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作家阿來聽著警報聲，突然淚流滿面。他中斷正在寫的長篇，決定寫作《雲中記》。《雲中記》關乎那場地震災難，更關乎災後人們的精神和物質重建。阿來說，他要借此書，歌頌生命，甚至死亡。
在《有關〈雲中記〉的一些閑話》中，阿來回憶了十一年前親歷汶川地震的過程。那時，他正在成都的家中寫《格薩爾王》，“下午2時28分，世界開始搖晃，抬頭看見窗外的群樓搖搖擺擺，吱嗄作響，一些縫隙中還噴吐出股股塵煙。”判斷之後，才知這並非源自《格薩爾王》中的想象。地震發生了。之後他前往汶川，看到了大地給人類帶來的是何種災難。多年後，關於這場災難的書不斷湧現。阿來沒有寫，怕自己有災民心態。
十年過去，2018年5月12日，阿來和十年前一樣，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寫新小說，“下午兩點二十八分，那個時刻到來的時候，城裡響起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我突然淚流滿面。我一動不動坐在那裡。十年間，經歷過的一切，看見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現。半小時後，情緒才稍微平複。我關閉了寫了一半的那個文件。新建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人，一個村莊。”遂成書《雲中記》。
阿來，作家，著有《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瞻對》《三隻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
一個人，名叫阿巴，一個偏僻的藏地小村莊，名叫雲中村，對於要寫的龐大災難，視角小得不能再小，但通過阿巴的眼睛望出去，視界卻恢弘如整片大地，莊重而神秘。阿巴不是通常所謂的普通人，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是一名經培訓而獲得“祭師”稱謂的人。他的父親，他的爺爺也是祭師，但沒經過培訓，他們是通過雲中村文化的傳承成為祭師的。阿巴被培訓為祭師，是為了發展文化旅遊，需要這樣一個具有傳統身份的人。因此阿巴對祭師身份不以為然，直到地震發生，世界猛然崩塌。人的大片死亡，讓人們對生命和死亡的理解發生轉折，阿巴從一個不相信鬼神的人，逐漸開始轉變，進而思辨：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魂？
在移民村待了三年多，阿巴以祭師的身份回到雲中村祭祀亡魂。“阿巴一個人在山道上攀爬。”一趟尋回過往、尋找自我的旅程就這樣開啟。終於回到村子，他看到的是一幅蒼涼景象：人煙銷跡，屋子坍塌。死去的人在他的記憶中活轉。還有那場地震，作為背景，克制地閃現。不煽情，不悲慘，而帶有人性的尊嚴與莊重。這是阿來面對生命與死亡的姿態，他說，讓我歌頌生命，甚至死亡！
阿來沒有在《雲中記》中著重寫“災後慘狀”，而是寫出災後人們的重建之艱難。央金姑娘失去一條腿，還在夢想著跳舞，無論她多麽努力，公司的行銷策略定位於她的災難背景；中祥巴靠直播災後的雲中村掙錢，以養育兒女。精神和物質的重建過程需要漫長的時間。
災後的世界是灰暗的，阿來並不想讓灰暗長久籠罩。阿巴精神的回歸，中祥巴的自我修正，都實現了自我確認與救贖，正如寫完這部關於地震災難的《雲中記》後，阿來說：“這只是一個年複一年壓在心頭的沉重記憶，終於找到一個方式讓內心的晦暗照見了光芒。”書中的世界也是如此。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進
死亡會給我們帶來對生命本質意義的思考
新京報：新書為什麽會選擇汶川地震這一題材？在之前的一次採訪中，你表示有些反對寫這一題材。
阿來：不是反對寫這個題材，而是反對非常著急、都沒有想清楚就來涉及這一題材。文學和新聞不同，不會那麽快反映紀實的情形，需要一段時間情感的沉澱、認知的升華，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對題材保持慎重。我並不反對，因為文學總要處理各種題材，災難也是題材。
新京報：與之前的寫作相比，《雲中記》的寫作過程有沒有因題材的特殊而有所不同？
阿來：小說從本質上講都是在特定空間中創造人物、創造人物關係，這個人物關係，當然包括人與人的關係，也包括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尤其是這樣的題材。所以，從本質上說，任何小說都在處理這些關係。每部小說可能都要進入到一個不同的領域當中。有可能我們會永遠寫同一種模式的東西，但商業化的寫作才會走這種路子。所以（《雲中記》的寫作過程）沒有特別的不同。
新京報：書中的主要人物阿巴不是通常所說的普通人，而是一個祭師，且他家世世代代都是祭師，選擇這樣一個人作為主要敘述對象，有哪些考慮？
