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岪，是木心為陳丹青起的筆名。1982年，陳丹青、木心，先後赴美，在紐約地鐵相遇，此後亦師亦友近三十年。2011年木心去世，陳丹青開始書寫木心，八年過去，乃有此集。書中以極盡寫實的筆墨，慎重懇切的文字，從終點出發，追憶木心的文學旅程。《張岪與木心》，記述了文學的死亡，自身亦成為死亡的文學。今天的書架選登書中《自序》及《孤露與晚晴》兩篇，標題為編者所擬。
木心哎，“張岪”就是我呀
文 | 陳丹青
自序
木心好玩。與他初識那年，他曾說：“你名字蠻好，可惜都是橫豎筆畫，簽名不容易好看。”我一想，倒真是的。後來書信往還，他稱我“丹卿”，音同，增了筆畫，還送了綽號“佛耳”，有時用作信的抬頭。
改名字的雅興、學問，是否失傳，我不敢說，但木心精擅此道。我親見他為兩三位朋友改過名字，當著面，笑吟吟地，片刻就想出來，多半根據對方的原名，換個字，便即好看好聽—那改了的名字，此刻卻想不起來了。
他早年和中歲的寫作從不指望發表，卻喜歡玩筆名，仿佛等著有朝一日，名滿天下—幼年的“孫璞”、及長的“仰中”，被改為“牧心”而“木心”。當年就有人大作解釋，譬如“木鐸之心”雲雲，老頭子聽說了，斷然道：“哪有什麽意思，隻取筆畫簡單。”
這話，我信他一半，因他的修辭總是多義的，可解，可釋，但你捉不住他。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給上海一家音樂刊物偷偷寫點雜稿，為免人笑話，一度想用筆名，橫豎想不出，就找木心，我說，我母姓是“張”，名字你幫著想想。他略略沉吟，下次見，遞來一紙，上寫“張岪”二字，附有簡短的注釋。
我高興壞了，趕緊問這“岪”字什麽意思？承他有心記得，提醒道：你不是說喜歡山嗎，“岪”，指山路崎嶇。我存了那張紙，可惜找不到了，隻記得釋義中有“山路鬱岪”四個字，雅極了。在他極少的存書中有舊版《康熙字典》，時常翻，“岪”字是從那裡找來的嗎，我不知道。
然而我從未用過這個筆名，緣故，卻好不難說。或因字面太古雅，實在不配我這無學的知青，而又是木心特意給起的，好似寶貝，輕易不肯示人，年頭一久，竟找不到合宜的機會了。新世紀以來，署我本名的稿子愈發愈多，忽然地來個“張岪”，既突兀，亦嫌做作，所以每一念及，總令我作難……
尤令我作難的是，很早很早木心就要我日後寫寫他。他出道太遲，沒背景，沒人傾談，居然寄望於晚生——不僅我，還有別的幾位青年——那時我豈會寫文章呢，於是不斷推托，且我知道，從他許許多多不假掩飾的“私房話”中知道：他不會滿意任何寫他的文章。實在說，芸芸評家，又誰能對他平視而說透？
除非他遇到另一位木心。而木心的另一面，我太熟了，長話不能短說。近三十年，我親見他多麽渴望有人寫寫他。入新世紀，孫璞快八十歲了，總算有若乾京滬的學者開始認真評論他。他讀取每一篇，記得其中的詞語，背誦如儀，在遺稿中寫下他（她）們的名字，念茲在茲。他果真因此平息了一生的渴望嗎？那是他在人間聽到的可數的回聲。
但我仍然一路狠心，不曾寫他，直到他死了。
葬禮畢，回京翌日，沒有片刻的遲疑，我坐下寫他。不是我自信有了寫他的本領，而是眼看他死在那裡，從此陰陽兩隔。我忽然明白：要和這難弄的家夥不分離，只剩一條路，就是，持續寫他。
此後每近他的忌日，我便為當時發行的紀念專號寫篇回憶的稿子。其間學會引他的詩，那些詩，竟使我若乾段落變得稍微好起來。待老頭子先後有了紀念館、美術館，又得年年為了與他相關的展事，寫點文字，倏忽八年過去，便有了這本集子。
書名怎麽辦呢？“懷念木心”“我與木心”之類，都嫌濫，我又想起“張岪”。可是起名難，用名也難：外界有誰知道呢，“張岪”終於只能用作集子的題目，仍不算筆名。
他在遺稿中提起我，倒還是寫我本名——木心哎，你介意嗎，只有你知道，“張岪”就是我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寫於烏鎮
1948年，木心21歲，攝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孤露與晚晴
紀念木心逝世兩周年[1]
去年仲夏送走母親，回京翌日，就在書房圓桌擺上媽媽的遺像，設為小小靈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換了鮮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鹹菜辣椒炒毛豆——媽媽中風那夜有我炒的這份菜，母親照常飲酒，與我談笑——擺好了，我就在書房跪倒，對著自己的小圓桌伏身磕頭，前額觸地時，稍覺有點滑稽，但終於是鄭重做了這套規定動作，心想，以後自當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徵性沒有帶給我任何東西。”羅蘭·巴特在他懷念母親的《哀痛日記》中寫道。這是實話，亦且法國人不磕頭。
人追念逝者，隨時隨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傷節奏”，又是實話。但有誰知道自己的“節奏”麽？好幾回是起床後，走在廚房、過道、出門的路中，一念襲來，我會驟然哽咽、嘶哭，像個傻子。待狠命喘過，漸漸收淚，就去繼續做事。
