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世奇才陳寅恪：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文丨老鷹

收獲人生中第四等愛情

1926年，清華園的過道上走來了一個被學生戲稱為“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他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帶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登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

別看他在生活上不修邊幅，對教書這件事卻有著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去課堂授課，他不但用雙層布縫製的包袱皮包裹著那些線裝書，而且還把包袱皮的顏色根據書的種類區分開來，佛經、禪宗的書一定是用黃包袱皮包著，其他課程的書則用藍包袱皮，非常精心細致。

他叫陳寅恪，字鶴壽，湖南長沙人，祖籍福建上杭。都說富不過三代，而寅恪一門，卻三代盡得風流。他的祖父陳寶箴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父親陳三立是清朝著名愛國詩人，清末“四公子”之一。

說是老先生，可能是打扮上，陳寅恪來到清華園時，只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

雖然陳寅恪長期遊學歐美，學問博大精深，但在國內卻是“無名望，無著作、無學位”的“三無”學人。

陳先生的侄子陳封雄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先生回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他對學生們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由此，清華園的師生很快就折服於陳寅恪的學識。每每他開課，慕名前去的學生擠滿了教室，常常還有別的教授過來旁聽。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北大舵手”鄭天挺教授讚譽陳寅恪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當時的史學界，陳寅恪的學問可以說是最高峰，會十幾種語言，研究貫穿文史，每有見解必不凡俗。

當年陳寅恪名篇《王觀堂先生挽辭》，就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上。《學衡》還刊登過陳寅恪《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著沉默。不知道是因為與陳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還是學力不逮、不敢妄評，反正終生未見微詞，這在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幾乎是一個特例。

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另一派是有留學經歷的。

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你的學問再高，也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就覺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狹，不掌握現代化的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陳寅恪雖然不解風情，卻曾對友人吳宓闡述過非常獨特的“五等愛情論”：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

第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

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

第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

第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他關於“娶老婆”的一些言論也廣為人知：“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在他看來，如果志向不在學術和事業上，而一心只求得嬌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正因為如此，他一直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父親陳三立從好言催促，到厲聲警告“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

然而愛情總會在不經意間悄悄降臨。

一次閑談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師家中，看到牆上懸掛的詩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陳寅恪請教。

陳寅恪略顯吃驚，沉吟一會兒說：“此人定是灌陽唐景崧的孫女，住在何處？我要去登門拜訪。”

唐景崧曾任台灣巡撫，在中法戰爭中屢建功勳，是位愛國將領。她的孫女唐筼自小讀書，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

因母親難產去世，唐筼自幼便隨著養母去了蘇州，後又來到天津的北洋女師。因養母任北洋女師范學堂的舍監，唐筼隨之入學，成為班上年齡最小的學生之一。

她能詩會畫，能唱會跳，書畫水準據說曾得多位大家賞識。

經同事的介紹，陳寅恪與唐筼相約在中央公園裡見面。在公園裡等候的唐筼細心地發現，遠遠走過來的這個人走路的姿勢微跛。

在談話中，陳寅恪告訴她：自己的足部有多處雞眼、胼胝，這與早年留學時經常穿著不合腳的硬皮鞋有關。

她被他的學識和真誠打動了，兩個人相見恨晚。很快便舉行了婚禮，收獲了他口中的第四等愛情。

當時陳寅恪三十八歲，唐筼三十歲，即便放到當今時代，也足以稱得上是：剩男剩女了。

陳寅恪全家福

輾轉飄零中見真愛

唐筼婚前不識柴米，但作為一個書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學著下廚、養花、種菜、帶孩子，協調大家庭的人際關係。

唐筼在大女兒出生時，原先的心膜炎誘發為心髒病，幾乎撒手人世。

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陳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難民一樣開始了一段艱難歲月。

離京前，他將一批重要書籍裝進書箱，托友人寄往長沙。待他半個月後到了長沙，書籍尚未郵到，可戰火已經逼近，臨時大學再遷雲南，他只好攜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離開後，書籍郵到，卻在長沙大火中一本無存，給了他非常大的打擊。

