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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陳寅恪隻字不提曾跟魯迅同窗且同住一舍

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當年魯迅赴日本留學,與陳寅恪及其哥哥陳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魯迅與陳衡恪同時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親自帶領下,乘日輪大貞丸由南京出發去日本,小小少年陳寅恪也同船隨行。

俞明震即是陳寅恪的大舅,他可是個新派人物,魯迅對他的印象不壞,在《朝花夕拾·瑣記》中對他有這樣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華盛頓是什麽東西呀?’”

魯迅與陳寅恪的交往從此開始,到日本後,他們又同在建校不久的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到1904年畢業,同學兩年。在弘文學院,魯迅與陳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處。魯迅一生罵人無數,主任、主編、校長、總長、將軍、元帥、總統,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長官或下屬,他一不開心張口就罵,卻沒有罵過路礦學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陳寅恪的舅舅,也沒有罵過陳寅恪。

當年陳寅恪名篇《王觀堂先生挽辭》,就發表在吳宓主持的《學衡》雜誌上。《學衡》還刊登過陳寅恪《與妹書》、《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考試題》。魯迅把吳宓罵得狗血淋頭,對陳寅恪的“古董”文章卻很難得地保持著沉默。不知道是因為與陳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還是學力不逮、不敢妄評,反正終生未見微詞,這在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幾乎是一個特例。

要說起陳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國難有望其項背的。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原任直隸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麗,陳寶箴充任大清國戰時軍需指揮官,以糧台轉運史的身份負責為前線準備軍械糧草,終日與榮祿、劉坤一、聶士成、袁世凱等面商或電文往來,做的是保家衛國、名垂千古的大事。陳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談到身世,說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撫“僅得小省”,在他眼裡,小省當個省長算不上什麽官。

就說親自護送魯迅、陳衡恪、陳寅恪去日本留學的俞明震,出生紹興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單說老俞家有個兒子叫俞大維,讀哈佛、讀柏林,與陳寅恪同學,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嫁給俞大維。寅恪與大維原本就是姑表兄弟,親上加親。俞大維後來做了台灣國民黨“國防部長”,自稱與陳寅恪“二代姻親、三世交情、七年同學”。俞大維的兒子叫俞揚,後來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陳寅恪最初從國外回國,任蔡鍔的秘書,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個月,但卻和魯迅來往頻繁。魯迅那時候剛剛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集,還有《炭畫》一冊,書名是陳寅恪兄長陳衡恪題寫。清明節後的那一天,他取了幾冊書來到蔡將軍府。陳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裡,魯迅和他打招呼時,他眼睛直愣愣地瞪著他,老半天沒有任何反應。魯迅將書放到他面前,陳寅恪才回過神來,摘下眼鏡擦拭了一番,然後找出茶杯,每一隻都積滿了茶垢。他叫門房給他們送來兩盞熱茶,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喝了茶,陳寅恪才緩和了些。

魯迅將幾本書往他面前推了推:“剛剛出版的幾冊書,閑來賢弟可以翻一翻。”陳寅恪將書拿起來,隨手翻了翻,然後說:“我記得當年在日本,你就不來上課,盡找外國小說看,翻譯的底子就是在那時候打下了。”魯迅說:“我心思不在學業上,但也並非不聽課,每個月都要到注冊的學校胡亂聽幾節課。我是官費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額。要看聽課記錄,方才可以按月從學監處領到33元錢。單純做學生,這錢綽綽有余,但我後來回國結了婚‘遊學’的。抽煙、喝酒、購書,這錢就不夠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與羽太信子談起了戀愛,錢更不夠用。”

陳寅恪三兄弟合影

陳寅恪說:“不過你會掙錢,給《浙江潮》寫稿子,給各種小刊物、同鄉會寫文章做校對,日子還是過得不錯。”魯迅說:“那跟你們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當然,你那時還小,我的成就就遠不如陳衡恪。”陳寅恪說:“陳衡恪是拚了命的,他生來就是讀書的命。”魯迅說:“你們兄弟均如此,讀起書不要命,過目不忘又天資聰穎。”陳寅恪說:“你一雙眼睛一直盯著文學這一塊。”魯迅說:“這是我和師曾(陳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隻眼緊緊地盯著學業,另一隻眼關注著繪畫、音樂、古詩,廣交日本藝術界朋友,完全遊離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與革命有一點點關係的是:陳衡恪與李叔同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習中國古詩、古畫、古樂。”

周作人後來在《知堂回憶錄》裡說魯迅:“退學後住東京的這幾年,差不多全是閑住,正式學校也不進,平常隻逛舊書店——可是這三年裡卻充分獲得了外國文學的知識,作好將來做文藝運動的準備了。”怪不得魯迅能如此全面地編輯出幾部《域外小說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創作,在俄、法、德、波蘭、匈牙利文學的大海裡自由翱翔,為日後回國扛起新文學大旗打下堅實的基礎。

陳寅恪從蔡鍔將軍府辭職後再度出國,離開北京時來到教育部向哥哥陳衡恪告別,順便也和魯迅打個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個飯店聚餐,陳衡恪為弟弟送行,魯迅和幾個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過三巡之後,魯迅與陳寅恪回憶當年發生在東京弘文學院的趣事。當時陳寅恪與魯迅床抵著床,兩人年齡最為接近,關係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國的同學來信詢問弘文學院的近況,魯迅和陳寅恪、陳衡恪等人聯名回信,把學院情況事無巨細地一一告訴了他們。

陳寅恪對魯迅說:“你那時候就看了很多書,我那時還小,並不太懂事。你其實對我的影響很大,那時候你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意見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驚——你那時就一直鼓勵我,受到你的鼓勵,我給家父寫了很多信,我記得有許多話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禍心,其實都是平常你跟我說的。”魯迅說:“你從小就與別人不一樣,看得出來,你將來的前途無可限量,我們大家都看得到的。”

陳寅恪再度出國後,與魯迅再沒有聯繫。但是魯迅日記中卻不時地提到他,而陳寅恪卻再沒有隻言片語談到魯迅。作為兩位大師級的人物,此種反常行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陳寅恪才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一代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然後“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

所以,晚年的陳寅恪對於與魯迅先生曾經是同窗的經歷從不提及,這也是陳寅恪孤高與自尊的證明。他默默地走著一條漫長無盡的學術之路,最終成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師,他的學問被傅斯年稱為“三百年來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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