人為死者哀哭，是自傷，也是親昵的幸福。有時我會蟄伏般地等著，不曉得是怕這襲擊，還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兩年了。那是另一種“節奏”。死者不同，悲傷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徵性”確乎不帶來“任何東西”——他死了，這個詞一遍遍自動閃過，輕微而頻繁，好似無法關滅的信號。但刺痛襲來也不因這個詞，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動而鮮明。反倒周年忌日，無所感。人在種種規定的日子總會自我提醒吧，那是“記得”的意思，不是哀傷。
年輕人居然記得：去年臨到十二月，海澱區一群大學生就要我去，說是為紀念先生逝世周年，預先申請了北大的某座禮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時《文學回憶錄》才剛弄好，正可是個話題。那夜來了好多學生，十之八九不見得知道木心，但大家聽到終場——又一年過去，今歲十二月初，上海的鄭陽，北京的劉道一，蘇州的晶晶，又來問忌日那天要不要辦活動。除了《溫故》將出版第二回紀念專號，今年不擬辦活動。晶晶，早在自行籌劃小小的聚會，有書簽，有小禮物，二十一日深夜來短信，說是到場六十多位各地的讀者，仲青、鄭陽，都去了，結束時，大家念了文學講席的最後一課。
我無法知道木心怎樣想象他的讀者，也不能知道讀者怎樣想象木心。五月晶晶來烏鎮，我領她進了先生的臥室，給她看擱在書架上的骨灰盒，還有紐約電影人拍攝先生的剪輯版——木心於是在自己的臥室緩緩說話，電視螢幕對著他的空床，我們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沒見過先生，幾分鐘後她退開，說是不忍看。
小代頭一回看，也隻片刻，起身走去客廳牆角，默默抽煙。他不哭。惟春末來過短信，說為別的什麽事下淚，念及木心，趁勢大哭一場，“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這孩子總算哭出來，說，他還是不能接受先生“變成了盒子裡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來。初起著手《文學回憶錄》，長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親在醫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慘苦，回家坐定，錄數百字，人即刻沉靜。此事前後八九個月，如今回望，隻一瞬，今年以來，則每月去一次烏鎮：晚晴小築，將要辟為木心故居紀念館了。
晚晴小築的幽靜，如今轉為淒清。一樓客廳陳設如昔，終日窗簾拉起，黃昏，臨院仍是群鳥歸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後，全樓漆黑，唯過道與吃飯間亮著燈，小代小楊仍住這裡看守。面南三進小庭院那株枇杷樹，枯死了：每片葉子並不掉落，有姿有態，就那麽枯死了。兩條狗，莎莎、瑪利亞，是洗衣婦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紀念館開工，東門常是開著，瑪利亞出走了，不再回轉。西牆外是昔年孔另境先生的孔家花園，種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許是根脈竄入晚晴小築，花園西牆根冒出十餘株小筍，未久，竟成數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發呆。晚晴小築落成後，南門迎對東柵景區街面，常年關閉，南院與北端的花園由白牆隔開，中有小門，進門穿過花園，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層宅邸。宅邸另有甬道通向東門，門外是公路，為避遊客，主客由此出入。二〇〇六年先生還鄉後，“木心美術館”尚未動議，我催他將這面南的三間空房設為展廳，余事由我和鎮方操辦，可是木心從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經年空置著。垂老後，先生諸事嫌煩，除了勉力畫畫寫寫，已放棄一切。固然，他活著時，安康最是要緊，現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於西柵的美術館動工了，紐約的設計者岡本與林兵來了怕有二三十回，親自督造——紀念館遲早總要弄出來，怎麽辦呢？
平疇遠風
良苗懷新