他們拖著三個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四個月，由北平、天津、長沙、梧州，最後漂泊到香港。其間在濟南車站上車時，一家人是從車視窗爬進去的，其狼狽之狀慘不堪言。

在香港的歲月，陳寅恪還堅持在雲南西南聯大教書。唐筼在香港心髒病複發，幸得許地山援手才得以獲救。但因經濟窘迫，他們一家居無定所，四年內遷家六次。

1939年春天，英國牛津大學向陳寅恪伸出了橄欖枝，聘請他去做漢學教授。是年夏，陳寅恪來到香港和妻女會合，準備遷往英國。

不巧的是，逢二戰全面爆發，他也只能滯留在香港“孤島”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他們夫妻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後來，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元強付陳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堅決拒絕。

隨後只好帶全家倉促逃離香港，先後輾轉任教廣西大學、成都燕京大學。

哪裡料到，全家返回內地途中，兩木箱隨身攜帶的書籍又遭盜竊。據說這是兩箱更加珍貴的書籍，所以這一次打擊更大，等於多年心血徹底付諸東流，令陳先生精神幾達崩潰。

她是他的眼

戰爭環境中的顛沛流離，物質生活困頓，勞作辛苦，陳寅恪眼疾日益惡化。

此時，他的右眼已經視網膜剝落而失明，左眼也僅剩一點點微弱視力。成都電力供應不足，燈光昏暗，又時不時停電，陳寅恪備課與寫作都十分吃力，就連學生的考試分數，也只能讓大女兒流求幫忙謄到成績單的表格中。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目光朦朧之中，他竟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

每天上課，他都先在黑板上寫好要講的重點，然後坐到椅子上，閉著眼睛開始講課。他在課上也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停下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陳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麽都看不見了。

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發大女兒流求趕緊去通知學生今天上不了課了。

原來左眼視網膜也剝落了，在存仁醫院住院期間，學生們輪流在病房值班照顧，讓陳寅恪大為感動。他對前來探望的燕京大學代理校長梅貽寶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猶存。”

1945年，陳寅恪手術失敗，遭遇人生最大的打擊，雙目失明了。

1946年4月，重返清華園新林院53號，陳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麽能叫教書匠？”

學生早早來坐好，等助手黃萱敲鍾，穿好長衫，戴好帽子的陳寅恪就拄著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開始講課。

壯年目盲，陳寅恪頓時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拖著病體溫柔體貼地安撫丈夫身心的創痛，照顧飲食起居，打理家務，查閱資料，誦讀報紙，並承攬家中書信的回復。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為給體弱的陳寅恪增加營養，唐筼買來一隻懷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後，她學著擠奶。擠滿一碗羊奶，她已頭昏目眩。

漫天硝煙的流離亂世，他們數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會把家布置得溫馨安適，柏樹為籬，植兩株能結子的葡萄藤，籬下栽一畦瓜果，點兩行扁豆，搭一架簡易牽牛花架。

據其女兒的回憶，唐筼除了“照顧失明的父親生活起居外，還擔負起書記官的任務，隨時記錄父親要寫的書信、詩作等”。在香港時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兩人共同謄寫的，前半部分為唐筼謄寫，後半部分為陳寅恪所寫。

陳寅恪經常對女兒說：“我們家裡頭，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們的母親。”“媽媽是主心骨，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所以我們大家要好好保護媽媽。”

1951年在廣州嶺南大學時，陳寅恪的助手以身體欠佳為由不辭而別，為了不影響正常授課，唐筼擔當起助教的工作，找文獻，查資料，記筆錄，誦讀，直到1952年助手黃萱來到才暫時告一段落。

1953年，郭沫若以學界長官人的身份邀陳寅恪進京一同共事，陳寅恪拒絕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於是公開宣布要在不長的時間內在資料的佔有上超過陳寅恪。

