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今年27歲的艾米·謝利（Amy Shearing）和凱莉·謝利（Ketty Shearing）是一對再正常不過的美國雙胞胎姐妹，過著簡單快樂的美國青年生活。他們的父親唐·謝利（Don Shearing）今年57歲，長相酷似中年發福後的好萊塢巨星馬特·達蒙；而他們的母親——瑪麗·謝利（Mary Shearing），今年已是79歲高齡。
26年前，53歲的瑪麗毅然決定借他人卵子孕育後代，成為世界首例通過捐贈卵子生育後代的參與者，也因此成為了當時世界上年齡最高的雙胞胎產婦。基於此，瑪麗稱得上是人類生殖輔助技術的先驅。這在當時是個震驚全球的大新聞。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是一門新生技術門類，對現有社會道德倫理和文化所提出的挑戰實屬意料之中。瑪麗在回憶過去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感慨：如果當時聽取了反對者的意見沒有要孩子，今天也不會有如此幸福圓滿的家庭。
現如今，雖然隻過去了20多年，但人類在生殖輔助的道路上已經取得了極為巨大的進步，社會對這門技術的排斥度也早已不似往日。但話說回來，生殖輔助技術畢竟非常年輕，其快速的發展也會遭到來自各方面的質疑。本文所討論的凍卵技術，亦是如此。
文/KK
五年前，彭博商業周刊曾經有一期用了布裡吉特·亞當斯（Brigitte Adams）的照片做封面，標題為《凍卵，解放你的職業生涯》（Later, Baby: Will Freezing Your Eggs Free Your Career?），一時間引起轟動。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4-17/new-egg-freezing-technology-eases-womens-career-family-angst)
金發碧眼的亞當斯彼時剛從美國瓦薩學院畢業，單身，從事科技媒體工作，意大利語流利非常，前途可謂光明。
雜誌報導了她在當年30多歲時選擇進行凍卵的事。接受採訪時，亞當斯自稱有著“美妙的自由感”，她的計劃是先工作幾年，再找個喜歡的人結婚，然後生許多孩子。正如文章中所說，她“渴求得到一切”。
凍卵（Oocyte cryopreservation），全稱冷凍卵子技術，在醫療範疇裡屬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下一個項目。通過凍卵技術，女性可以在最適合生育的年齡裡凍結自己的健康卵子，再等到想生育的歲數將卵子解凍，通過體外受精形成早期胚胎植入身體，以達成“到未來生孩子”的目的。
女性選擇凍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種。出於職業發展考慮、醫療原因（比如癌症治療可能對卵巢有毒並導致過早絕經）而選擇凍卵的女性不在少數。
基於此，蘋果和臉書公司在2014年的時候就紛紛公布了自己新的員工福利政策，其中均包含針對女性雇員的凍卵補助。一部分人認為這種公司福利是在幫助員工獲得更高的生育自主權，是件好事。但另一部分人更願意將其解讀為：公司讓你凍卵，是不想讓你因生育而影響黃金年齡段的工作。
除了醫療原因和職業考慮，根據一篇2013年發表在《生育與不育》（Fertility and Sterility）期刊中的調查，88%的適孕女性之所以選擇凍卵，原因都是沒有找到合適的穩定伴侶（或是他們的伴侶聲稱自己沒有做好成為父親的準備）。
（www.ncbi.nlm.nih.gov/pubmed/23953326）
圖源：《生育與不育》
畢竟大多數女性想要的可能不僅僅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家庭。