坐東臥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擬將懸在紀念館的幾幅匾額，先生幾年前就寫好了毛筆字。凡紙筆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題簽之類，平時就躲起來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還是不做，木心永在猶豫拖延中。新世紀頭幾年每次去紐約探親，去看他，水鬥堆滿隔頓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總是斷然道：“不要弄！我們講話。”之後瞅著話語的空當，他幽然自笑：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頓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見。靠小代步步跟著幫襯，一年來，南院三進總算辟為家族館、繪畫館、文學館，每館的展牆豎了起來，十餘個展櫃也做好了，分隔三進的兩處小庭院栽種了新竹、李樹、桃樹，還有蓬勃的鮮草，草壇邊緣，由本鎮花匠編了彎彎的護籬。各廳的匾額、木心的字畫，均已送去刻製配框，文稿和遺物好在現成，昭明書院有位木心的學生匡文兵，購得三百多冊民國版書籍，明年元月打掃乾淨，著手布置，我已看見這些物事放入展櫃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遺稿，單由我做，斷難下手的。有志於此的學者在哪裡？木心文學的常年研究者童明，遠在加州教書，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十二月中，《新周刊》為《文學回憶錄》頒發年度書獎，典禮假烏鎮舉行，我與主編劉瑞琳、編輯曹凌志、雷韻和羅丹妮，聯袂前往，花了三天工夫，清理遺稿。
到烏鎮那天，先領大家上樓看望先生，眾人站定，瞧著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後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禮。除了頒獎那夜，我們朝夕聚攏晚晴小築面北的畫室，各人手裡捂一杯熱茶，將先生五六十冊筆電、數千頁散稿，粗粗分類。小代，忠誠而細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亂放置的稿本，葬禮過後，是他與黃帆，那位鎮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攏全部遺稿，等我們來。現在，哪些是廢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須大費周章，逐一辨識；已發表與未發表者，則待今後一次次再來，細細審讀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類後的所有遺稿貼上標簽，登記在冊，放回保險箱，遺稿出版的工程，總算上路了。
我初次展讀木心的稿本，也在兩年前的同一日。其時先生被鎖在桐鄉醫院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點探視前，我們無事可做。靜靜翻閱著，忽然意識到未經先生的同意，另一尖銳的意識迅即跟進：沒有同意這回事，完全沒有了。
驚痛，鄭重，茫然，瞧著滿桌稿本，我又像是對著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幾十年來，我眼見先生開寫、修改、丟棄、重來，獄中所寫六十六頁手稿是他仔細折攏了，縫在棉褲裡，日後帶出囚室……兩年前，是的，就在這一天，我意識到木心遺棄了畢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書
你們從今入世
凶多吉少……
那天下午是我最後一次面見活著的木心，又過六天，他死了。現在，我從遺稿中發現了以上短句。
這些凌亂而標致的手稿，部分寫在各種稿紙上，大部分寫在紐約文具店出售的筆電上，封皮留著價目的貼片。木心講究衣物用具，卻不介意使用廉價的本子寫作——以繁體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筆矜矜，清雅優美，草字疾書的稿本則布滿塗改；他會在每行白話詩尾端核算字數，斟酌節奏。可惱的是，每首詩、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寫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頁面，實在難以判斷究竟哪篇是他所滿意的正稿。
年邁後，他的字跡緩緩變化：越新世紀，筆畫歪斜，氣息愈見虛弱；整個九十年代，落筆矯健，神完氣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謹嚴而端正，或縱筆行草，字詞與行距密不透風，任意寫滿紙頁的正反面；好幾個本子才寫三五頁，整冊空白著，大量本子則是全部寫滿，寫滿了，還在篇幅間橫豎添加——一九八三年我與先生密集交往，親見他恢復寫作後的頭一批原稿，此番搜尋，未發現：沒有《明天不散步了》，沒有《哥倫比亞的倒影》，也沒有《溫莎墓園》。
“又寫好一篇呀。”他在電話裡說。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來報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滬語即“厲害”的意思。
“像煞攤大餅，又是一隻！”
“寫得怎樣？”
“可以呀，還可以。”
