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篇題為《張獻忠誕辰四百一十周年暨張獻忠塑像揭幕慶典儀式報導》的文章，引起了許多人的訝異。該文刊登於自媒體公眾號“獻忠故裡”。據文章的說法，這次活動的主辦者是一個叫做“張獻忠研究會”的組織，主旨是“紀念張獻忠這位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並為其樹立雕像。許多人吐槽說：
四川人快來發表下感想。
有沒有考慮過四川人民的感受？
川人有必要站出來表達下自己的意見。
……
這種吐槽，主要針對的，是張獻忠身上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標簽：屠蜀。
關於“張獻忠屠蜀”，曾有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說法。一種盛行於清代，許多人說他“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盡，以至“千里如煙，空如大漠”。另一種盛行於數十年前，稱屠蜀之說不可信，張獻忠所部殺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於他們的反動武裝”。此外，鑒於清軍入關後，有許多殺戮百姓的劣跡，民間也有很多人認為，屠蜀的主力其實是清軍，張獻忠做了“背鍋俠”。
上述說法，均與史實存在一定的偏差。
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際曾大幅減少，引發“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是一件確鑿無疑的事情。這種結果，是由四川數十年戰亂所造成，張獻忠及其大西政權，則是這戰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崇禎年間，張獻忠數次入川；張獻忠敗亡後，大西軍殘部、南明軍、清軍及其他農民軍間，仍在四川境內不斷相互征伐。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才在征伐中勝出，大致平定四川。但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吳三桂佔據，再度成為拉鋸的戰場。
也就是說，明軍（包括南明軍）也好，清軍也罷，包括張獻忠軍、吳三桂軍，都參與了屠蜀。
明軍方面。比如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軍趙榮貴部被張獻忠所敗，退往茂州。茂州百姓沒有開城，趙榮貴遂在攻入後屠城。再如南明總兵王命臣，他佔領順慶後，要求每家交銀子，買“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絕，就“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再如南明曹勳部，在雅州搜刮民間存糧，百姓只好吃草根、樹皮，致使“僵屍滿路”。
清軍方面。比如豪格等人統帥的部隊，在順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時，驅趕數千百姓北上，到了綿州後又將其全部殺死。清軍在簡州乏糧，於是抓捕百姓，“有糧即放，無糧燒死”。豪格還曾下令，對於不肯歸順的抗清者一律誅戮，在潼川，清軍殺了“不計其數”的降而複叛的川兵。
吳三桂軍方面。比如吳的部將譚宏，他同清軍作戰失利後撤，拆掉浮橋劫掠保寧，致使“男女溺死無數”。譚宏還在轄區內殘暴勒索百姓，致使當地人紛紛逃亡，十室九空。戰事平息後，四川已殘破不堪，安嶽、遂寧等縣“絕人跡，少煙火者二十餘年”。
與戰亂相隨而至的，還有旱災、水災與瘟疫。崇禎十年（1637年），劍州因洪災“兩岸軍民漂沒者千余家”；順治二年（1645年），重慶因瘟疫“駢死連村”；順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餓死者日無記數”；順治五年（1648年），鹽亭“人多餓死”，內江爆發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數百裡沒有人煙。
與上述“屠蜀”暴行相比，曾在四川建立政權的張獻忠，對川人的壓榨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具體說來，有如下幾點：
（1）以嚴刑峻法造就恐怖氣氛。大西政權律法嚴苛，實行連坐，一家犯罪株連九家。犯罪者輕的被割耳割鼻、砍手斷足，重的斬首凌遲。甚至還效法過朱元璋，復活了“剝皮填草”這種酷刑。
（2）高度依賴特務統治。大西政權嚴格限制百姓的行動自由，並監視轄下民眾的言論。成都各門嚴查百姓出入，出城人必須呈報姓名、事由以及歸期，逾期不歸，出城人的家眷及鄰居會被處死。大西政權還派出密探，裝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內暗查，若發現有人私下詆毀張獻忠，就用炭在其家大門塗上記號，方便軍隊抓捕訊問。大西政權末期，因無法對郊野民眾實施有效的控制，張獻忠擔心他們會倒戈幫助敵軍，一度頒布了“除城盡剿”命令，針對郊外百姓，“不論男女老幼，逢人則殺”（城中百姓容易控制，故可歸入良民）。
（3）高度依賴暴力“打糧”。大西政權禁止民間持有金銀，私藏超過一兩，誅殺全家，達到十兩，就要剝皮。雖然建立了政權，但張獻忠並沒有執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稅的制度，而高度依賴靠沒收財產和“打糧”，來籌集軍餉和滿足政府支出。富戶被搶光後，“打糧”對象就成了普通百姓。
（4）控制、屠殺讀書人。張獻忠對開科取士非常感興趣，每攻佔一地，即舉行科考，強迫當地讀書人參加，張甚至親自出題閱卷。不過，對被錄取的知識分子，張並不信任，他錄取他們，只是為了用虛職將他們控制起來，防止他們回到地方上聚眾“作亂”（讀書人多數出自地方上較為富足有力量的家族）。因為目的在此，所以張獻忠的開科取士，錄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權末期，自覺局勢失控的張獻忠，曾假借科考名義，在大悲寺一次性屠殺了數千名士子。