亞當斯亦是如此。2017年初，在亞當斯即將迎來她45歲生日的時候，依舊沒有找到自己的Mr.Right，但這並沒有阻撓亞當斯追求幸福家庭生活的腳步——她決定以單親媽媽的角色組建家庭，於是興奮地解凍了幾年前冷凍的11個卵子，並從精子庫精心挑選了精子供體。
在她看來，挑選精子捐贈者的過程非常有趣，就像在婚戀網站上找尋伴侶一樣。
然而生活總是會以你始料未及的劇情展開。亞當斯的11顆卵子中，2顆在解凍過程中未能存活，3顆受精失敗，另外5顆卵子在成功受精後卻發育成了異常胚胎。
最後一顆被寄以厚望的卵子雖然成功發育成了胚胎，並被植入了亞當斯的子宮，卻也在幾天之後宣告失敗。
據亞當斯自己形容，當時得知這一消息之後亞當斯尖叫得像一隻野獸，把所有手能夠著的東西都胡亂扔了一通。
“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我很傷心，很生氣，很慚愧。”
“為什麽是我？我做錯了什麽？”
亞當斯的懷胎失敗，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早期凍卵技術較低的成功率。在發展初期，凍卵技術所用的冷凍方法被稱為慢速冷凍法。我們都知道，當水被慢慢冷凍的時候會產生冰晶，卵子細胞中所含有的水分亦是如此。而這種冰晶很容易破壞細胞結構，這使得早期的凍卵技術成功率一直很低。
2012年的時候，胚胎科學家研究出一種更為可靠的冷凍技術，稱為玻璃化凍卵。這種技術先將卵子做脫水處理，並在極短時間內對卵子進行凍結，從而避免了冰晶的形成，凍卵技術的成功率因此而大大提高。
也是在2012年，由於玻璃化冷凍技術的出現，美國生殖醫學會正式取消了凍卵技術作為“實驗性技術”的標簽。但同時，在美國生殖醫學會公布的同一份聲明中他們還提醒到：“目前並沒有足夠的數據表明凍卵技術是規避健康女性生殖老化的最佳選擇。為推遲生育而推廣這項技術可能會給女性帶來虛假的希望。”
對於關注者而言，玻璃化冷凍技術的出現是一個福音。但即便失敗的概率再低，當悲劇降臨在某一個人身上的時候，那就是100%的生活。亞當斯的遭遇雖是個例，但絕非唯一。
這是每個準備接受凍卵手術的人必須事先考慮和接受的客觀事實。
那麽在如今，凍卵技術孕育胚胎的成功率又有多高呢？
目前所能找到最新的數據依舊來自《生育與不育》期刊，其中一篇在2017年9月發表的報告。
報告通過搭建數據模型得出計算結果：35歲以下的女性（冷凍15個成熟卵子），活產率（Live Birth Rate，指能至少成功分娩一個健康嬰兒的概率）達到80％；而35至37歲的女性如果需要達到同樣的活產率，則需要冷凍20個成熟卵子。
至於38至40歲的女性，在冷凍30個成熟卵子的前提下，其活產也降至了75％；40至42歲的女性同樣冷凍30個成熟卵子，活產性則降為50％。
（www.fertstert.org/article/S0015-0282(17)31086-5/fulltext）
如果我們將這一系列數據與2013年人類生殖中心的一項研究做比對，我們可以發現短短4年時間裡，凍卵技術的活產率得到了顯著的提高——在2013年的那項研究中，研究人員以380個美國診所11148個冷凍卵子為樣本，最後得到的平均活產率只有47%。
（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425734）
然而數據終歸只是數據，更何況凍卵技術太過年輕，且每一個數據來源動輒需要等待四五年乃至更久，在更多的先行者加入到實驗中來之前，它的有效性始終會是個未知數。因此，醫療界對於凍卵活產率的數據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爭議，其參考價值不言自明。
從上面的數據我們還能發現，凍卵活產率與女性凍結卵子時所處的年齡階段有著直接影響。這也是為什麽受捐卵子的活產率往往會比用自身卵子進行凍結的活產率要高的原因——卵子捐贈者往往更為年輕且健康，這意味著更高的卵子質量。
這對女性來說的確是不公平的。女性在35歲前後就會走到“生育崖”，產卵數量、卵子質量、懷孕幾率都會急劇下降。在40歲的時候，女性在任何一個月裡都還有5%的機會懷孕，而到45歲時，則只有1%。
