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達沃斯釋放減稅信號 減稅太空還有多大？

　　李克強達沃斯釋放減稅信號 ，減稅太空還有多大？

　　與價格關係密切的流轉稅比重過高，導致稅收增長與PPI波動高度相關；企業稅負水準與其所處行業、規模直接相關，經濟下行壓力大時“稅感”更強。針對近期企業界的減稅呼聲，李克強總理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政府正在研究明顯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

　　《財經》記者 王曉霞 | 文  王延春 | 編輯

　　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正在研究中；個稅改革就是要讓群眾切實感受到稅負降低，實際收入增加。

　　李克強總理9月19日在2018年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致辭中表示，中國政府正在研究明顯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對在中國注冊的中外企業都一視同仁。李克強說，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就要更大力度通過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負，激發市場活力。不僅要堅決落實已頒布的減稅降費措施，還要研究明顯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與此同時，李克強總理還強調，個稅改革要讓群眾切實感受到稅負降低了，實際收入增加了。“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要進一步促進群眾多管道增收，持續增強消費能力。新的個人所得稅法即將實施，並首次推出個人在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普通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贍養老人支出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目的就一點：讓更多群眾更公平從個稅改革中獲益。”

　　今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依舊較大，企業盈利狀況未見明顯改善，但稅收收入增長較快，企業界、研究界要求進一步減稅的呼聲漸高。針對業界呼聲，李克強總理做出明確回應。業界人士認為，這或許是中國將進一步推出減稅政策的積極信號。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後在9月17日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現在實體經濟和老百姓的稅費負擔很重，實體經濟發展比較困難，建議政府下決心過緊日子，進一步解放思想，少收點稅。

　　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1月-8月累計，全國稅收收入11.72兆元，同比增長13.4%。儘管分月看，前八個月稅收增速呈下降態勢，6月和8月更是跌破兩位數，增速分別為8%、6.7%，前八個月總體增速仍可謂高增長。

　　4月份以來，稅收增速大幅高於GDP增速不斷受到質疑，一方面政府派發的8000億元減稅禮包，聲猶在耳，另一方面企業盈利未見明顯改善，稅收高增長的基礎何在？

　　有專家認為稅收收入高增長，說明“明則減稅、實則增稅”，也有業界人士分析“營改增”後稅收徵收率的提高已抵消了減稅紅利。然而剛出爐的減稅數據是切切實實的，似乎不容辯駁，業界不少人士追問：減稅了企業為何仍感覺稅負重？

　　加之近日，社會保險費征管職責劃轉稅務部門引發企業負擔加重的擔憂，減稅呼聲四起，有專家對《財經》記者表示：既然財政收入瘋漲，減稅力度是否可以再大些？

　　恆大研究院近期的一份研報在對中美稅負和基礎性成本進行比較後認為，相比美國，中國企業面臨的“綜合稅費成本”以及在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不足現狀下的基礎性成本均過高，隨著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需加大力度給企業減稅降負，激發市場活力。

　　減稅太空還有嗎？減什麽？如何減？減稅的是是非非亟待厘清。

目前看來，政府、企業均認為需要減稅，分歧在於減稅的力度和節奏，減稅太空還有多大？圖/視覺中國

　　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傳統增長動能轉換之際，經濟新動能正在抽出新芽。通過減稅降費等方式，不僅可以有利於培育新動力，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引來經濟的活水，而且有利於降低企業經營成本，使企業有更充足的資金投入產品創新和產業更新，還可以釋放社會需求，為下滑的經濟托底。

　　他說，“清費”仍要持續。他曾給全國人大提過建議，收費的權力要經過立法機構審議，凡是不經過立法機構批準的，一律停止徵收。現在不僅是各級政府制定收費項目，還有一些部門也收費。財政一般預算安排不了，就收費解決。

　　同時，“社保繳費率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全世界是偏高的，國務院已經決定將總費率從45%降到40%，同時允許收支有余的省可以自行降低費率。實際上僅靠收繳和財政補貼是不可能把繳費率降到合理水準的，國務院已經決定劃轉10%國有資本。這是我國社保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們建議盡快將分省統籌的社保制度改為全國統籌，再通過劃轉國有資本把社保繳費率逐步降低到20%左右。

