麽？
阿來回答：我覺得是。
人物周刊：《雲中記》的寫作是從哪裡入手的呢？
阿來：幾年前，一位攝影師給我看了一張他拍的照片，他問我，你知道這個村吧？我說，這還用猜嗎？這就是那個村。這個村跟我小說裡寫的村很像。這樣的村很多。這樣的村，在地震中，房子破壞很嚴重，重要的是，將來它還會再面臨同樣的問題。地震造成的次生災害會不時發生，並不適合重建，更多的是采取移民的方式。給我看照片的人還拍了村裡祭司的兒子在廢墟裡敲鼓。祭司的兒子說，現在活著的人有政府在管，但是我們都走了，村裡的那些鬼魂誰管？作為祭司，他要回去，管這些鬼魂。這個形象觸發了我的寫作，我開始動筆。
人物周刊：這是一個藏族苯教的祭司，這和你是藏族有關係麽？
阿來：汶川就有很多藏族。可能我寫藏族更得心應手一些。真要懂的話，得懂語言。這裡是萬物有靈論，萬物有靈論就有自然崇拜。我正好希望討論人與自然的關係。
人物周刊：在你的小說裡，有神靈，也有科學家，你似乎是在讓大家做出自己的選擇。
阿來：我們每個人都會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或者在自己所受教育的背景下，接受不同的對於世界的解釋。我自己是相信科學的解釋。大地並非與人為敵。因為除了依附大地，人無處可去，這就是人的困境，根本的困境。
人物周刊：現在全國好像有一股科幻熱，你怎麽看？
阿來：我認為沒有什麽科幻熱。現在有劉慈欣熱，沒有科幻熱。科幻總體在下行，其實當年的那支科幻創作隊伍，大部分都已經瓦解。
人物周刊：瓦解？
阿來：對啊，很多人不寫了。還有很多在寫的，已經不寫科幻了。更容易寫的是玄幻啊，諸如此類吧。寫科幻是有難度的。
人物周刊：科幻要有科學基礎。
阿來：要講道理。
人物周刊：你在《科幻世界》這麽多年，沒有想過寫科幻小說麽？
阿來：沒有想過。我去那裡不是去寫科幻小說的，把這個平台做好，這對一個做雜誌的人來講更重要。如果平台不夠好，沒有推廣能力，發現了好作者好作品也白發現，也不能造成影響。
人物周刊：地震的時候，你原本沒有寫小說的想法，這十年中是怎麽慢慢變化的？
阿來：地震的時候，我認識到，我們中國人好像對死亡，並沒有一個更深的考究。一個人生命的失去就是悲痛，悲痛完之後，隨著時間的消失，慢慢減輕這種創痛，最後遺忘。中國人是最善於這個的，當時是非常悲痛的，但是過後又是迅速遺忘的。這跟西方有點不一樣。西方文學中，比如最典型的災難就是戰爭，西方人在寫戰爭、寫死亡的時候，好像能寫出一些對生命本體的哲理性的思考。恐怕我們要寫災難也要這樣。
人物周刊：這是非常特別的對生命的體驗。
阿來：我覺得，對我來說，除了愛情之外，這個經歷恐怕是最重要的。都不需要自己想，那些場景都會經常下意識地出現。它慢慢地內化了，成了你的一個創傷。
人物周刊：你寫《格薩爾王》，是要對這個經典重新做一個解釋？
阿來：《格薩爾王》誕生時間很長了，但是越往後，文本被改造的東西越多。我其中寫到格薩爾王戰無不勝。反正最後他打不過就是神來幫忙，就像這《西遊記》之無聊也是這樣。反正他過不了關，就有人來幫忙，天兵天將就來了，或者哪個神仙就來了。這有點沒勁。我是讓格薩爾王自己覺得，他們天天打勝仗沒意思，他甚至想失敗一次。
人物周刊：我挺好奇，當初為什麽許多家出版社都不敢出版《塵埃落定》？
阿來：我們的市場一直在呼喚創新，但真正當創新的東西出來之後，其實它有點兒陌生，不知道怎麽評判，沒見過它就沒把握。當時文學的市場化剛開始，我們中國人一想到文化的市場化的時候，其實總是往低處想的。不要那麽高雅，不要那麽高深，通俗一點，刺激一點，諸如此類吧。他們覺得《塵埃落定》沒法兒做，提出的意見就是——改啊。
人物周刊：你的態度是怎樣的？
阿來：說實話，現在很多年輕人達不到我當年的那個定力。我的書拖了四年才出版，我當時的意見是，除了錯別字，一個字不能改。那個時候，我也是寂寂無名啊，也沒錢。我只是阿壩州文化局一個編內部雜誌的編輯。我願意等。現在很多年輕人，讓他改東西，屁顛兒屁顛兒就改了，生怕改不好。有時候，往往一改，就把好東西改壞掉了。
人物周刊：什麽讓你堅持不改？
阿來：我是要充分的表達。藝術這個東西是需要一點堅持。《塵埃落定》寫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如果不是自己的小說，我都會說這是一本偉大的小說。
