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東方主義改變了人類理解自身文化的方式

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納（Dolce&Gabbana）創始人Stefano Gabbana辱華事件及其後續連鎖反應承包了近兩日的輿論熱議。

選擇長著眯眯眼的中國模特拍攝宣傳片，將筷子稱為“小棍子形狀的餐具”，在北京古老、破敗、落後的場景中拍攝品牌宣傳照。這全部透露出西方世界對東方的獵奇式想象和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作為西方的他者，東方必然是落後荒蠻之地。

這無疑是美籍亞裔學者賽義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又一次披著時尚外衣的借屍還魂。

今天分享的，是清華大學中文系與歷史系教授汪暉在賽義德去世後，寫下的一篇紀念文章。在汪暉教授看來，賽義德所提出的東方主義“改變了人文學術的議題，以及人們觀察世界和理解自身文化的方式”。

而在當下，重新回顧“賽義德的遺產”，對經濟迅速崛起但文化依舊邊緣的東方國家來說，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賽義德的遺產

文/汪暉

9 月 24 日，太平洋的彼岸，愛德華 ? 賽義德因白血病不治身亡。 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等著作，與其他一些人物和作品一道，改變了人文學術的議題，以及人們觀察世界和理解自身文化的方式。

愛德華·沃第爾·賽義德（Edward Wad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4日），後殖民理論代表人物，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也是巴勒斯坦立國運動的活躍分子。薩義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個阿拉伯基督教家庭，家境富有。他童年大多數時間在埃及開羅度過，從小就接受西式教育。1953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之後多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也曾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

我至今仍然能夠清晰地記起由於他的著作的譯介而產生的熱烈討論和激烈爭議。賽義德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文學批評家，但他留給我們的並不僅僅是幾部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著作，而且是一種越來越難得的知識分子遺產。

這位長期生活在西方學院中的學者不懈地為巴勒斯坦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而鬥爭，但同時又懷疑和否定各種各樣的強權和迷狂——包括反抗運動內部的強權和迷狂。

有一次在電視節目中見到他與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主持人就中東暴力問題的對話和討論，他那種堅定的態度、敏銳的應答，總是將具體的事件（包括自殺性爆炸事件）放置在一種更為廣泛的暴力結構之中去討論和理解的方式，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如果沒有一種內心的承諾、現實的關懷和政治的智慧，任何人都無法在如此複雜的局面中保持清醒的判斷和批判的鋒芒。

賽義德的著作在學術界引領時尚，但他的生存狀態卻應該放置在十八、十九世紀的那個偉大的知識分子傳統之中才能理解。在二十一世紀的旗幟紛紜的競技場中，他的死亡讓我們終於重新看到了這個傳統的力量和它的敗亡。

北京大學的改革方案引發了許多學者的討論和關心，其中的中心議題是學術制度的建立。

在市場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和全球化的壓力支配著知識和教育的體制及其轉型之時，我不由得想到北京大學曾經代表的那個傳統——那個將深入的專業研究與持久的歷史關懷聯結起來的知識分子傳統。

也許，在現代的大學體制中，魯迅、賽義德和趙剛先生在這裡介紹的米爾斯，永遠只是一個異數，但我仍然難以想象 ：如果這個異數的傳統徹底消失了， 我們還有所謂的人文學術嗎？如果一個代表著現代批判傳統的人文學科徹底地轉化為與各種技術科學一樣的領域，我們還會有所謂的“大學”嗎？將深厚的學術傳統與知識分子傳統對立起來是荒謬的，十八世紀的那些啟蒙知識分子不正是各個領域的開路先鋒嗎？

C·賴特·米爾斯，美國社會學家。早年求學於威斯康星大學，廣涉社會與政治理論，兼修史學和人類學，25歲獲博士學位。50年代初以《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舉成名，並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他在知識社會學和美國社會階層研究領域都有傑出的成績，他與人合作編譯的《韋伯社會學文選》亦被認為是權威譯本。米爾斯1962年病逝於紐約，年僅46歲，死後被譽為“當代美國文明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

然而，這也許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的不幸之一 ：這一對立正在大學體制轉化和確立自身的過程中成為一個“事實”，以致那些從各種體制中尋求獨立的知識分子只能被賽義德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在《知識分子論》中，賽義德曾經將米爾斯描述為具有熱切的社會遠見及傑出的溝通能力，能以直截了當、扣人心弦的散文傳達自己的觀念的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

他說 ：“米爾斯的主要論點是大眾與個人的對立。大組織的勢力（從政府到集團）以及相對的弱勢（不只是個人，而且包括了從屬階級，弱勢者，少數民族和國家，地位較低或勢力較弱的文化和種族 ），二者之間天生就有落差。

在我的心目中，知識分子無疑屬弱者、無人代表者的一邊。有人會說就像羅賓漢一樣。然而，知識分子的角色並不那麽簡單，因此不能以太浪漫的理想主義就輕易打發掉。根據我的定義，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 ：他或她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做法。”

因此，此時此刻知識分子的職責是：“挖掘遺忘的事情，連接起被切斷的事件，舉述原來可以用來避免戰爭及隨之而來的殘殺的另類做法。”

在所謂的大眾社會裡，米爾斯所描述的對立提供了知識分子職責的前提，用賽義德的話說，這就是 ：“時時維持著警覺狀態， 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這需要穩健的現實主義、鬥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複雜的奮鬥，在一己的問題和公共領域中發表、發言的要求二者之間保持平衡——就是這個使得它成為一種恆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

然而，它給人的激發和鼓勵，以及內涵的複雜和豐富，卻如曠野中鳴響的秋風一樣，向溫室中的人們提醒著更為冷酷的、也更為真實的存在。這大概也就是他或她在大眾社會中不受歡迎的原因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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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簡介

汪暉無疑是當代中國學者中備受矚目也備受爭議的人物之一，這與他直面當代思想文化問題的研究姿態密切相關。本書即是系統展示作者這種研究姿態的代表性作品集結。

本書收入五個部分的作品：一、人物回憶；二、重要著作的序言；三、對當代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的研究；四、《讀書》編輯手記；五、世界歷史問題探討。所選篇目皆是作者在這一體裁裡的代表作品，並且可讀性和傳播性較強，既呈現出作者的思想脈絡，也使讀者比較容易地追隨作者的視野進入對當代思想文化問題的探尋。

作者的研究起點和重要思想資源是魯迅，讀完全書，會對其問題意識、思考方式和深度，甚至行文風格，均有很深的魯迅的烙印這一點印象深刻。不管是紀念人物、追溯往事，還是分析歷史、批判現實，作者都深懷情感，目光如炬，解剖的刀刃犀利深刻。從對自己導師的懷念，到對魯迅的理解，到分析甚至直接介入社會運動，到執掌《讀書》雜誌十年推出的問題討論，再到最後敘述猶太人在歐洲和亞洲的遷徙故事，作者在本書中展開縱橫兩個方向的視野，而貫穿始終的，是對於二十世紀中國和世界的變遷的分析，是對於社會和歷史複雜交錯的動因的思考，是一個知識分子重新認識當代世界的使命感，是提出一種新的歷史觀的努力。

作者簡介

汪暉，清華大學教授，當代中國著名學者，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和當代思想文化。 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死火重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去政治化的政治》《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別求新聲》《聲之善惡》等。2013年獲意大利帕西奧利獎。

本文轉自：活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