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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晶/文“首位度”已然成為當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熱門詞匯。
今年兩會期間，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提高南寧首位度，打造引領全區發展的核心增長極”，並認為“由於多種歷史原因，與其他省份省會相比，南寧市經濟首位度不高，異塵餘生帶動能力較弱。”江蘇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提升南京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而山東省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已經提到“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2019年初，萊蕪正式並入濟南，當地媒體稱，此舉將更好發揮省會城市的帶動和異塵餘生作用。
事實上，首位度是一個學術界說法，由1939年馬克-傑克森提出，指的是一個國家人口規模第一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比值，用來描述一個國家首位城市在全國範圍內發揮影響力的程度。
首位度突出的城市是指中心城市在整個區域中處於的優先位置，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一個相對概念，並不存在一個合理的數值。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副主任沈遲近期撰文指出，並沒有證據可以表明首位度高低與城鎮體系結構的合理性或經濟是否發達有關係，因此首位度不能作為衡量城市群結構是否合理的標準。
不過，從目前各省市對首位度的描述來看，“首位度”的含義已經發生了延展。一些城市所謂的“首位度”，追求的是自身的做大做強，提高人口和城市經濟規模在本省的佔比，相當於“中心性”。
同時，首位度經常與“龍頭帶動作用”“異塵餘生作用”“核心增長極”一同出現在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之中，各省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其在本區域內的異塵餘生作用。
從規模經濟的角度來說，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一個集聚的過程，吸收區域內資源做大做強，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中心城市會產生溢出效應，對周邊城市發展產生異塵餘生作用。中心城市被期待在實現自身做大做強之後帶動區域發展。
這與我國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不謀而合，中國正在迎來大都市圈時代，用中心城市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去年底，在2018年中國城市年度發展論壇上，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周南表示，美國在1910年城市化率超過50%的時候，就開始用都市區取代行政區作為一個統計部門。據了解，目前，中國城鎮化率接近60%，已經具備發展大都市圈的條件。
目前，南京、鄭州、合肥、杭州近年來均開始著手探索都市圈建設，根據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37個主要都市圈的人口規模約佔總人口的58%，經濟規模約佔經濟總量的77%。
在都市圈時代的大背景之下，提高城市首位度、增強異塵餘生帶動作用將成為越來越多中心城市的發展目標。
南京的焦慮
在全國各城市提高首位度的呼聲之中，南京的聲量最大。
1月9日，南京市市長藍紹敏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講到2019年工作的第一個方面就提到了“首位度”，表示“以國家和全省之力支持南京建設發展為動力，理直氣壯講首位度、全力以赴乾首位度、名副其實增首位度。”
目前，提高南京首位度不僅是南京的頭號工作，還被寫入江蘇省政府工作報告，南京2019年的一號文件《關於深化創新名城建設提升創新首位度的若乾政策措施》就涉及首位度。
藍紹敏連續使用的三個形容詞“理直氣壯”“全力以赴”“名副其實”道出了南京長久以來的憋屈。歷史上，南京曾經是六朝古都和民國政府首都，在文化、教育資源、交通基礎設施等方面長期處於領先地位，被認為是東部地區重要中心城市和長三角特大城市，然而，改革開放後，在江蘇省內，省會南京的存在感卻弱於蘇州。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蘇州自1981起便超過南京，全國GDP排名榜中，兩市一度相差十一個名次。在1985年至2013年間，南京甚至落後於無錫，經濟總量屈尊全省第三位。
從人口規模上看，南京常住人口少於蘇州和徐州，居江蘇省第三位，2017年，蘇州常住人口達到1068.4萬，南京只有833.5萬，前者比後者多出近200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的人口規模。南京的工業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水準，全年進出口貨物總額均落後於蘇州。
作為江蘇省省會，南京的地位很尷尬，一方面蘇錫常三市受上海異塵餘生帶動經濟強勢，另一方面，南京偏居於江蘇省西部，對蘇北經濟異塵餘生有限，反而對安徽的馬鞍山、蕪湖等鄰近城市異塵餘生作用明顯，南京因此被戲稱為“徽京”，因為南京流動人口的第一來源地為馬鞍山，佔到15.87％。