（www.cdc.gov/reproductivehealth/infertility/pdf/drh_nap_final_508.pdf）
反觀男性，除了在精子數量補充能力上強於女性（最盛時期每秒可以補充1500個精子），記錄顯示有些男性在90多歲的時候仍能生育。儘管年齡也會影響精子質量，但是影響大幅低於女性。
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文明中，男性都被隔絕在生育過程之外。人類的生育過程幾乎全程把控在女性手裡（除了播種過程需要雙方共同完成），這無疑給女性造成了巨大的負擔。
在所有哺乳動物裡，人類的分娩幾乎是最為困難的。一方面人類直立行走使得骨盆變小，另一方面人類的頭顱進化得很大，這些都會給人類分娩增加難度。
而在現代醫學誕生之前，分娩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15世紀的佛羅倫薩，女性還是少女時就結婚了，並且往往有5到10個孩子，這取決於她分娩時能不能保住性命。所以女性一旦發現自己懷孕了，就要開始寫遺囑了。
現代醫學雖然提高了女性分娩的安全性，但女性的生殖焦慮並沒因此有多大的緩解。更何況，這種焦慮不僅僅來自對分娩安全性的焦慮，分娩過程中女性所遭受的痛苦更可謂災難。甚至在清教徒觀念裡，分娩時的痛苦被認為是上帝對夏娃以及其後所有女性的懲罰。
上世紀初，美國還曾興起過一股“半麻醉式無痛分娩”（twilight sleep）熱潮。這是一種從德國弗萊堡傳來的時新技術。在分娩之前，醫師會給孕婦服用一系列的藥物，以使孕婦進入昏迷狀態，然後才進行分娩作業。其好處在於：術後在病房中醒來的受試者，對痛苦的分娩過程會毫無印象。
這種奇異的效果歸功於那一系列藥物中的一種成分——東莨菪鹼（scopolamine）。東莨菪鹼如今常被稱為“僵屍粉”或“魔鬼的呼吸”，服用者將會言聽計從，卻不記得期間發生的任何事情。通過這個東西，孕婦雖然不能免於分娩的劇痛，但至少術後不會留下關於分娩的痛苦記憶。
這裡我們又能看到現代醫療技術對人類的造福。一直到19世紀上半葉之前，人們對於孕婦分娩居高不下的死亡率都是疑惑不解卻默默接受，其死亡原因並不僅僅是分娩過程造成的意外，更多反而來自分娩後兩個月內的“產褥熱”。這是一種由鏈球菌感染導致的分娩相關疾病，更早些時候由於沒有醫生或助產士的介入，產褥熱的發生率其實一直很低，處於0.1%—0.5%的水準。
而隨著後期醫療系統和產房體系的建立，交叉感染的可能被大大提高。光是德國的維爾茨堡醫院，1664年一年接生的102例中就有27人死於產褥熱，產褥熱造成的產婦死亡率高達26.5%。而1784年擴建的維也納醫院，當時算是世界一流的綜合性醫院，有著1600個床位，其產褥熱發病率也在10%左右，高的時候可以高達30%。
1843 年的美國醫生奧利弗·溫德爾·福爾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同時也是19世紀美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是第一個建議孕產醫生在幫助孕婦分娩之前先洗手的醫生。但由於缺乏對致病菌的了解，當時醫學界及社會普遍認為“醫生都是紳士，紳士的手都是乾淨的”，福爾摩斯也因自己的理論而遭到抵製乃至謾罵。
一直到1879年，巴斯德的細菌理論得到驗證，人們才發現當年福爾摩斯所提出觀點的正確性，產褥熱才得以被控制回較低水準。現代醫學拯救了不計其數的生命，人類壽命也因此得以延長。而現如今無痛分娩等技術的普及，也大大降低了女性的生育焦慮。
然而，古今女性對於分娩強烈的原生性恐懼溶解在世代流傳的血液中，直至今天也依舊明確。
但在另一方面，從零孕育一個全新的生命對人類而言又是如此具有神性的一件莊嚴之事。與印刻在全人類種族中的恐懼一樣，新生命誕生的喜悅與感動也印刻其中——“仿佛自己有限的生命得以延續”。
在大多數基於宗族聯結而形成的文明中，這種延續生命的價值觀極為顯著。它在大部分時間裡會被認作是來自先祖對後輩的某種賜福，但有時候卻又像是自啟自用的詛咒。