　　稅收緣何高增長？

　　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9.16兆元，同比增長14.4%。主要稅種中，國內增值稅同比增長16.6%，國內消費稅同比增長17.4%、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20.3%，均超過稅收總體增速，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12.8%，比總體增速低1.6個百分點。

　　與上半年GDP增速6.8%相比，同期稅收增長可謂異軍突起，稅收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多，比名義GDP增速也高出4.4個百分點。增長基礎何來？

　　財政部國庫司負責人婁洪在7月13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上半年稅收高增長的主要原因為：一是受工商業、服務業保持較高景氣度，部分產品價格上漲等帶動，工商業增值稅、改征增值稅同比分別增長15.5%、18.3%，合計拉高全國財政收入增幅5.1個百分點；二是受企業效益持續改善，居民收入穩步增加等帶動，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合計拉高全國財政收入增幅4.4個百分點。

　　那麽，稅收增速為何遠超GDP增速？這是個老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去年的一次研討會上將其歸因於中國的稅制結構。

　　他表示，“中國稅收收入中增值稅等流轉稅比重在70%左右，而流轉性稅收和價格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的波動狀況直接決定了稅收收入的波動狀況。”

　　從2006年-2017年稅收、PPI、GDP增幅（圖1）不難發現，總體來看，稅收收入增速與PPI漲跌變化趨勢一致，呈正相關態勢，與GDP增速的相關性則相對較弱。

　　12年間，當PPI為正時，稅收收入增速高於GDP增速，如：2006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7年；當PPI為負時，稅收增速隨之下降，接近甚至低於GDP增速，如：2009年稅收收入增速與GDP增速相同，2012年-2016年PPI連續五年為負，稅收增速也逐年下降，2014年時與GDP增速相同，2015年-2016年低於GDP增速，這兩年一些地區財政困難問題突出。

　　需要注意的是，稅收收入以現價計算，GDP則剔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因此，稅收增速和GDP增速間的差額，部分是由於CPI導致。

　　相較年度數據，月度稅收增長速度與PPI的關係更為複雜（見圖2），這主要是由於稅款徵收時點較應稅行為發生時點存在一定滯後性。

　　以佔稅收收入40%的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為例，按現行法規，增值稅的納稅期限為1日、3日、5日、10日、15日、1個月或者1個季度，具體由主管稅務機構根據納稅人應納稅額大小分別核定。稅款繳納時點不同程度地滯後於應稅行為發生時點。

　　稅務部門也存在跨年度調節稅收的情況，稅收收入狀況好時，傾向於將年底的部分稅款推遲到次年1月、2月份徵收，反之亦然。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范子英認為，除納稅時間差外，上遊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需要時間逐步傳導到中間環節，也是月度PPI指數傳導到稅收收入存在時間滯後期的原因。他認為滯後期大約是3個月。

　　因此在他看來，今年6月稅收收入增速回落到8%，是由於3月-4月的PPI降到了3%左右，“但隨著5月-7月PPI增速回升，7月份的稅收增長又上漲到11.4%”。

　　當然，6月稅收增速放緩也有減稅因素影響。比如，6月份國內增值稅由1月-5月兩位數增長回落至5.3%，婁洪表示，主要是受5月1日起製造業、交通運輸等行業及農產品等貨物增值稅稅率下調政策效應顯現，以及前期部分增值稅受票企業為增加抵扣集中開票因素的疊加影響。

　　除PPI因素，高培勇在前述研討會上表示，由於中國稅收結構的另一特點是大約90%的稅收來源於企業繳納（不考慮流轉稅稅負通過價格管道可轉嫁給消費者的部分），企業經營狀況好壞對稅收收入也有直接影響。

　　具體到今年上半年，由於實體經濟未見明顯回暖，佔稅收收入22%的第二大稅種企業所得稅的增速比稅收總體增速低了1.6個百分點，范子英認為，稅收高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是PPI。

