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按】

今天從一個數據聊起。

年初開始，財稅收入的增速就表現突出。統計數字顯示，上半年中國GDP增速為6.8%，稅收卻增長了14.4%，增速是GDP的兩倍還多。

稅收的“超速增長”看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一方面，年初政府就提出了8000億的減稅計劃，並於5月份正式開啟增值稅稅率下降政策；另一方面，實體經濟並沒有太明顯的回暖。因此，看上去，稅收的超速增長是沒有基礎的。

這種看上去難以理解的現象也引發了諸多猜測和討論，比如認為這可能是強化稅收征管力度所致，也有觀點認為這種現象證明應當盡早“大減稅”。

如何看待這一輪稅收“超速增長”的現象？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范子英教授撰文解讀。在他看來，理解這種現象，必須從這一輪稅收超速增長的基礎說起。以下是他的解讀，一起來看。

稅種

今年5月份正式開啟的增值稅稅率下降政策，是實打實的減稅——將增值稅稅率原本17%和11%兩個稅率等級，各降了一個點。

別小看這一個點的稅率調整。要知道，自從1994年設定17%的基準稅率以來，在過去24年間，這個稅率從來沒有調整過。事實上，財稅收入與GDP增速的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計價基礎導致的（GDP是不變價，財稅收入是現價）。

不過，計價基礎還不能解釋全部差距。只有明白了這一輪稅收超速增長的基礎，才能預測這種超速增長也可能隨時會被“逆轉”。

究竟是哪些稅種，支撐了稅收的“超速增長”？

這必須從稅種結構說起。中國的稅種結構是非常特殊的，特別依賴於少數幾個稅種的收入。其中，第一大稅種是增值稅，佔稅收總收入的40%；第二大稅種是企業所得稅，佔總數入的22%。這兩個稅種，已經佔據了總收入的62%。

基本可以說，如果一段時間的增值稅增速較快，那麽全國的稅收收入就會相應較快，反之亦然。其他稅種的表現雖然也很突出，但無法推動全國總稅收的大幅度增長。

例如，第二大稅種企業所得稅，上半年增速12.8%，低於全國稅收增速；考慮到它在總稅收中22%的佔比，實際上這一增速還拉低了整體增速。

而第三大稅種、也是輿論廣泛關注的個人所得稅上半年增長了20.3%，在所有稅種中增速最快（或許是征管強化的結果），但由於前兩個稅種的集中度實在太高，導致個稅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僅有8%，無法推動總稅收的大幅度增長。

因此，全國的稅收超速增長，其實主要原因是在增值稅。上半年，國內增值稅增長了16.6%，年初兩個月的增速更是高達22.3%，均高於稅收總數入的增速——換言之，增值稅的高速增長構成了全國稅收超速增長的基礎。

事實上，在佔比超過6成的前兩大稅種中，企業所得稅增速（12.8%）明顯低於增值稅（16.6%），也說明了一個廣為詬病的現象，那就是企業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繳納了很多增值稅，但企業的利潤並沒有明顯增加。

那麽，為何增值稅會大幅度增長、並推高整體稅收收入的增速呢？

結構

在這一輪稅收超速增長中，還有一個現象讓人困惑：上半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的稅收增速分別是13.3%、19.5%、19.7%、10.9%。

這種增速的地理特徵，是非常不符合中國的產業分布的。按說，大多數的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在東部省份，但東部省份的稅收增速反而不如中西部，特別是西部稅收增速反而最高。

其實，這些現象的出現也與PPI結構相關。如果按照行業將PPI進行拆分，我們會發現如下事實：

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價格上漲17.0%；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上漲12.7%；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上漲12.3%；非金屬礦物製品業上漲11.7%；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上漲7.7%；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製造業上漲6.9%。

這些行業價格的上漲，合計佔了PPI總漲幅的77%左右。與此同時，其他一些終端產品的價格幾乎沒有上漲，比如紡織業上漲1.9%，汽車製造業上漲0.3%。也就是說，這一輪的PPI上漲，主要是由原材料和采掘業驅動的。

