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一夫：當城市不再必然走向增長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專欄作家 付一夫　　

　　收縮型城市還有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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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迷都知道利物浦，但利物浦不止有足球隊。

　　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利物浦這座位於英格蘭西北部默西河畔的小鎮，早在18世紀的奴隸貿易中，就扮演了轉運站港口的角色，後來，大量的愛爾蘭人、猶太人、中國人移民於此，工業革命的深入更使其經濟實力大大提升。到了1931年，利物浦已成長為一座擁有85.6萬人口、享譽國際的大型港口城市。

　　可後來的歲月裡，受航道淤泥阻塞、遠洋輪船的興起與“集裝箱革命”衝擊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利物浦的外貿規模不斷縮減，碼頭工人總數由1920年的20000餘人降低至1980年的4000人，而總部設在利物浦的丘納德輪船等大型企業，更是索性將總部遷至倫敦等其他發達城市。至此，利物浦這座城市的光芒，漸漸暗淡下來。

　　這是一個“城市收縮”的經典案例。

　　自18世紀中葉以來，科技的不斷發展與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大大突破了人類的自然生理極限與地域上的空間界限，將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空間集聚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穩步推進，帶來了全球範圍內經濟和人口的普遍性增長。

　　也許是習慣了這一局面，人們常常將城市的發展建立在“長期增長”甚至“無限增長”的假設基礎之上，追求城市各項經濟指標的提升，似乎也成為了理所當然的事情，就連制定城市發展規劃時，常常也是“為了增長而規劃”。

　　然而，縱觀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增長並不是城市的唯一歸宿。在世界城市文明經歷了上百年的持續發展後，“異樣”的現象發生了——伴隨著一部分城市或地區經濟實力的日漸壯大，另有一批城市或地區正通往相反的方向。

　　大量證據表明，世界上很多地區都在經歷著人口流失與經濟下行，除了本文開篇提到的利物浦外，俄羅斯、哈薩克、加拿大、比利時、芬蘭等國的土地上都發生過類似的劇情，即便是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不例外，著名的“鏽帶”、魯爾區與北海道便是最好的證明。

　　至於我國，前不久因房子白菜價而爆紅網絡的東北小城鶴崗，可以算是一個縮影。事實上，2000~2010年，我國650多個行政城市中，有180個城市的人口在不斷減少，而房價暴跌這樣的事件也不鮮見。

　　於是，人們開始正視並關注城市收縮的事實，而“收縮型城市”的概念，更是首次出現在我國官方文件中。日前，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明確提出，“收縮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

　　讀懂收縮型城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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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關於“收縮型城市”的討論，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彼時的德國，正在經歷嚴重的人口減少，而巨大的負面影響隨之出現——市政預算的減少，以及包括公共排汙、公路運輸、住房、教育和健康醫療系統在內的基礎設施大面積閑置，引起了德國各界的高度關注。

　　在此背景下，德國學界於1988年提出了“收縮型城市”的概念，用以表徵人口的大量流失與因此導致的城市局部地區空心化現象。而後，隨著各個國家收縮型城市數量的不斷增加，表現出來的特徵與影響也不再局限於人口層面與經濟層面，而是涵蓋了人口、經濟、社會、環境乃至文化等多個維度。

　　倘若將時間軸拉長，可以發現，早在千百年前，受戰爭、災難和疾病的衝擊，古文明城市羅馬、特洛伊以及瑪雅文明曾經璀璨一時的地區，均經歷了城市的收縮；而進入20世紀以來，在全球化過程中，伴隨著人口的遷移與經濟中心在地理區位上的轉移，在誕生一大批發達城市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城市在區域等級體系中的地位下降，進而引發人口流失和發展活力的減弱。