阿來：書寫災難會面臨一個重大的哲學和文學命題，就是死亡。死亡會給我們帶來對生命本質意義的思考，也會強化我們的情感，把我們的情感推到一種極致狀態。普通人面對死亡，可能會有一陣痛苦，隨著時間的消逝會慢慢減緩，然後遺忘。但是如果想要更哲理地思考生命意義，不能採用這種方式。我們可能通常要假定有靈魂的存在。
新京報：所以阿巴在書中一直在思辨，到底有沒有鬼魂。
阿來：對。他更特殊的是……你剛才說“世世代代都是祭師”，也是也不是。因為到他這一代，（祭師的傳統）正在消失，尤其經過“文革”。所以他過去並沒有自稱祭師，甚至他父親在的時候，並沒有把這些東西傳給他。是後來，新的形勢，我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視起來）。其實那時候他也只是扮演旅遊從業者的角色。最初讓他（以這種身份）出來，更多的是出於恢復旅遊的考慮。我們經常說“文化旅遊”，就是要挖掘這樣一些傳統文化。
只是到了地震，有那麽多死亡，那麽多傷殘，這時候大家獲得了對生命的理解，現代科學並不提供這種知識，所以往往是宗教性的、神靈的系統會給人帶來情感上巨大的撫慰，儘管它並不科學。這時候他才覺得，這個職業確實對他有了意義，甚至後來他願意為了這種心理，和這個村子待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有鬼魂的話，他得和這些鬼魂待在一起。這是他的職業帶給他的。為什麽選這個人物，因為他有這種方便，具有人神溝通的職能，別的職業不具備這種職能。而在這部書中，有大量關於這類問題的討論或敘述。只有這樣一個人物，才能擔負起這一使命。
新京報：書中的雲中村有自己千年的歷史和文化，書裡非常重要的展現之一，就是雲中村和現代文化之間的碰撞，如科學與宗教的矛盾，寺廟的拆除等。在你看來，像雲中村這樣的村莊和它們的文化，在當下應何去何從？
阿來：這些在歷史中已經發生了。而且我書寫，不想用碰撞、矛盾這些詞。它只是歷史在自然地演進。新的東西慢慢出現，舊的東西慢慢消失，這種過程在整個人類進程中一直在出現，只不過是現在因為技術進步，節奏變得更快了。在我的書寫中，也沒有悲情，都是把它當成對現實的記錄。
面臨災難，意識到自己的職業和使命
新京報：阿巴在震後回到雲中村，是為了祭奠死去的人的亡魂，也像是在尋找自我。
阿來：對，是這樣的。原來他的自我確認是不明確的。他是上過中學的，儘管是在這樣一個偏僻的村落，他上中學的時間應該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是雲中村最早的負責發電的人，後來稀裡糊塗就讓他當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僅僅是因為他父親和爺爺曾經是祭師，他的技能都是專門培訓得來的。政府要做這件事，除了保存文化以外，更多還是出於旅遊的考慮。這裡面有一個鄉村旅遊的規劃，剛好這個村子有這些特徵。那時候他對這個身份沒有那麽高的認同，他知道這是表演性質的。當死亡大面積發生的時候，他意識到了傳統文化中的價值，他才真正認同了祭師這個身份，要做祭師該做的事。
新京報：阿巴的外甥仁欽也是書中比較重要的人物，身上有矛盾性。他是從雲中村走出的大學生，緊跟時代發展，很多傳統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著舅舅的精神世界。政策不允許有人回到危險的雲中村，但他沒有強行把舅舅驅趕出去。
阿來：至少他在理解這件事情，理解他舅舅遵循的價值，所以他不惜因此丟掉鄉長的職位。他也是我在地震災區中接觸到的大量基層幹部（的形象），寫的這些都是真實的。地震第一天，汶川很多縣交通斷絕，通信斷絕，外面的援助晚了很多天才到達，那最開始誰在做救援？第一是老百姓自己，第二就是當地幹部。我知道，由於餘震不斷，很多人就在發生地震當晚死在路上。地震災難對人的覺醒，自己責任感的意識（都有重要作用）。仁欽上大學選的是文秘專業，想的是給領導當秘書，得到提拔，但是地震災難面前，這些幹部連夜就分散到全縣的各個地方。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成長，意識到自己的職業和使命。和阿巴一樣，仁欽也有一個自我確認的過程。
新京報：所以說在仁欽身上的矛盾性中……
阿來：我們現實中每個人身上在新和舊之間，在私人利益和團體利益之間，肯定總是有搖擺和衝突的，只不過最後有人做了這樣的處理，有人做了那樣的處理。
新京報：在當時發生地震時，你也及時參與了救援。
阿來：這是非常普遍的。但我絕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帶著一種意圖。我想新聞媒體有時會有爭論，當記者到達戰爭或其他現場時，你首先是選擇記錄呢，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參與。這是關於新聞倫理的討論。我們也一樣。有些人可能一去就意識到是找素材的，但是要我選擇，我會作為一個普通人，幫助大家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我相信這個過程，肯定會給我們帶來一點什麽，但至少當時要忘掉作家的身份。