上述暴政，激起蜀人的劇烈反抗。內有反抗，外有清軍，大西政權最終無法在四川立足。自成都撤離時，張獻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軍中傳教士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先是成都人被騙至城外：
“無罪百姓齊遭慘殺，息靜無聲。真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
然後，張獻忠又下令將皇宮和成都城焚毀：
“（張）下令將皇宮焚毀。在城外見隆煙騰起，火光燭地，大為狂喜。複令全城四面縱火，一時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樓台亭閣，一片通紅，有似火海。大明歷代各王所居之宮殿，以及民間之房屋財產均遭焚如。轉瞬間，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實屬可惜”。
成都遂成一片廢墟。撤離前，張還帶走了搜刮到的巨量財物，部隊沿岷江南下行至彭山江口河段，遭遇明將楊展襲擊，船只被焚，大量財物沉於江底。2017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江口沉銀”，出水了大量的金錠銀錠與金飾銀飾，證實了這批財物的切實存在。其中那些金耳環、發簪、金戒指、手鐲等，明顯直接掠奪自民間。
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史學界對張獻忠的“屠蜀”之事漸有較為嚴謹客觀的研究。1980年3月舉行的“張獻忠在四川”學術研討會，重點討論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這個問題。有學者在會上指出，“被張獻忠所殺的人當中，不一定都是反動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無辜的，實屬錯殺”（田培棟《對張獻忠“屠蜀”應重新予以評價》）。也有學者強調，“記載張獻忠‘戮民’過多的史料不下百種，憑空一概否定，全然抹殺，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李三謀《明末大西軍在四川“屠戮生民”之問題》）。還有學者提出，一方面不能說張獻忠“見人就殺，把四川人殺光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殺人時“也往往殺了他的全部家口，打擊面很大，殺的人相當多”（胡若曦《“張獻忠屠蜀”考辨》）。
進入2000年之後，對張獻忠的研究開始進入到精神分析層面。有學者通過梳理史料還原“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認為張獻忠的性格上有一種“暴戾成性，反覆無常，目光短淺，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和見識”的弊病（耿法《張獻忠的一樁公案——從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說起》）。還有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認為張使用“騎木驢”之類殘忍的刑罰殺害女性，可能是因為他精神上存在異常，“表現出比較嚴重的知覺障礙，出現憤怒、憂傷、驚恐、逃避及攻擊的情緒和行為反應”（張位東《張獻忠屠蜀原因新論》）。
張獻忠“屠蜀”究竟殺了多少人，如今已是一個無法考據得出確切結論的問題。按四川學者任乃強的意見，“當時蜀人絕滅之原因，蓋死於饑饉者什七八，殺於獻忠者什一二而已”。任是一位對張獻忠總體上持肯定立場的學者，反對“張獻忠屠蜀”之說。所以，他的這個看法，可以視為學術界對“張獻忠屠蜀”數據的一種較為保守的估計。當時全川約有300萬人。如此，直接死於張獻忠之手者，較低限度也有30-60萬人。同時還要看到，對四川的饑饉，張獻忠也要負相當程度的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學術界研究的深入，初中歷史教科書也已選擇將張獻忠的相關內容移除。使用至2016年的人教版初中歷史教科書七年級下冊中，隻講述了李自成的相關內容，沒有再提張獻忠。
最新啟用的統編本初中歷史教科書七年級下冊，以相當大的篇幅敘述了李自成起義與明朝滅亡的關係，也沒有在正文中提及張獻忠。
注釋：
胡昭曦：《張獻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頁，第55~59頁。
王綱：《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減少的原因》，見於《張獻忠在四川》，四川省新華書店1981年。
李文治：《晚明民變：底層暴動與明朝的崩潰》，中國電影出版社2014年，第107~110頁。
耿法：《張獻忠的一樁公案——從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說起》，《書屋》2006年第9期。
（法）古洛東：《聖教入川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39~40頁。
馮廣宏：《民心向背問張營——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六》，《文史雜誌》2010年第5期。
馮廣宏：《張獻忠屠蜀人數疑案》，《文史雜誌》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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