會面地點通常三處：一是當年我們的“留學”之地，曼哈頓七大道57街“藝術學生聯盟”咖啡館；一是過學校北端的中央公園；若在冬季，木心便來我的寓所。現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連連看的是先生的手稿。頭幾回，他如孩子般腦袋湊過來，從第一行開始陪讀，點明若乾潦草的簡筆字，三言兩語解釋我所不識不懂的詞，便催我往下讀——看畫讀文，我是會叫喚的：“啊呀木心，這句好！”他的回應，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著我，忍著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來了呀！”……或是一怔，喃喃地說：“噫，你怎會曉得？你怎麽也懂？！”
這樣的概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過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手指點著稿面的某處：“看這裡呀，看見嗎？”於是自己念起來。什麽句子呢，年頭委實久了，不能記得。其時我三十出頭，木心五十八九。
有幾篇稿子經我無心撩撥，而他果真寫了——去林肯中心，我說，音樂會場的咳嗽，沒本事寫吧。散場了，他還記得，喃喃地說：“咳嗽倒是不好寫。”於是有《S. 巴哈的咳嗽曲》。新春，中央公園繁花盛開，木心緩步說出花草的名目。我說怪了，美國的花不香，你怎麽寫？！他作狀嗅花，忽而神色飛揚：“杭州桂花開出來，喔——呦！胡天野地，香得昏過去！”幾天后，寫成《九月初九》——寫成了，急急來見。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嘈雜說話，他看我兀自向壁默默讀，忽而滿臉竊笑走過來，低聲說：“你這樣子當真，我交關開心，交關開心哩！”說著，香煙遞過來——每次分手，我們常會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對了，就在傑克森高地，我到站，木心說，那麽再走走。長長的露天月台，腳下街面，車聲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風中各自點煙——其時紐約尚未全面禁煙，簡直天堂——那天正大談人在異國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邊，木心挫身停住，目灼灼看著我，雙手擎著紙煙和火機，一字一頓說：“人害怕寂寞，害怕到無恥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寫《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我記得。“……那麽尼采叔本華，你怎樣講法？”是在曼哈頓中央地鐵站，我與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個麽陰，一個麽陽，一個借借佛家，一個去尋希臘……兩隻狗交配，見過麽，弄好了，渾身一抖。”同時臉頰猛顫顫，學那狗模樣，“這就是生命意志呀！”
地鐵呼嘯進站了，人群沸然騷動，下車上車。“所以呢，只有交媾的一刹那，人抗爭死亡呀……”木心繼續講，一邊由我護著進車廂，夾在各色乘客的前胸後背間。
去夏，母親的墓碑未及安妥，定今春去紐約辦。出機場，我暗暗預備大傷心，不料進得家門，放下行李，百靜中，角角落落都是媽媽，我瞬間就被洶湧的親切團團擁抱了，簡直喜悅，不曾哭，夜裡蜷在母親的眠床上，即刻睡著。人下意識找尋死者，真可笑，唯一的認證，其實是亡者生前的居所。我於是明白何以每次去到晚晴小築，心裡並不格外難受，單是過道的蔭翳、樓板響動，便有先生在，何況二樓就是他的骨灰盒。
紐約的那位木心，早經渺然了。可是傑克森高地的同一月台、轉角、文具店、煙紙鋪……當年陪先生無數次來過。飯後漫步，走一陣，便是他撰寫文學講義的舊居，呆呆站一站。兩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覺，不再來——我竟從未夢見木心。他要是禮帽壓低了，變成鬼，隱在角落，忽地給我見一見，那才夠交情！如今舉目尋索，能與他對面而確鑿無疑者，只剩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讀者想象先生，是書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學家”，我所牽念的，就是，孫木心。再沒人與我說這種老式上海話了，此處寫來，只能是書面的國語：“……沒啦？那你想想看，再講幾句好不好？”讀了稿子，痛聊過，沉靜半晌，他會這樣地嬉皮笑臉，煙灰抖落，還來跟我討誇獎。