人物周刊：你對自己有這樣的判斷。
阿來：我們經常看見有些人狂妄，對自己判斷是錯的，但是我不會，為什麽呢？我不是瞎說的。我讀了那麽多書，看到小說形式從兩千年前一點一點發生變化，一直發展到當代。不光是看中國的，全世界翻譯成中文的，我都看。我是把自己的書放在這樣一個體系裡頭去考察、去比較，不是說除了自己別的都不知道，然後就覺得自己這個好。這是一個客觀的判斷，不是顧影自憐。你既要尊重自己，但又不能把自己無限放大。
人物周刊：《塵埃落定》後來所達到的成就，是你預料當中的嗎？
阿來：應該是預料當中。我們在物質方面拚命想要好的東西，只要自己經濟能力達得到，買得起八千塊錢的衣服，絕不買一千的，是不是？能開得起寶馬，絕不開大眾。物質上我們都是這種追求。難道文化上，我們只要壞的、只要低俗的，不要好的？可能大眾文化有這個趨勢，但是我不相信這個社會一點兒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沒有，不可能吧？不要說什麽雅俗共賞，即便是暢銷書，你賣了一千萬本，相對於十幾億人來講，也很小眾啊，是不是？
人物周刊：你會特別看重對藏族的書寫麽？隻寫藏族範圍內的生活？
阿來：我寫這些東西，因為我熟悉這些東西。我對自己沒有限定。我也過了幾十年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就幾乎是脫離藏族社會的。我在《科幻世界》十年，沒有藏族同事。我住的小區，沒有藏族鄰居。我自己做的工作也極少直接跟藏族社會發生交集。這是我一大部分生活經驗。說不定哪一天，我寫個城市小說，這是有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如何認識“知識分子”這個概念？
阿來：我同意薩義德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薩義德說，知識分子是能夠把個人或者某一族群的這些特殊的經歷，跟整個人類的普遍性連接起來的。知識分子既是文化的人、地域的人、種族的人，同時是人類的人。
人物周刊：你每年的版稅收入都相當豐厚，在嚴肅作家裡是非常高的，這樣的經濟狀態會對你的寫作有影響麽？
阿來：這也是個考驗。經濟狀態改變了，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我也願意消費高一點，物欲有時候會損害人的內心世界，我對這個有警惕。不能因為多喝了幾次茅台，就覺得我是多麽高端的人。
人物周刊：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東西？
阿來：對啊。尤其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不能切掉自己跟中國普通社會的聯繫，而且這個聯繫不是姿態性的。你真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能大家坐在一起，還能互相傾聽、互相懂得，不光是你傾聽他，他也覺得你跟他是一樣的。
人物周刊：你書寫的對象基本是鄉村，你如何看待當下的鄉村？
阿來：我反對現在那種到處泛濫的所謂“鄉愁”的書寫。城鄉的差距，出城十裡就能看見。我們的鄉村建設還很差。鄉村的基本面貌、農民的受教育水準、農業生產能力，都是低水準的，同時是高成本的，這些必須通過鄉村的重建來完成。而且這個重建不光是蓋房子，還有鄉村結構的重建。
人物周刊：你寫了三十多年了，持續的動力是什麽？
阿來：我覺得我沒有動力。我倒是相信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可能都會有一個最適合他做的事情，如果他運氣好。我就算運氣好的，就幹了自己最適合乾的那個事情，所以在這當中也不累，永遠新鮮，而且也不需要給自己打氣，因為這就是一個自然而然隨時會發生的事情。你跟世界和社會的關係，都是通過這個東西來最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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