生育後代原本只是生物單純的繁衍本能，現如今卻因社會締結的複雜性而不複以往的純粹，生孩子之前我們有太多需要考慮的事情了。需要辭職嗎？部門同意嗎？家庭條件允許嗎？生下來誰帶？學區房有著落了嗎？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就生孩子這件事開始變得非常焦慮而謹慎。因此在積攢社會財富的黃金生育年齡裡，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將此事暫擱一旁。
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表示：連對象都沒有，生孩子的事想都不敢想。但實際上他們心裡跟明鏡似的——家裡催的那麽緊，一旦找到了對象結了婚，就會開始催著要孩子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早期社會的生育焦慮更多是“器質性”的，根源主要在於不敢生；現代社會的生育焦慮則更多是“精神性”的，大多數暫時沒有生育打算的適育青年並不是不敢生，而是不想生。
在這種社會語境下，凍卵技術無疑是個避風塘——如果你在當下沒有想好是否孩子，又怕歲數大了之後要不了孩子，那你是否願意給自己的未來提供一個新的選擇？
凍卵首先要取出卵子。但在此之前，選擇凍卵的女性還需要做一系列繁複的身體檢查。通過血液檢查和盆腔超聲檢查，醫療機構才能確定卵母細胞的潛在產量。
接下來還要進行促排卵，也就是通過藥物促進人體內卵泡的生長，這一過程則會延續數日。早期促排卵過程中，女性有較大概率發生卵巢刺激綜合症，但目前美國有著較為成熟的微刺激促排卵技術，以降低綜合症的發生概率，減少對身體的損傷。
然後才是卵泡取卵的過程。這一過程一般只需半小時即可完成，且由於手術將在全麻過程中進行，無痛無刺激。
取卵過程圖示。圖源：Copenhagen Fertility Center
術後，醫療機構將會挑選出足夠成熟的健康卵子進行冷凍保存。等到若乾年後想生孩子了，再拿出這些卵子進行解凍和人工授精，長成胚胎之後再轉移到女性的子宮裡，完成“到未來生孩子”的整個過程。
2015年，國內某著名女藝人公開了自己兩年前到美國進行凍卵的經歷，並稱其為“世界上唯一的後悔藥”。而在從取卵到受孕的整一系列的過程中，每個環節都有可能淘汰一部分的卵子，最後成功懷孕生下孩子的概率在每一環節之後都會降低，由此形成一個金字塔狀層層遞減的成功概率模型。
這就意味著年紀越大的女性，可能在取卵階段就需要取更多卵子以增加成功率。但無論如何，後悔藥也有失效的時候，文章開頭所介紹的亞當斯的故事，便是如此。
但是亞當斯的故事並沒有就此完結。在經歷了漫長的心態調整期之後，46歲的亞當斯重振精神，開始嘗試用捐贈卵子和供體精子重新受孕。
相比於有如瀏覽婚戀網站一般有趣的精子捐獻者選擇過程，亞當斯表示選擇卵子捐獻者的過程則是“難以忍受”的。
“我會忍不住想，（卵子來源）本該是我自己。”
去年五月份，亞當斯的閨女順利來到了這個世界上。
誠然，目前凍卵技術的成功率並沒有到達一個足以讓人依靠後半生的高度，但好在凍卵技術並非生育替代品——它只是無礙當下的機會。即便做了凍卵手術，你也可以在今後的日子裡通過祖傳的自然手段選擇生育。
近幾年隨著凍卵技術的成熟普及，一方面其成功率有了顯著的提高，另一方面成本的下降也顯而易見。
對於考慮凍卵的女性來說，這無疑是又另一個令人欣喜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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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它們都將一一出現在這個欄目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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