　　有無真減稅？

　　今年以來的稅收高增長，引發了公眾真假減稅的質疑。

　　范子英向《財經》記者表示，減稅會使得稅收增速低於潛在增速，但是並不表示稅收增長會很低甚至負增長，“如果沒有減稅，稅收增速會更高”。

　　目前，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減稅政策均已得到落實。其中的重頭戲，深化增值稅改革包含三項措施：

　　今年5月1日起，將製造業等原適用17%增值稅稅率的行業，交通運輸、建築、基礎電信服務等原適用11%增值稅稅率的行業，稅率均下降1個點；對部分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電網企業在一定時期內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予以一次性退還；將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小規模納稅人的年銷售額標準由50萬元和80萬元上調至500萬元。

　　國家稅務總局9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6月-8月，前兩項措施共減稅1745億元，其中，稅率下調減稅959億元，留抵退稅786億元，減稅效果明顯。

　　深圳市稅務局貨物和勞務稅處處長畢立明介紹，增值稅稅率下調使深圳市34.59萬納稅人受益。據比亞迪汽車工業有限公司測算，17%的增值稅稅率降至16%後，公司全年將減稅4800萬元。

　　浙江省稅務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8月底共為2391戶納稅人辦理增值稅期末留抵退稅超過57億元。其中退還重點領域企業留抵稅額近35億元，包括為“中國製造 2025”十大重點領域企業退稅超12億元。

　　毋庸置疑，減稅政策是實打實的。為何仍有一些企業感覺稅負未減輕甚至增加了？

　　事實上，企業的稅負水準與其所處的行業、企業的規模、稅收管理水準以及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度都有直接關係，各個企業的情況千差萬別，很難做到所有企業均減稅。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8年“降成本”專題調研組（下稱“調研組”），通過問卷調查方式，對12860家有效樣本企業稅負情況分企業規模、所屬行業進行了分析。

　　調研組分析發現，企業規模不同近三年的稅負變化不同。大型企業（1058 家，8.23%）和微型企業（2773家，21.56%）“企業納稅總額佔營業收入的比重”分別從2015年的5.75%、3.98%下降到2017年的4.73%、2.84%，而中型企業（3244 家，25.23%）和小型企業（5785家，44.98%）則分別由2015年的4.29%、4.27%上升為2017年的4.84%、7.17%。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合夥人朱桉向《財經》記者表示，微型企業由於國家的優惠政策多，獲得的減免多，而大型企業由於稅務管理比較完善，各項稅收政策利用得比較好。相對而言，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可能由於增值稅抵扣鏈條不完整、自身的稅務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出現稅負增加的情況。

　　調研組的分析數據顯示，不同行業企業稅負差異大，製造業、采礦業等七個行業2017年“企業納稅總額佔營業收入的比重”較2015年下降，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技術服務業、農林牧漁業等兩行業則有所升高（詳見表）。

　　多位專業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相較改征增值稅行業，原增值稅行業納稅人獲得的減稅更多，因為購買的服務可以進項抵扣了。

　　調研組關於企業稅費負擔主觀感受的問卷調查顯示，46.6%的企業認為“稅費負擔較為合理”，但同時也有40.8%的企業認為“稅費負擔較重”，其中半數以上（51.8%）的樣本企業認為稅費負擔重在“稅收”。

　　不少人士分析認為，減稅了企業仍感覺稅負重的原因是，“營改增”後企業主動進行發票管理的意識加強，下遊企業對上遊企業規範管理起到督促作用，稅收徵收率大幅提高所致。

　　朱桉告訴《財經》記者，徵收率整體確實有提升，但從他協助企業處理稅務問題的實踐經驗看，“營改增”剛實施一年多，徵收率提高的程度並不是非常大。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財稅研究中心研究員閆坤等人認為，一般只有在企業利潤下降而稅負未同幅度下降時，“稅感”才強烈，中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主動調節功能和稅制彈性均較弱，在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企業的“稅感”必然強烈。

　　這或許正是2007年GDP增長14.2%、稅收收入增長31%時企業稅負感不重，而近幾年即便減了稅“稅感”仍強烈的根源。

　　大連一家電源設備製造企業董事長孫毅標向《財經》記者表示，今年經濟下行壓力大，製造業企業綜合成本高，增值稅高稅率、社保壓力陡增。另外，“五險一金”和員工工資年年增長，房租、原材料價格增長，很多民營製造企業不堪重負，紛紛采取裁員減負。