　　不同的收縮型城市，表現出來的經濟社會特徵也有所區別，或許我們可以從歐洲、北美和亞洲的一些代表性城市身上，窺探收縮型城市的真實模樣（參見表1）：

　　在我國，學界一般把人口持續淨流出作為收縮型城市的主要判定標準。通過詳細的梳理可以發現，我國近30個代表性收縮型城市中的絕大多數都位於東北三省，而這些城市人口的外流也時常與經濟增速的放緩相伴相生（參見表2）。

　　綜合比較，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的收縮型城市，大多都具備以下三種屬性中的一種或幾種：

　　（1）老工業城市，即城市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於傳統重工業與低端製造業，因無法適應新時代產業轉型升級的要求而掉隊，如美國底特律、德國萊比錫，以及國內的鞍山、本溪等。

　　（2）資源型城市，即因煤炭、石油、森林等資源的枯竭而引發的城市相關產業衰退，如法國洛林、加拿大諸城，以及國內的鶴崗、大慶、阜新等。

　　（3）偏遠型城市，即地理位置距離中心城市較遠，沒有港口、交通閉塞，有些地方甚至氣候相對惡劣，由此導致當地人口外流與經濟不振，如日本北海道地區，以及國內的雞西、鶴崗、廣元、通遼等地。

　　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具備以上三種屬性的城市，有極大可能會走上收縮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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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由擴張走向收縮，其背後的影響機制錯綜複雜。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外因和內因兩個維度進行剖析。

　　外因方面，核心要素只有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提速。

　　經濟全球化重構了國際社會的空間秩序，對經濟活動的地理分配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不僅使那些相對閉塞、距離世界市場較遠的國家被排除在世界經濟版圖之外，還會加劇發達經濟體對自然資源的攫取，由此導致相應地區城市的收縮。

　　此外，經濟全球化催生出一大批大型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在投資過程中，往往傾向於將城市等級和規模作為首要考慮因素。於是，大型中心城市總是優先受到跨國巨頭們的青睞，反觀那些中小城市，往往避免不了被不斷提速的全球化列車甩在身後、且越拉越遠的命運。

　　於我國而言，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資本和勞動力向一二線城市與東部沿海地區集聚，由此導致發達城市的支配性地位日漸突出，中西部省份與東北地區卻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弱化，一些城市甚至有被邊緣化的苗頭。久而久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伴隨而生的是部分城市的收縮跡象。

　　內因方面，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增長極的“虹吸效應”。

　　增長極的概念，最早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在1950年首次提出。在他看來，不同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只是一種理想，現實常常是從一個或幾個“增長中心”，逐漸向其他部門或地區傳導，因此理應選擇特定的地理空間作為增長極，以帶動周邊經濟發展。在實踐中，扮演“增長極”角色的通常都是經濟發達的大都市，而這些大都市也著實發揮了自身的異塵餘生作用，有效拉動著周邊的成長。

　　然而，除了這種“溢出效應”之外，增長極還對周邊城市存在一種“虹吸效應”，即大量優質資源與公共服務的集聚，將會不可避免地促進周邊城市的勞動力、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向核心城市轉移，這就等於變相剝奪了那些中小城市與農村地區的發展機會，在拉大發展差距的同時，也會將部分城市引向收縮的道路上。比如距離北京不遠的高碑店，2008年至2017年，人口總數從59.8萬減少至54萬左右。

　　其二，去工業化導致產業萎縮。

　　工業化，是絕大多數國家都經歷過的一個發展過程。得益於工業化的推進，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製造業和比重顯著提升，經濟結構也得以優化。然而，根據經濟學中經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工業不會長期處於某一經濟體的主導地位，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服務業將會取代工業成為新的主導。去工業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具體而言，一方面，隨著土地成本、工資成本與生產成本的不斷攀升，以及當地生活和環境質量的下降，迫使一些工業城市的政府部門有意識地引導製造工廠向外遷移，企業家則會把生產製造過程中的勞動密集部分轉移到國外工資成本相對低廉的地區，而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各種優惠政策又加劇了這種趨勢。