新京報：整部書中，你對地震的描寫其實沒有展現出過多的情感。
阿來：對。我更多的是把它當作背景，因為阿巴出現已經是地震三年以後了，三年後他要去撫慰亡靈。但他也是半信半疑。書中有一個情節，是他特別希望能碰見一個真正的鬼魂，但是沒有。不過這是一個信念，更重要的是要把移民村裡的消息帶給那些亡靈。
作者：阿來
版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9年4月
災後重建在精神和物質層面一直沒有完成
新京報：這部書更重要的是對災後生活的反思。
阿來：是。當時地震剛發生，全國、甚至全世界都非常關注。但現在這樣一個時代，節奏這麽快，媒體上出現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那麽多，大家很快就遺忘了。對很多人來說，這件事和明星出緋聞、某個地方出現暴力事件意味差不多，它只是一些文字，一些圖像。對經歷災難的人來說，不管是普通的老百姓，還是基層幹部，他們的重建過程是很難的。我們說療傷，遺忘死亡的悲傷，這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而且他們要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重建自己的生活，也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尤其書中寫到的“地震後遺症”，就是地質結構破壞後那些次生災害，還在不斷發生，而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多少人關注。對他們來說，重建既有精神層面的，也有物質層面的，一直還沒有完成。像災後失去那麽多土地，他們不得不轉型，轉向服務業。對祖祖輩輩種地的農民來講，要學會這個事情，也是非常困難的。
新京報：書中對旅遊業的描寫具有很強的反思，尤其是書中的人物中祥巴，他是被災難異化的人，通過直播發災難財。
阿來：現在我們消費災難的人多的是，有社會的例子，他受到啟發。但他後來不斷受到別人的抵製，自己內心也有尊嚴，開始了轉變。還有一個央金姑娘，想學舞蹈，打算包裝她的公司更多的不是看到她的才華，而是她的災難背景。
新京報：你認為在這種地方開展旅遊業，是不是利弊參半？
阿來：如果是純文化，也沒有什麽，提供一個觀賞。對待災難就不一樣，確實存在一種倫理在裡面。
新京報：書中也明顯涉及了你多年以來一直關注的問題，就是自然的問題，書中也有自然神性的展現。
阿來：我的每本書都會涉及。我不想把我們的敘事文學限定在人與人的關係。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我們必須意識到人和自然關係，也就是生態問題，環境問題。現在的人越來越厲害，技術手段越來越高，而且我們人口越來越多，這樣給環境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通過消費需要從自然界獲得的東西也越來越多，但是我們很少考慮自然能承載多少。現在中國已經要負擔這種負面影響了。在任何地方，我們要放心地找到一口乾淨的水，在最發達的地方要呼吸到純淨的空氣，都已經是一個奢望。
新京報：這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阿來：過去很多工業國家都走過這條道路。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但他們迅速克服了。應該說在治理方面，比我們好很多。這個錯誤已經有人犯過，我們為什麽沒有從中學習。
新京報：所以你認為，在人可以更好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人和自然是可以和諧相處的。
阿來：對，大部分是。當然，地震、火山這些例外。比如說某個地方爆發泥石流，你把山上的樹砍光了，它怎麽不發生泥石流呢。某個地方發生大洪水了，如果森林多一點，洪水就會少。
新京報：在書的前言中，你特意致敬了莫扎特的《安魂曲》。依照寫作經驗，音樂對你的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阿來：肯定是很好的影響。因為音樂能把世界抽象得更純粹，變成一串聲音，這些聲音、不同的樂器相互呼應，共同推進。當然，我說的不是流行音樂，而是說西方古典音樂。而且它們有非常精美的結構，這些都可以帶來啟發。我之所以致敬莫扎特，是貫徹一種精神。《安魂曲》是直接考慮生命和死亡關係的音樂。我們對待死亡大部分就是悲痛，但好像在歐洲的傳統文化中，對死亡有更深刻的領悟。不光是在寫作過程中，當時在災區開車，我就經常聽《安魂曲》。我們平常習慣的音樂，在那個地方肯定是不合適的，但為什麽《安魂曲》就合適呢？這當然就會給我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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