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和證監會對大公國際的處罰，再一次讓關建中站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違規收取受評企業谘詢費用等，大公國際遭證監會處罰；曾給原鐵道部AAA評級遭受質疑
評級機構大公國際和關建中正處於漩渦之中。
近日，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證監會分別暫停了大公國際的債務融資工具市場相關業務、證券評級業務，期限為一年。8月17日，大公國際在官網公告表示，將在監管部門的指導幫助下完成整改。大公掌門人關建中目前未對受罰做出直接回應。
這家曾稱要走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路線的評級機構，在國內針對評級機構的監管風暴中被重罰震動了金融圈。這是關建中執掌大公的第二十年。二十年間，他和大公曾經歷輝煌，也曾屢屢陷入爭議中心。
從最年輕處長到大公總裁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起步於1992年，由中國金融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航空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8家部門共同發起成立，核心人物是原航空航天工業部審計室主任劉繼忠，當時在航空航天工業部財務司任職的關建中亦是大公籌備組的一員。
也正是在1992年，毛振華創立了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朱榮恩創立了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中誠信、上海新世紀與大公國際後來都成為國內信用評級領域的主要機構。於是在一些語境中，人們會將1992年稱作中國評級業的元年。
如果比較關建中與毛振華的履歷，不難發現兩人在經歷上偶有重合的時代色彩。毛振華在24歲時被提升為海南省最年輕的處級幹部。他最終選擇下海經商，是有感於“在龐大的公務員體系裡，我是大部門裡的小幹部，拍不了板”。關建中曾是航空航天工業部裡最年輕的處長，他接任大公國際總裁是在1998年5月。在此之前，他留在體制內，但並不安於斯。關建中後來在採訪中說，自己彼時“想超越當時的一些環境限制，做一些別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
他牽頭組建了中航技投資公司，並獲批赴美國華爾街設立投資公司。1993年，劉繼忠訪問美國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和穆迪，學習國際評級同行經驗，亦是通過了關建中的運作和斡旋。
據上海證券報的報導，後來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戰略改變，下令已運作三年的美國投資公司撤回。關建中決定真正脫離體制，進入大公。
大打“民族牌”的野心
在2011年央視的《面對面》訪談中，被問到為何當年下海選擇了評級行業，關建中將這個行業稱作“一個金融領域的戰略制高點”。他依據自己在美國工作時的見聞，認為評級機構起著發放進入資本市場通行證的作用，足以呼風喚雨。而評級在中國作為新生事物，對關建中來說“可能符合我的性格，就是挑戰一些事情，要去做”。
他與所有抱持野心的人一樣，天然渴望向上走。“當時我在世貿89層，看著汽車就這麽點大，當時真有一種征服紐約的衝動。”這是他在早年採訪中多次提到的自己在美國時的一段感想。後來關建中賣掉在北京的房產，用賣房的錢從劉繼忠手中接過了大公國際。
關建中時代，大公國際首先在1999年與穆迪建立了為期三年的技術合作關係。關建中在《面對面》訪談中稱，對大公而言與穆迪的合作是“借船出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系統學習技術之外，更顯著的意義在於借助穆迪的聲譽將大公迅速推向了世界。
在三年合作結束後，關建中放棄了穆迪提出的與大公合資的構想。彼時國內評級機構不乏走向合資的例子：2006年穆迪買入中誠信49%股份，2007年惠譽收購聯合資信49%股權。關建中的堅持獨立，被猜想為或許有他掌握主導權的需要。一名接近大公國際的人士告訴記者：“大公管理就是一言堂，落實關的全部要求。這也是為何後期新來了很多管理層，都是比較會討關的歡心，但並沒有什麽真正的能力。”
關建中需要找到帶領大公突圍的核心方法。在大公國際官網的大事記中，2006年6月這個時間點對應的“首次確定大公民族品牌國際化的發展路線”被放大字號突出，彼時關建中發表了署名文章《對中國信用評級業的再認識》，提出信用評級業“是信用時代一個民族走向複興的歷史責任”，號召扶持行業發展並進入國際市場，“努力培養具有成長潛力的信用評級機構”。
