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俱樂部”正在不斷擴容。
寧波和鄭州2018年度GDP首次突破兆元，至此，中國躋身“兆俱樂部”的城市已有16個，包括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蘇州、重慶、武漢、成都、杭州、南京、青島、無錫、長沙、寧波、鄭州。
名單之外的城市也紛紛表明決心。“我們的目標是，通過產業發展拉動，用兩到三年時間，讓福州的GDP突破兆，躋身‘兆俱樂部’，城市綜合實力再上一個新台階。”近日，福州市委書記王寧對媒體表示。
不僅是福州，GDP超過8000億的佛山、濟南、西安、東莞、合肥、南通等城市，也在候選名單上，這些城市都將進入“兆俱樂部”作為近期發展目標。
這場單一指標的城市競賽，看上去簡單粗暴，卻越來越成為不少城市發展的“指揮棒”。
兆的意味
“兆GDP，代表著一個城市的影響力和發展階段，是經濟發展水準的表現。9000多億和兆從經濟意義上差別不大，但它是一個標誌。”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06年，上海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296.97億元，是中國內地第一個GDP突破兆元的城市。2008年，北京GDP破兆。兩年後，廣州GDP超過兆。2011年，深圳、天津、蘇州、重慶4城的GDP也進入了兆行列。武漢、成都在2014年躋身“兆俱樂部”，杭州、南京和青島、無錫和長沙的GDP依次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過兆。寧波和鄭州則成為2018年兆俱樂部的新成員。
從進程看，兆城市隊伍的更新速度在不斷加快。目前GDP超過8000億的城市有一大批，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速保持7％~8％，很快就會過兆。
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看來，兆元是一個城市規模的邊界，代表城市的能級和規模達到了新高度，“一個國家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城市，城市是經濟的主要產出區。城市的規模越大、能級越高，代表國家的整體實力提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9.58％。“經濟中心完全在城市，城市的經濟比重越來越大。”胡剛認為，這表明了，當下中國已經進入到由數十個一、二線城市引領經濟發展的階段。
“以前大多是以省為發展單元，現在中國逐漸進入到城市時代，有一批一、二線城市發展速度很快，人口和產業高度集聚，城市之間相互競爭借鑒，帶動中國經濟的發展。”胡剛說。
他舉例，國內很多城市都會找到自己的競爭“參照系”，以“成對”的方式出現，比如北京和上海、杭州和南京、佛山和東莞、福州和廈門等。很多城市都關注自己是否會被對手城市趕超，進而產生壓力，推動自身發展。
陝西省城市經濟文化研究會會長張寶通也觀察到，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中，除了企業競爭外，省與省競爭、城市之間競爭、縣域之間競爭，甚至開發區之間也有競爭。
已經進入“兆GDP俱樂部”的寧波時刻保持著危機感。“10年前南京落後寧波84億，去年已高出寧波1858億；武漢落後寧波210億，去年已高出寧波3564億；長沙落後寧波1091億，去年已高出寧波343億。”在2018年初，寧波市委書記鄭柵潔在一次大會上列舉各種數字，說明城市之間面臨嚴酷的競爭壓力，“我們稍有懈怠就會被趕超”。
東北缺席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張可雲在2018年製作了一個圖表，總結了當年14個兆城市的分布特徵。他認為，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成渝地區所構成的菱形區域是中國的經濟重心。張可雲認為，這種分布格局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較大的變化。
2019年寧波、鄭州入圍兆城市，張可雲現在回看當時總結的規律，發現仍然適用。
近些年，中國的城市群發展格局正在形成，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2.8％的國土面積集聚了18％的人口，創造了36％的國內生產總值，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近日發布的《中國城市競爭力第17次報告》提到，城鎮化前期是小城鎮主導城市發展，中期由大城市主導城市發展，後期則是由都市圈和城市群主導城市發展。
兆GDP城市的分布驗證了這種理論。16城中，11個城市集聚在三大城市群。成都、重慶、長沙、武漢和鄭州，則是成渝、長江中遊和中原城市群的龍頭城市。
“國家競爭更多表現為城市競爭，並且越來越演化為城市群競爭。在這種格局中，中心城市或龍頭城市起著帶頭作用。因此，兆GDP城市的崛起至關重要。”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兆GDP城市和區域實力有密切聯繫。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對《中國新聞周刊》舉例，蘇南地區兆城市多，有蘇州、南京、無錫等城市，它們的發展跟長三角中心城市上海的溢出效應密切相關。同樣，佛山、東莞的快速發展，也得益於珠三角一帶的產業鏈帶動。
“東部地區依然是中國的經濟重心，‘東部率先發展’是不爭的事實。”張可雲通過兆GDP城市分布，發現這個特徵非常明顯。
不過，這個格局正在悄然改變。陳耀認為，近些年中西部的發展勢頭相對較快，“這些年經濟增速最快的幾個省，前幾名都在西部。投資增速最快的在中部地區，因為中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在逐漸凸現，比如交通便捷、內部市場大等，中部幾個省的經濟份額在不斷提高。”
以武漢為例，武漢是長江中遊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基礎條件好，擁有眾多科研院所和傳統製造業，在2014年成為兆GDP城市。但武漢的地位曾一度被弱化。彭智敏回憶，改革開放前30年，相比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武漢的地位在不斷下降。2004年，國家實行“中部崛起”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武漢新一輪發展。目前，武漢自身實力不斷恢復，區位和資源優勢在逐漸顯現。