眾所周知，原材料和采掘業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受益於生產端資料價格上漲，徵收了較多的增值稅，在全國統一的五五分成比例下，地方留存的部分也隨之增加。這也就解釋了上面那個現象：中西部稅收增速領跑全國。

這種模式的PPI上漲，不僅僅使得中西部受益，也同樣會使得部分產業受益。例如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的利潤增長了3.1倍，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利潤增長了1.1倍。

由於上遊生產資料行業很多是國有企業，也使得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增長最快，達到31.5%（同期私營企業僅為10%）。相應地，這些上遊行業也是企業所得稅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到這裡，結論就浮現出來了：是PPI增速、生產資料價格、上遊環節的漲價，支撐了本輪稅收快速增長。

方向

理清了稅收超速增長的基礎以及結構性特徵之後，關於未來的政策方向就可以做出相對清晰的判斷：要麽大減稅，要麽大改革。兩種思路對應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最終效果也會不同。

先說大減稅。同樣，在中國談大減稅，實質上就是增值稅減稅。

這是因為，對於企業所得稅這個稅種來說，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發現有40%的企業是不交所得稅的。雖然企業所得稅的名義稅率為25%，但實際稅率僅為13%；同時，為企業所得稅貢獻較大的，都是上遊行業的國有企業——前50家大型企業貢獻了25%的企業所得稅，大多數民營非上市公司的所得稅非常少。因此，在現階段，減企業所得稅並不能有效緩解下遊製造業的困境，因而對激發市場活力作用甚微。

而如果要減增值稅，則需快速將現有的三檔稅率並入兩檔，例如將16%降到13%、10%降到6%。毋庸置疑，流通環節稅負下降了，商品價格也會下降。

但這會引發兩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一是財政風險凸顯，在財政支出規模沒有下降，同時支出效率沒有明顯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會導致明顯減收。如果減稅的同時伴隨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下降，那麽就會成倍地減收。一旦財稅收入增速長期低於5%，地方財政風險就會爆發。因為，在總量5%的增速時，會出現很多地方增速為負；一旦財稅收入負增長的地區過多，中央財政就會馳援無力。

二是降低增值稅稅率，不一定能直接降低企業稅負。增值稅是價外稅，只要抵扣鏈條順暢，嚴格來說並不影響企業利潤。

還有一種增值稅減法：維持稅率不變，增加進項抵扣，從而減少企業實際繳納的增值稅。

考慮到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以及稅務部門徵收社保後的實際負擔上升，可以將企業的工資以及附加的社保支出納入進項抵扣。這個減稅方案的難點在於，工資是增加值的一部分，允許抵扣的話，就與增值稅理論矛盾。

這樣有兩個好處。一是實質性為企業減稅。企業負擔“一增一減”，增加的勞動力成本部分越多，減少的增值稅部分也越多，激勵企業自主如實申報個稅和社保；

二是促進下遊製造業的回暖。勞動密集型行業都是產業鏈的下遊，這些行業面臨的勞動力成本壓力最大，通過增加進項抵扣的方式，可以更加傾向性對這些產業進行扶持，既解決了就業問題，也為社保系統的可持續做了貢獻。

接著來說說大改革。從這一輪的稅收超速增長來看，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恰恰是因為去產能導致的。並且，從所有製構成來看，民營企業的現狀更令人擔憂。

大改革的好處也很直接。好處之一，是可以緩解下遊產業的成本壓力，改革上遊生產資料行業，增加生產資料供給，這樣就會降低原材料的價格，提高下遊製造業的利潤太空。要知道，今年上半年，上遊產業利潤成倍增長時，下遊的紡織業利潤下降了1.1%，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下降2.3%。

之二，則是隨著上遊生產資料價格的下降，所謂的稅收超速增長就不複存在了。

當然，在對內改革的同時，對內開放可能會更有效果。應該要逐步放開對資源和能源型行業的管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大幅度增加生產資料的供給總量。

同時，規定國有資本要逐步退出下遊的競爭性行業，將與市場需求直接相關的行業留給民營資本，通過提高製造業利潤率的方式來吸引民間投資的增加。

文/范子英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俠客島：稅收超速增長，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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