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仇英的《桐陰晝靜圖》（局部），描繪了文人在書齋中的場景
古代文人墨客常常給自己的居室或書齋取一個寓意深刻的名字，這個名字就叫室名。室名有著悠久歷史，歷代文人室名背後體現出的也是一種有趣的文化現象。
據《晉書》（卷85《劉毅傳》）記載：“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這或許是古代可考的最早室名。到了唐宋代時期，室名漸多。到明清時期，室名大盛，一般粗通文墨的人都會給自己書齋取名，甚至一些商人（包括書商）也常常給自己的店堂取個雅號。
在歷史上，室名花樣繁多，有的人只有一個室名，但是有很多人，擁有多個室名。通過這些室名，可以歸納出古代文人的命名方式，它們大致可以分為幾大類：
第一大類是以所居之室的本身情況命名。這種命名方式可根據居室環境、形狀、建築時間等多種情況來命名。以自己居室的環境來取名比較常見，明代著名出版家、藏書家安國自己的居室後面種有二裡地的叢桂，他便取名為“桂坡館”；明末書畫篆刻家胡正言因自己齋前植竹十餘竿，取名“十竹齋”；其他比如一石庵、一草亭、一角山樓、一畝園、芥子園、九梅堂、二十七松堂等都反映了居室的環境特點。以居室形狀命名者如唐代宰相李林甫，他有一室似偃月之形，便取名曰“偃月堂”， 據說李林甫常在這裡密謀策劃陷害忠良之計，後人因此以比喻嫉害忠良之地。同時期的另一位宰相楊國忠，窮奢極欲，他有一室以沉香製閣，以檀香造欄，以麝香、乳香篩土和而為泥，塗飾閣壁，因名之曰“四香閣”。還有以建築時間命名，如唐代書法家顏真卿任湖州刺史時，在浙江烏程西南杼山造亭，其建築時間是癸醜年（大歷八年）癸卯月（十月）癸亥日（二十一日），因命之曰“三癸亭”。宋代文學家王安石舊居金陵報寧寺時，從金陵城到鍾山，到報寧寺這裡正好走了一半，王安石因此命名為“半山亭”。
第二大類就是以所寓之志命名，這也反映了書齋主人的志向。宋代“遺民”鄭思肖隱居平江，把“大宋”二字析為“本穴” 二字（即把“宋” 中之“十” 置於“大”下），名其室曰“本穴世界”，寄托懷念故國之情。宋代范仲淹《嶽陽樓記》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宋人衛涇因取此句之意，名其室曰“後樂堂”，寄托憂國憂民之心。元代遺民丁鶴年入明不仕，名其室曰“貞素齋”，寄托潔身自好之志。明代大臣戴金以力行、責己、克終為三件難事，因名其室曰“三難軒”，寄托征服“三難”之心。明代學者吳鍾巒對子孫提出十大願望，後取室名為“十願齋”，寄托遺願。清代詩人張時泰寫有自傳《實懶先生傳》，末有詩雲：“懶送窮愁懶顧身，懶趨權貴懶乾人。懶尋枯句每經日，懶作報書恆幾旬。幽嘗懶殊辜景物，遠遊懶已絕風塵。懶眠懶起情如醉，十懶先生懶是真。”後名其齋曰“實懶齋”，寄托玩世不恭、曠達閑適之志。
第三大類是以所藏之書命名。其中又可分為藏書目的、藏書方法、藏書內容等。這一類中，以藏書內容命名者最多。金代文學家元好問多藏野史，因此取名“野史亭”。清代黃丕烈藏宋本百餘種，名其室曰“百宋一廛”，後又藏北宋本《陶淵明詩集》和南宋本湯氏注《陶淵明詩集》，將書齋取名“陶陶室”。後來他又購得宋嚴州本和景德官本《儀禮》（一名《士禮》），遂取名為“士禮居”。清代學者周春，因為藏有宋本《禮書》和《陶淵明詩集》，名其室曰“禮陶齋”。後來，《禮書》不存，書室易名為“寶陶齋”，最後，連《陶淵明詩集》也被迫賣掉，書室不得不改為“夢陶齋”。
以藏書目的為命名的，如清代藏書家、校勘學家章鈺，他將書齋取名為“四當齋”，表示嗜書如命，為讀而藏。“四當”這個典故則來自於宋代藏書家尤褒之語。尤袤說：“吾所抄書，今若乾卷，將匯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以藏書方法命名者，如明代戲曲理論家、藏書家祁彪佳為自己的書齋取名“八求樓”。“八求”即宋代藏書家鄭樵所總結的求書八法：“一即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清代書法家、藏書家潘祖蔭的“八求精舍”也是如此。
還有以藏書目的為命名的，比如清代學者徐乾學築樓藏書，一日“與其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吾傳者唯是矣！’遂名其樓為‘傳世’”（《 藏書紀事詩·徐乾學》）。可見，“傳世樓”之名表示徐氏為傳後代而藏書。
第四大類就是以所敬之人命名。宋代大儒程頤曾流傳有“程門立雪”的故事，清人程大年尊程頤為師，遂名其室“立雪齋”。宋代文學家虞儔欽佩唐代詩人白居易，便名其室曰“尊白堂”；明代文學家袁宗道極為推崇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蘇軾，為書齋命名為“白蘇齋”；清代書畫家許友師法宋代書畫家米芾，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米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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