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政策變革

　　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斌

　　成功的經濟增長過程都要經歷兩次大的經濟結構轉型，分別為從農業經濟過渡到工業經濟、從工業經濟過渡到服務業主導的經濟。中國後一個經濟結構轉型發生在2012年前後。

　　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高度依賴資本積累；工業化高峰期之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積累。積累人力資本要從以下四方面展開：更好的教育、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更加開放的市場，更強的激勵機制，更細密的分工和專業化分工。

　　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政策變革之路是很多國家走過的，可以借鑒、學習其他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但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前所未有，要盡量把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降到最低，同時需要注意，在轉型階段，產業政策的真空狀態未必是最好的，可能還需一些臨時性安排來幫助實現產業轉型的過渡。

　　——張斌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資深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 本文為作者在2023年7月1日的第十四屆CF40-NRI中日金融圓桌“中日疫後經濟增長與合作可能性——兩國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舉措”閉門研討會一“產業政策的新作用與展望”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成功的經濟增長要經歷兩次經濟結構轉型

　　制定產業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服務產業發展。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變化，產業政策需要進行相應調整，使其自身更好地服務於產業發展。

　　成功的經濟增長過程都要經歷兩次大的經濟結構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從農業經濟過渡到工業經濟，第二次轉型是從工業經濟過渡到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從國際經驗來看，許多國家的第二次轉型呈現高度類似的規律性現象：當一個國家的平均收入達到8000-10000國際元附近，工業增加值/GDP比重達到40%左右的峰值以後，開始發生從工業到服務業的結構轉型。

　　表1  多國從工業到服務業的經濟結構轉型相關數據

　　從時間點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早迎來轉型的是西歐和日本，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平均收入接近1萬美元，工業部門增加值份額約為35%-40%，經濟活動開始從工業部門轉移到服務業部門；70年代中期，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開始轉型；80年代，中國香港和台灣開始轉型；90年代，韓國開始轉型。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許多成功的經濟增長都經歷了這樣的轉型。

　　中國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發生在2012年前後。中國平均收入、工業部門增加值份額、工業部門就業份額、服務業消費佔比等不同數據顯示，中國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尾，也就是2010-2012年前後，發生了這一轉型。

　　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所對應的工業部門增加值、製造業增加值份額峰值變化，與歐洲國家、日本、韓國和台灣的變化是一致的，收入水準、產業結構的變化是一致的，驅動這種轉型的原因也是一致的：經濟活動由工業向服務業轉移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服務於國民生活，更好滿足消費升級、產業升級。

　　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高度依賴資本積累

　　工業化階段，特別是工業化高峰期，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量是向先進國家學習新的管理經驗、科技水準和組織分工模式，其中很重要的學習方式是通過投資或說資本積累來實現的。工業化階段最稀缺的要素就是資本，資本積累的過程不僅帶來了資本，進口大量機械設備和技術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換言之，投資不僅僅帶來資本（K）的提高，也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推動經濟快速增長。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是在農業、工業、建築業等部門，對於“從投資中學習”的經濟增長方式，農業、工業、建築業等部門TFP提升空間較大，而且這些都是比較有形的部門，相對容易學習。

　　無論是歐洲還是東亞，成功的工業化背後都有政府產業政策的身影。正因為工業化階段最重要的要素是資本，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歐洲和東亞的國家在工業化高峰期都采取了很多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制定發展計劃、信貸配給、限制部分商品的進出口，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工業部門和基礎設施，促進國內投資和資本積累，提高技術水準和生產能力。這些政策在當時來看可能會有一些扭曲，但從經驗來看，二戰之後成功的經濟增長在增長初期無一例外都伴隨著支持投資、支持工業部門發展的產業政策。

　　工業化高峰期過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積累

　　工業化高峰期過去之後，經濟活動重心轉向服務業，“從投資中學習”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下降，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積累，或者說人力資本背後的知識、管理技能等看不見摸不著但又非常重要的東西。

　　人力資本積累不同於物質資本積累，需要一些更複雜的體系進行支撐。通過實現人力資本積累，才能有更好的教育、醫療、體育、娛樂來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才會有更好的科研、商業服務、知識產權保護來滿足產業升級的需要。簡而言之，無論是消費升級還是產業升級，都更加依賴人力資本而非資本。

　　我們在市場調研時發現，製造業企業最大的困難、製約升級最重要的因素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技術研發支撐不足、風險投資難以獲得。這些問題不在製造業內部，也不在工業內部，主要是服務業的一些環節。所以，完善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服務配套至關重要。

　　工業化高峰期之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人力資本積累，產業政策也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積累人力資本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一是更好的教育、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將重點放在人本身；

　　二是更加開放的市場，只有通過更加開放的市場，才能從國外學到更多，深度參與各種各樣的國際分工；

　　三是更強的激勵機制，需要強調的是，創新很難依靠傳統的信貸融資工具來實現，資本市場的發展非常關鍵；

　　四是更細密的分工和專業化分工，只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才允許更細密的分工和專業化分工，這是知識積累、知識創新的重要來源，能夠帶動知識水準能力的提高。

　　對於產業政策，過去各國的歷史給了我們許多經驗教訓。歐洲、日本和前文提及的許多成功經濟體所做出的產業政策調整都是具有共性的，例如：取消了經濟發展計劃，減少和取消政府補貼；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減少外匯市場乾預，推進金融自由化；反壟斷，加強公平市場競爭；增加基礎科研和教育，制定科學發展計劃等。政府對產業的支持方式不再是投入更多資源去支撐工業部門發展，而是更多地在制度建設層面加強公平市場競爭，以此來更好地適應新發展環境。

　　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政策變革的兩點建議

　　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持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政策變革，而當前的中國面臨一個好消息和一個不好的消息。好消息是，中國正在走的路是歐洲、日本等很多國家曾經走過的，我們可以借鑒、學習其他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不好的消息是，中國面臨較為嚴峻的地緣政治形勢，前述國家也曾面臨一定的地緣政治衝突，但不像目前中國的衝突這麽大。

　　從經濟學家視角，提出兩個建議：

　　第一，盡量控制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將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控制在比較小的範圍內。

　　第二，經濟結構和產業政策從舊體制轉換到新體制的過程可能不會非常平順，當資本市場的發展不足以支撐權益類投資時，需要慎重考慮是否取消雖然風險較高但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政府資金支持。如果像美國一樣擁有完善而發達的風險投資市場，取消政府資金支持可能並無影響，因為市場上有足夠的風險資產願意參與投資；但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夠發達，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如何抉擇尚無定論。在過渡階段，產業政策的真空狀態未必是最好的，可能還需一些臨時性安排來幫助實現政策過渡。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