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竹齋箋譜》是明代拱花木刻彩印的經典作品，明胡正言印製。胡正言（1580-1671年），明朝書畫篆刻家、出版家，字曰從，號十竹，原籍安徽休寧，寄居南京雞籠山側。 他的居室就叫十竹齋，將山水、花鳥等素材刻印在紙上，當作信箋使用，就是箋譜，故曰《十竹齋箋譜》。
《十竹齋箋譜》於明崇禎十七年(1644)刊行。有九龍李於堅、上元李克恭序文。共4卷，三十三類，共收箋畫兩百八十三幅。卷一有“清供”、“華石”、“博古”“畫詩”等72種。卷二有“勝覽”“入林”“無花”、“鳳子”等 77種。卷三有“孺慕”、“棣華”、“應求”“閨則”等72種。卷四有“建議”“壽征”、“靈瑞”、“香雪”等72種。
我國傳統木刻畫，遠在刻版印刷術大興以前，就已經出現了，至少有一千年的歷史。唐代鹹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在金剛經上的插畫，為我們的民族文化建樹了新的豐碑。到了明代末年，1644年甲申，胡曰從所編印的《十竹齋箋譜》，運用了當時流行的“餖版”、“拱花”之術，曾使彩色套印木刻畫藝術水準推向新的高峰。
所謂餖版印刷，就是按照彩色繪畫原稿的用色情況，經過勾描和分版，將每一種顏色都分別雕一塊版，然後再依照由淺到深，由淡到濃的原則，逐色套印，最後完成一件近似於原作的彩色印刷品。由於這種分色印版類似於飣餖，所以明代稱這種印刷方式為餖版印刷，也稱為彩色雕版印刷，清代中期以後，才稱為木版水印。
十竹齋木刻水印的製作過程中，畫家與刻印工人密切合作，這使得畫家能理解刻工的製作，刻工也能理解畫作的藝術特色和意趣要點，使畫家的意圖能夠準確地通過工人之手得以生動體現，這也是木刻水印的難點。
《十竹齋箋譜》是世界印刷史上從技術和藝術上都具開創性的經典作品。
到民國時期，《十竹齋箋譜》原本僅剩3部，一部傳到了日本，一部藏於上海，一部是中國版畫收藏家王孝慈先生收藏。王孝慈先生是民國時期重要官員，他喜歡收藏中國戲曲、版畫類古籍。
比起文學成就，魯迅在版畫方面的成就更少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魯迅積極號召藝術青年操作木刻版畫，掀起版畫運動。建國後版畫成為美術院校中的獨立學科，都因有魯迅先生之前的倡導。
繼《十竹齋箋譜》而後的三百多年中，雖有名重一時的《芥子園畫譜》等等，然在雕刻印刷技藝方面來說，未見較前有所提高和發展。乃至1949年之前的50年裡，傳統木刻畫更是每況愈下，奄奄一息的僅存待斃了。魯迅與鄭振鐸兩先生，有鑒於此，魯迅和鄭振鐸在1933年合作印製了《北平箋譜》之後，再次計劃印製《十竹齋箋譜》，二人往來信函數百次，借王孝慈藏本赴北平榮寶齋印製，其精雕細琢令魯迅急不可耐，而民國二十三年刻成後則拍案欣喜，魯迅說“翻刻成績確不壞，清朝已少有此種套版佳書，將來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則實非虛言，就《箋譜》一書可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魯迅為重印箋譜寫序，但是箋譜還未圓滿完成，魯迅和箋譜的主人王孝慈都在同一年去世。真是遺憾！對於書籍所得收入，魯迅建議按提成給王孝慈，刻板則贈予王孝慈。結果王孝慈先生不但沒有要賣書所得的版費，刻板也存放在了北京的榮寶齋。我們在緬懷魯迅的同時更要記住王孝慈這位眼光長遠、道德高尚的收藏家。
王孝慈先生去世後，國外機構紛紛聯繫家屬，想高價收購他的所藏古籍。王先生家屬為避免古籍文物外流，毅然決定悉數贈送給北平圖書館。他所藏古籍歷經戰亂，有幸能保存至今，都是因為藏在北平圖書館。王孝慈先生為了文化遺產的傳播，放棄個人利益，這種高尚精神，值得藏家和書友們稱讚。
重印《十竹齋箋譜》直到1941年才全部印製完成整套。魯迅在世時刊印的只有200部，大部分被國外藏家購買，所以國內的數量少之又少。
重刻《十竹齋箋譜》，不僅使明代木刻畫得以流傳，木刻畫技術得葆青春，而且為後來木刻畫特別是彩色套印術的新發展，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因為要不是魯迅先生搶救及時，中國傳統木刻畫大有失傳的可能，哪裡還談得上發展呢！重刻《十竹齋箋譜》，共有兩次。1934年重刻者，為通縣王孝慈先生藏本，卷首由魯迅先生作了說明：“紙墨良好，鐫印精工，近時少見，明鑒者知之矣。”1952年重刻者，主要以鄭振鐸先生得獲於淮上之本為據，鄭先生並作序說：“……推陳出新，取精用弘，今之作者或將有取於斯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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