相比杭州，南京的首位度的確低。2018年，南京在江蘇省中的經濟總量佔比僅為13.8%，位列全國倒數第二。同年，杭州的首位度為24.3%，GDP總量是省內計劃單列市寧波的1.26倍，在浙江省內，杭州的中心性很高。
南京首位度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京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輝龍撰文指出，南京市全域面積偏小，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偏弱，江蘇的經濟重鎮以蘇錫常為主稀釋了省會城市的能級，造成南京集聚力差，“受產業基礎相對偏弱、就業機會相對偏少影響，南京城市有吸引力無容納力”。
做大做強的共識
首位度有兩種計算方法，一種是GDP佔比，一種是第一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主城區人口比值，通過兩種方法計算得出的省域內省會城市的首位度可以看出：不管是哪個表，中西部省會的首位度高於東部沿海省份首位度，單個增長極省份的省會城市首位度高於擁有雙增長極省會的城市。
不僅中西部經濟較發達的四川成都、湖北武漢、陝西西安、河南鄭州、安徽合肥首位度均高於東部沿海省份，經濟較不發達的寧夏銀川、雲南昆明、西藏拉薩首位度也居於前列位置。說明首位度高低並不能衡量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準或者評判城鎮化結構是否合理。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專家王開泳認為，西部地區省會周邊的環境和氣候很惡劣，不適合產業布局，人口往省會走，省會城市的首位度自然很高。
而東部沿海城市不同，因為地理條件優勢，除去省會城市之外，多個增長極並列發展，如廣州和深圳，廈門和福州，南京和蘇州，杭州和寧波，濟南和青島，沈陽和大連，必然造成省會城市首位度低。
但是，首位度墊底的南京和濟南卻真切地為首位度低而焦慮。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認為，焦慮的背後是中心城市做大做強自身的強烈需求，這是區域競爭的結果。
事實上，在全國範圍內，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已經非常普遍。合肥、杭州、鄭州、西安、成都都是在強省會戰略下崛起的省會城市，這些城市的很多做法如出一轍。
最普遍的做法是擴展城市發展空間，如杭州並入蕭山、余杭，合肥拆分巢湖並把巢湖市的一部分並入合肥，西安代管西鹹新區，成都代管簡陽，一時間調整行政區劃成為潮流。
王開泳認為，行政區劃不能作為城市做大做強的手段，而是作為必要時候區域整合的支撐，國務院是否批準行政區劃調整也是因地製宜考慮。
另一個普遍做法是培育創新產業、頒布人才落戶新政等吸引創新資源實現集聚，搶佔未來發展先機。陳耀認為，省會城市是衡量一個省區強弱的首要要素，因為行政級別差異，省會的公共服務水準、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資源對於吸收外來資本和高素質人力資源具備天然優勢。
相比這些城市，南京和濟南的步伐顯然慢了。1月19日國務院批準萊蕪並入濟南的行政區劃調整，南京、濟南終於邁入強省會發展時代。
從中心城市到城市圈
也有人質疑中心城市做大做強戰略，認為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會掠奪區域內的資源和機會，北京的虹吸效應就曾被形象地比喻成“大樹底下不長草”。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耀認為，中心城市在集聚到一定規模之後會產生異塵餘生效應，雖然集聚效應和異塵餘生效應具有階段性，但是過程是雙向的，集聚的過程中有異塵餘生，異塵餘生的過程中也有集聚。以成都為例，成都與周邊的資陽、眉山、德陽的同城化發展就是集聚與異塵餘生作用並存。
這一撥中心城市做大做強過程中，很多城市顯然注意到了集聚與異塵餘生的平衡問題，首位度經常與“龍頭帶動作用”“異塵餘生作用”“核心增長極”一同出現在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之中。
事實上，去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未來中國將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城市群帶動區域發展新模式，推動區域板塊之間融合互動發展。
中國的區域發展已經迎來了都市圈時代，都市圈是城市群的核心，介於中心城市與城市群之間的空間形態，這是中心城市引領城市群發展的必經階段。
根據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37個主要都市圈的人口規模約佔總人口的58%，經濟規模約佔經濟總量的77%。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王開泳認為，長期以來，濟南都市圈在區域整合和協作上做得很不夠，因為交通不便，濟南與泰安、德州、淄博的聯繫和互動性不夠，各自為政。整合萊蕪之後，山東省可以形成兩個增長極帶動全省發展，如果濟南的首位度低，魯中和魯南地區就缺少中心城市的異塵餘生極的帶動。
南京的都市圈發展規劃也已經完成，日前，南京召開專題會議研討南京東部地區發展，並將加快南京東部地區發展，作為加快寧鎮（南京—鎮江）一體化，加快做大做強城市平台的重要一環。由此可見，南京意圖扭轉以往向西對安徽的異塵餘生，增強向東對江蘇省內城市的異塵餘生影響力。
當中心城市發生向城市圈發展演變之後，如何來評價中心城市？首位度顯然是不準確的。陳耀認為，人口或者經濟規模都是不夠的，應該形成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可以參照國家中心城市的指標體系來，只是程度上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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