有誰對愈見老邁遲緩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煩？與木心相交的種種難為、積慮、不好辦，唯有我知情。這一路為他操心辦雜事，雖是情願，到底吃力的。那年扶他走進烏鎮住下來，如釋重負，從此他身邊有人照應了，我可以遠遠歇一歇：此後我很少很少去電話、去看他，實話說，我並不如外界所知，對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氣，木心，我母親，橫豎不肯麻煩人，也不願說破。平時他曉得我在北京亂忙著，只是不做聲，有次見面說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當下慚愧，不是如何是好。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話，撥過去，他難得如早先那樣嬉笑道：“那麽……有辰光你稍微來隻電話，講兩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隱忍著，終於要來托我。
如今說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說，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糊塗的晚輩，非要臨到這一刻，已是萬事罷休。頭一次見他，也是擠在地鐵上，陪他的朋友給我們彼此介紹過，他便那樣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現在瞧著比我少壯兩輪的小混蛋，逾是明白當年的孫木心——人的情誼，再久長，數年、數十年，總歸開初那段最是金不換。二十六年前，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我在新買的公寓燒了菜，給木心過生日，那天，他滿六十歲了：
如種之茁 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 曰鍾在晨
志言烈烈 道載暾暾
作而不述 憬而不酲
早幾天我就問，選什麽花呢？他說，鳶尾吧，我便買了六株。那天好太陽，先生進來，看見花，說是蠻好、蠻好——瞧見花，他總會定睛一看，默默驚異——隨即取出一本灰藍封面的硬裝筆電送給我，掀開首頁，便是這首四言詩——
亡麟絕筆 尼父此心
奠麟奮筆 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 後禮其人
得枝掛角 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 取顯汗青
幸甚至哉 歌以詠誠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國語一句一句念下來，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話解釋古字和用典。那些年，他正在恢復寫作的猖狂中，自稱“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湧，“如種之茁”。其時，我倆居定紐約五年了，何曾想今後會還鄉，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會有烏鎮的晚晴小築——詩作讀畢，便是以下這行字：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滿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木心來信的抬頭，每稱我“丹卿”，偶或也用“佛耳”，是他給我的綽號——那是我與先生頂開心的時光，老小無猜，“海外孤露”。兩年後，一九八九年，木心開講世界文學史，又二十三年，木心死，“予滿甲子”，《文學回憶錄》出版了。
此刻這本筆記簿就在電腦邊，沒辦法，寫到這裡，我只好掩面痛哭。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寫於北京
《張岪與木心》，理想國出品，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9年9月
—— 完 ——
[1]注 本文初刊於《〈溫故〉特輯：木心逝世兩周年紀念專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題圖：1946年，木心在杭州開辦他的第一次個人畫展。
陳丹青，1953年生於上海，1970年至1978年輾轉贛南與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其間自習繪畫。1978年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深造，1980年畢業留校，1982年定居紐約，自由職業畫家。2000年回國，現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組畫》，近十年作並置系列及書籍靜物系列。業餘寫作，出版文集有：《紐約瑣記》《多餘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續編》《荒廢集》《外國音樂在外國》《笑談大先生》《歸國十年》《草草集》《談話的泥沼》《無知的遊歷》《陌生的經驗》及新書《張岪與木心》。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