　　另一方面，在產業升級的大環境下，由於工業長期的發展慣性，讓不少城市現有的產業結構難以適應發展趨勢，再加上轉型升級的遲滯與高企的成本，不得不面臨產業衰退與人口外流的雙重危機。

　　其三，資源枯竭引發城市收縮。

　　對於那些資源型城市來說，豐富的礦產雖是得天獨厚的優勢，但也可能是經濟發展的“詛咒”而不是“祝福”，這便是著名的“資源詛咒”效應。之前爆紅於網絡的鶴崗，便是深陷“資源詛咒”的典型。

　　究其原因，資源型城市通常更傾向於優先發展資源產業，而因資源開發利用帶來的增長效果也是立竿見影。不過，資源開採的過度繁榮，往往會使人們忽視對非資源型產業的培育與支持，同時也會將其他行業的生產要素吸引進來，由此造成現代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空心化。一旦資源產量下降或是瀕臨枯竭，其他行業發展跟不上，便會拖累當地經濟。

　　此外，資源產業的繁榮容易讓人們忽視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同時可能引來尋租行為與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而這些非但不利於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會加劇人口的流失。

　　其四，人口老齡化降低發展活力。

　　對於一個城市的經濟發展來說，良好的人口結構可謂是最大的紅利。然而，現實卻是許多城市的人口生育率在不斷走低，而居民壽命卻在持續延長，其結果必然是人口老齡化態勢日益嚴重。與此同時，當地有能力工作的人越來越少，經濟活力難免不斷下滑，從消費結構到商業活動，再到政府稅收，都會受到不小的衝擊，最終引發城市的收縮。比如不少日本的收縮型城市，都伴有較為嚴重的老齡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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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或許有人會問：收縮型城市還有未來嗎？

　　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人們大概已先入為主地默認了“收縮型城市”與“衰退型城市”是同一回事，實則不然。

　　在我看來，雖然走向衰退的城市都屬於收縮型城市，但收縮型城市卻並不必然走向衰退換言之，城市衰退只是城市收縮的諸多結果之一，二者本不該劃等號。

　　舉個例子，城市的人口外流與經濟衰退高度相關，卻不具備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人口減少的城市，不僅可以依靠生產效率的提升來維持經濟的增長，還能緩解和改善原來擁擠的城市環境，提高當地居民生活質量……而這些，完全不像是城市衰退的表現。

　　從這個角度講，收縮型城市憑什麽沒有未來呢？

　　必須提醒的是，雖然絕大多數人依然對“增長”有著無盡的癡迷，但客觀現實告訴我們，城市收縮已經發生，宛如自然規律一樣不可抗拒。為此，我們不妨坦然面對，調整思路。

　　畢竟，隨著後工業化社會的逼近、民眾生活水準的提升與價值觀念的變化，城市“宜居”屬性的地位正在逐漸超越單純的經濟增長，成為城市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此時，城市作為“增長機器”的角色趨於減弱，“以人為本”的角色愈發被重視，而城市發展的目標也應該隨之調整，從追求增長轉變為經營好“存量”，著力塑造一個更為宜居、更有活力的家園。

　　在人口減少難以扭轉、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等問題的困擾下，城市的收縮並非僅僅是衰退的前兆，它也有可能被作為一種主動的應對策略，通過精簡城市規模、拆除空置建築、增強人口質量、尋求產業聚焦等手段來打造緊湊的空間環境，同時提高城市的發展效率與可持續性，進而避免城市走向衰退。

　　此外，避免收縮型城市走向衰退的思路還有很多，比如充分依托當地的生態環境、自然景觀與人文品牌，塑造別具一格的特色小城；還可以推動收縮型城市的新舊動能轉換，培育新興產業的同時，提升科技創新水準，力求將城市引入發展的“第二春”。

　　這不也正是發改委所說的，“收縮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題中應有之意嗎？

　　當城市不再必然走向增長，退一步也可海闊天空。就好似河灘上鵝卵石遍布，大大小小，錯落有致，水石相依，沙石一體，也不失為一道亮麗別致的景色。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