接受採訪的多位區域問題專家都提到，兆GDP城市中，東北缺席。“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東北地區的衰落程度，東北地區的城市集聚規模不大，帶動作用有限，是東北地區在短期內難以走出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張可雲說。
“區域基礎如果沒有發展起來，中心城市也很難發展。”胡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陳耀進一步解釋，從發展經濟學來看，發展就是結構演進的結果，包括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需求結構等。東北不少城市基礎不錯，但是城市的結構幾乎沒有變化，造成了城市的衰退、人口淨流出、企業和投資人不斷“撤退”，不能吸引要素資源進來，發展就會越來越困難。
省會城市崛起
一些中西部地區的省會城市近些年發展亮眼，成為兆城市中不可忽視的群體。
2008年前內地城市GDP排名中，武漢、成都分別排在第13、14位，鄭州和長沙排在第22、23名，西安更是落在30名以外。
而2018年的最新數據顯示，武漢和成都的GDP排名上升到了第8、9位，GDP增速均超過8％，趕超杭州、無錫、青島、佛山和寧波。長沙GDP增速為 8.5％，上升到第13名，鄭州排名第16位，西安的經濟總量也進入全國前20強。
彭智敏觀察，近些年，中西部諸多省份都在做大做強省會城市，提高首位度，這正在成為中西部一些地方發展的策略。
以今年剛進入“兆GDP俱樂部”的鄭州為例，雖然擁有很好的區位和交通優勢，但一直以重工業為支柱的鄭州在過去發展並不起眼。
但是近幾年，鄭州抓住“一帶一路”戰略的機遇，發展提速。2016年，鄭州入選國家中心城市。國家發改委在同一年印發的《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中提到：把支持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作為提升城市群競爭的首要突破口，強化鄭州對外開放門戶功能……形成帶動周邊、異塵餘生全國、聯通國際的核心區域。
2011年，鄭州引入富士康，成為這座城市發展的轉折點。隨後華為、中興、OPPO、魅族等廠商落戶鄭州，形成產業集群。鄭州高新技術產業大幅增長，電子信息產業成為鄭州的主導產業之一。
2018年，鄭州市外貿出口額和進口額均佔全省總額的70％以上，位居中部6省省會城市的第一位。“原來鄭州外貿（水準）處於中間偏後，現在在中部區域遙遙領先，原因是舉全省之力發展，還抓住了重大的機遇和項目。”彭智敏分析。
鄭州在省內沒有競爭對手，城市首位度極高。2018年，鄭州GDP達10143.3億元，而排名第二的洛陽，GDP只有4000多億元。
同樣是“一帶一路”重點城市的西安目前也在衝刺兆GDP。2018年，西安的經濟總量首次突破8000億元，進入全國前20強，8.2％的增速在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也因此入圍兆俱樂部的備份軍。
張寶通介紹，過去西安多央企和軍工企業，而在最近兩年，招商引資一直是西安市的頭號工程，這兩年招商的數額要比前幾屆領導在任時的招商額加起來還要多。2018年西安新登記市場主體突破了50萬戶。
在彭智敏看來，中西部在進入到工業化後期之前，區域經濟發展需要一個增長極，來帶動周邊區域發展。由於每個省份最好的研發資源、高教、金融等要素主要集中在省會，如何突出省會的帶動作用十分關鍵。
警惕“攤大餅”式擴張
行政區劃調整是一些城市衝刺兆GDP、提升城市整體實力的做法。
2019年1月，國務院批複同意撤銷萊蕪市，將其劃歸濟南市管轄。長期以來，省會濟南的GDP在山東省內只能排第三，落後於青島和煙台。2018年，濟南僅以20多億的微小差距勉強超越煙台。而在合並萊蕪之後，濟南GDP則超出煙台1000多億元，達到8862.21億元，距離兆俱樂部又近了一步。
同樣的例子還有西安。2017年，西安市代管陝西省內經濟增速最快的西鹹新區，新區內原來鹹陽部分的GDP便納入了西安。
對此類做法，彭智敏認為，用行政區劃調整來提升城市影響力，是一種最簡單的做法，有些投機取巧，“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數字遊戲，一些城市做加法，而另一些城市做了減法，從更大的區域來看，沒有實質變化。”
“有些城市的行政區劃確實製約了城市的發展，可以適當調整，但這不是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根本辦法。”彭智敏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萊蕪城市太小，發展不順利，通過濟南帶動萊蕪，有積極意義，不能完全否定。但是以此衝刺兆GDP或者成為中心城市，並非最優解，“更好的方式是提高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和質量變革，優化區域間的合理分工。”
陳耀也認為，通過行政區劃調整的方式不值得鼓勵，一個城市的發展，最終還要靠內生增長動力，靠創新來帶動。
也有研究者持不同看法。張寶通是西鹹一體化的首倡者之一，他認為行政區劃調整符合中西部城市的實際。“長三角、珠三角的很多鎮比我們西部一些地級市都厲害，中西部地區只能靠發展中心城市帶動。”
他舉例，上世紀80年代，成都和溫江合並，成都一夜之間從中等城市變成特大城市，和西安拉開了差距。城市發展空間增大，吸引了很多市場資源，世界500強企業、外資銀行、企業中西部總部紛紛落戶成都。
“合肥過去面積很小，在發展機會上被南京一直壓著，後來把巢湖合並過來，生態環境改善，投資環境也得到了改善，更能發揮省會城市的作用。”張寶通說。
在受訪專家們看來，另一個需要警惕的，是以GDP作為城市競爭唯一指標的簡單化思維。
“有些城市的發展受到環境和資源束縛，比如區位不好、生態脆弱、人口少等，這些城市要發展起來進入兆俱樂部，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陳耀說，按照人均GDP衡量，更有可比性和科學性，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也有可比性，“要全面地看待GDP，不能單一看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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