陳寅恪可以“不問秦漢”地治史論學，但郭沫若卻不能不屑陳寅恪的存在，從而使被尊為“新史學”權威的郭沫若與被稱為“舊史學”權威的陳寅恪，形成了一種無形相對峙的態勢。

1962年，陳寅恪在家洗漱時不慎摔倒，導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隨後的保守治療導致其股骨再也無法長合，此後餘生只能長臥於床上。陳寅恪暮年曾對身邊的人說：“一個人沒有了眼睛等於沒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沒有了腿，等於連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中年瞽目，暮年臏足，命運帶給一個自負、自傲與清高的生命，是怎樣的一種凌辱！

在那段風雨漂搖、貧病交加的歲月，唐筼親歷親為，甘為丈夫遮風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軀抵擋密集的箭矢，為他爭得一片稍可喘息的太空，而自己的心髒病也日趨嚴重。

失明之後，陳寅恪仍堅苦卓絕，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萬字的《柳如是別傳》。有時為了第二天一個要修改的小地方，陳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記著，直到助手黃萱第二天清晨來叩門。

一個雙目失明的人在十餘年的瞽者生涯裡寫出近百萬字的著述，這在古今中外學術史上都是一個奇跡。

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他視妻子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請她題寫封面。不輕易讚許人的陳寅恪，也不禁為她寫下“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的詩句。

生死相依亦相隨

與失明相比，陳寅恪晚年的命運就更讓人揪心了。1966年，已經無法下床的陳寅恪，沒能逃過一場曠世的劫難。

“文革”開始，陳寅恪被扣上諸多高帽子：“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陳家居住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唐筼曾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吊了”的哀怨。

面對如此境況，這個雙目失明的癱瘓老人已經無法下地，不能動彈，只能被抬著出去批鬥。

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裡叩頭行禮。學生要鬥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鬥我就行了！千萬別鬥他！”劉節於是自願代寅恪受批鬥。紅衛兵問劉有什麽感想，劉答道：“能替恩師受批鬥，是我一生的光榮。”

不久陶鑄被批鬥，紅衛兵問他為什麽庇護寅恪，陶正色回答：“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準，我也那樣對待你們。”

唐筼伸出乾瘦的臂膀，守護著他，守護著風雨飄搖的家。他的各種“聲明”“抗議書”，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筆。

她深知丈夫的價值，不希望他垮下去，竭力攙扶著、鼓勵著他。

陳寅恪發牢騷：“人間從古傷離別，真信人間不自由。”

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興亡意，應解人間不自由。”

後來，他們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寂寞銷魂人”的陳寅恪，衰弱得只能進一點湯水類的流食。淒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而唐筼的心髒病日趨嚴重，幾近癱瘓，又屢屢被“革命小將”亂拳打倒在地。

陳寅恪本來就嚴重失眠，晚年更是疾病纏身，在長達兩年左右時間裡，平時就要靠安眠藥幫助入睡的陳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圍。造反派每當召開批鬥會，便將幾隻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陳宅的屋前屋後，有時甚至將小喇叭吊到陳寅恪的床前，說是“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陳寅恪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想見，他以煎熬著的殘病之軀挺立著，超越了生理的極限。

面對著愛妻，陳寅恪認為她可能將先於自己而去，故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卌（xī，四十）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了。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有淚不斷流淌。

陳寅恪死後，唐筼出奇地平靜，甚至沒流下一滴淚。

她沒有讓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隨他而去。她有嚴重的心髒病，大半生靠藥物維系生命，停藥十餘日，生命就可結束。

陳寅恪與唐筼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寄存銀河公墓，因“文革”問題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願接受寅恪先生的遺骨。

直到2003年才與夫人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畫家黃永玉鐫刻陳寅恪終生恪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從此，一代國學大師在去世24年後終於入土為安。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羨林那時還是專修德文的學生，也選修了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他回憶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北京大學代校長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胡適對他評價：“陳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狂人劉文典教授對陳寅恪推崇備至，說西南聯大只有兩個半教授，陳寅恪排第一。

梁啟超甚至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