呼籲政府支持此後常常被關建中提及。在2011年《中國經濟時報》的採訪中，關建中稱大公因為非政府出資建立，沒有得到來自政府的明確支持意見，並表示需要國內提供明確的政策與政府部門的認可，因為“中國評級機構的崛起將能夠保障中國債權國的利益”。
給原鐵道部AAA評級曾引發質疑
2009年，大公發布中國第一部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方法，次年發布首批50個典型國家的信用等級。後者在大公國際官網上被描述為“世界第一個非西方國家評級機構第一次向全球發布的國家信用風險資訊”。
而早年讓大公引發公眾關注的，還有大公給出的頗具爭議的評級結果。
2011年8月，原鐵道部發行200億元人民幣90天超短期融資券。大公給予原鐵道部AAA的主體信用評級，高於其對中國AA+的主權信用評級，引起社會的關注與爭議。彼時的原鐵道部正處於“7·23”動車事故的漩渦中。
大公之後解釋對原鐵道部給出的評級，稱對原鐵道部評級與對中國主權評級屬於不同範圍的評價，且原鐵道部屬於公共事業型公司，有政府財政支持，償債能力不會受影響。大公對媒體表示，信用等級是對發債主體償債能力和意願的綜合評價。“7·23”動車事故屬於原鐵道部生產運營過程中發生的管理問題，其所造成的損失不足以對其債務償還能力產生影響。
此外，大公在同時期還持續下調美國的主權評級至A，低於其對部分地方融資平台特別是城投債給出的評級，也低於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給出的結果。
有輿論聲音認為，大公是在“攪局”。《面對面》訪談中，關建中說：“也可以說是攪局吧。因為我們新的評級的觀點、新的評級的結果跟他們是有差距的。”
關建中所謂大公與美國評級機構評級觀點的差異，據他日後的文字表述，在於西方評級方法與意識形態掛鉤，而大公更關注財富創造能力與償債來源組合衡量的償債能力。關建中在2014年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西方評級方法完全錯了”。而他的大公方法，亦面臨難以檢驗的質疑。
正是在大公給出原鐵道部高評級與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這一年，外界對大公與關建中的疑慮有過一次爆發，起因是關建中獲得央視2011年年度經濟人物的提名。入圍理由中多次強調了關建中關於民族信用評級機構的理念。
消息一出，當時已淡出中誠信經營活動的毛振華發布多條微博，評論“央視挑戰基本常識”、“普及常識比製造噱頭重要”。當年年度經濟人物評委信中利董事長汪潮湧與軟銀賽富首席合夥人閻焱亦發文反對關建中的提名。潘石屹、許小年等先後轉發了上述帖子。最終，關建中未獲評年度經濟人物。
評級同時收取高額谘詢費被證監會處罰
大公國際近日受到監管處罰，有業內人士認為，暫停業務將對大公國際造成重創。
在此之前，大公曾有評級行業“黃埔軍校”之稱。據大公國際研究院前任院長金海年不久前的說法，“中國主要的評級公司都有來自大公的人員，許多是技術研究骨乾和管理骨乾”。
一位已從大公離職的分析師告訴記者，大公國際在2017年或說2016年前，整體環境是不錯的，“分析師清一色全球500強留學碩士，國內畢業的也都是數一數二的名校，知識基礎扎實，學術氛圍濃厚，集中於1985-1990年出生的員工整體素質都不錯，多數人很靠譜，因此整個團隊進步速度也很快”。
這名分析師說，其印象中的轉折發生在2016年前後，集團整體扣績效現象過於嚴重，“我記得曾出現過數個月分析師人均工資3000-4000元的情況”，加上部分管理層因為對關建中的管理意見較大而離開，研究院人員規模從超過200人縮減至半。公司內產生了恐慌情緒，從而導致了一段時間的惡性循環，“那個時候只有人力部門最忙，每天都在處理離職和入職的工作”。
記者查詢裁判文書網發現，大公曾多次陷入與員工的勞動合約與勞動爭議糾紛中，時間跨度至少從2013年起，案由多為大公離職員工要求大公支付工資差額與解除勞動合約經濟補償金。
媒體報導稱，關建中在辦公室裡有一幅書法，上書：誠信天下。如今，左手評級，右手谘詢，“買賣評級”的曝光讓大公從誠信二字上重重跌下。
“在為多家發行人開展評級服務的同時為發行人提供谘詢服務，收取高額費用，有違獨立原則”，這是證監會發現大公存在的問題之一。證監會對大公國際采取責令整改監管措施。期限一年，整改期間不得承接新的證券評級業務，更換不符合條件的高級管理人員。
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在處罰中表示，大公評級及相關從業人員向受評企業提供大額谘詢服務；大公評級在調查取證過程中提供的多份檔案材料存在虛假表述和不實資訊。
“每家評級機構其實都多少涉嫌大公的問題。一些評級公司銷售人員公開吆喝要級別與我私聊的事情不勝枚舉。這是整個市場的亂象，大公只是第一個倒下的。”前述接近大公的人士表示。
新京報記者 朱玥怡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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