　　減稅太空還有沒有？

　　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降低巨集觀稅負”，此後兩年來，“營改增”和深化增值稅改革先後成為減稅的主要抓手，減稅始終與稅制結構調整相結合，同時配以降低小微企業稅負等多項有針對性的減稅措施。

　　目前看來，政府、企業均認為需減稅，分歧在於減稅的力度和節奏。減稅太空還有多大？有沒有可能搞一次性大減稅，而非如批評人士所說那樣“擠牙膏”？

　　中國財政科學院院長劉尚希在今年7月舉辦的“降成本”調研發布會上表示，減稅仍有一定太空，但不是很大，應結合稅制改革一次性完成減稅工作，避免企業形成減稅年年有的預期，促使其目光向內，聚焦於通過增強創新能力、產品附加值提高盈利能力。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也認為進一步大規模減稅的太空並不大，因為減收、增支、債務不增是財政上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財政支出壓不下來，一味減稅，政府的債務規模就會加大。

　　也有專家並不同意上述觀點，認為中國還有非常大的減稅太空。

　　業界公認，支持減稅有三個途徑：減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債務，減支和借債相結合。

　　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已達17.26兆元，支出超20兆元。財政支出結構方面，儘管醫療、社保、科技、教育等民生支出比重已超過50%，但大量財政支出用於基礎建設和財政供養人員的特點仍較為突出。

　　不可否認，過去多年來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但其中的無效投資也造成不小的浪費，也使得地方政府債務急劇膨脹，財政風險不斷累積。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8月26日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基建投資的歷史需求峰值已經出現，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積極，並不是還要像過去那樣搞基建，而是應將重點轉向醫療、養老、教育、社保、基礎研究等短板領域。

　　恆大研究院的研報認為，保守估計中國的財政供養人員達到6400萬人以上，每百萬美元GDP對應的財政供養人員在世界處於偏高水準。

　　有專家認為，減少財政供養機構和人員的改革，亟待推進，以緩解財政支出壓力，不能因為政府行政體系機構太多、養人過多、增支較多而削弱減稅力度。

　　事實表明，不少財政資金的支出效率和效益低下，一些地方、部門和預算部門重分配輕管理，花錢不問效，資金閑置浪費問題嚴重。

　　因此，應從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打破支出項目隻增不減的固化格局入手，縮減無效、低效的財政支出，支撐和拓展減稅太空。

　應從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打破支出項目隻增不減的固化格局入手，縮減無效、低效的財政支出，支撐和拓展減稅太空。 圖 / 新華

　　給企業減稅應該主要減增值稅還是企業所得稅？一些專家建議，當然是前者，一是因為大多數企業不繳納或隻繳納很少的企業所得稅，二是增值稅是企業的痛點所在。

　　此外，增值稅減稅也符合優化稅制結構、降低間接稅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的結構性改革目標。下一步，應繼續將減稅與深化增值稅改革相結合，著力健全抵扣鏈條，按照三檔並兩檔的方向繼續調整稅率水準，構建更加公平、簡潔的稅收制度。

　　朱桉猜測未來增值稅稅率的調整方向可能是16%這檔稅率維持不動，將10%一檔稅率降為6%。范子英則認為可能是將16%降到13%、10%降到6%。

　　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過劍飛曾撰文認為，增值稅稅率的下調步驟宜根據經濟形勢小步慢調，避免稅收收入和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規範稅收優惠政策方面，他建議在梳理增值稅免稅政策的基礎上，選擇最終環節或全鏈條實行免稅政策。

　　范子英認為，快速降低增值稅稅率，實現三檔並兩檔，儘管能使流通環節稅負下降，財政風險也會凸顯。“在財政支出規模沒有下降，同時支出效率沒有明顯提升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會導致明顯減收。如果減稅的同時伴隨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下降，那麽就會成倍地減收。一旦財稅收入增速長期低於5%，地方財政風險就會爆發。”

　　（本刊記者王延春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首刊於2018年9月17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責任編輯：劉萬裡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