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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邊緣感讓你敏銳,卻也令你偏執

1975 年,米沃什在詩歌《魔山》中寫下“即使熟睡時我們也參與了世界的變化”。多年以後,當許知遠重新提及米沃什和他的作品,產生了更多對當下時代的反思和懷疑。邊緣讓你敏銳、富有判斷力,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摧毀這種敏感與判斷力,陷入喃喃自語的偏執。

“在正對著海灣的頂層公寓,一邊喝酒、聽著 BBC3 ,一邊看著太陽逐漸發紅、下沉。” 我們困惑,因為對於思想的渴求永無止境。

伯克利的魔山

許知遠

卜弼德去世了,陳世驤也離去了。一個是俄國革命的難民,一個避開了紅色中國。在漫長的時間裡,他們在加州伯克利教授中國古典語言與文學,同樣博學、冷僻。

在寫於 1975 年的詩作《魔山》中,米沃什緬懷他們,這緬懷既模糊又清晰。他記不清他們的死亡時間:卜弼德該是“兩年或者三年前”,而“陳也一樣,是去年或者前年”,卻清晰地記住了他們共同分享的邊緣感。

米沃什沒讀過他們的著作。他們也讀不懂前者的波蘭語詩歌,把他們聯在一起的是流亡的命運,“誰會在乎他們呢。這裡陽光普照。”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美籍波蘭詩人、散文家、文學史家

在電報街上的莎士比亞書店,我看到了這本米沃什英譯詩選,偶然翻到這一頁。我對詩句一知半解,更搞不清 Boodberg (卜弼德)與 Chen (陳世驤)是誰,卻被一種奇怪的氛圍吸引,它與我心中的伯克利大為不同。

就像哈維爾是劍橋遊學生活的支點,我將米沃什視作在伯克利生活一年的向導。哈維爾與劍橋並無關聯,但在克萊爾堂那經常過分清冷、無聊的晚間,哈維爾像風一樣給我帶來人生第二次熱忱,鼓舞起我對現實的介入。米沃什呢,他應該會教給我怎樣應對流亡的疏離與始終吧。

這當然不是我的初衷。伯克利最初吸引我的是它所代表的六十年代美國精神,一種藐視權威、一切皆有可能的青春精神——不修邊幅的學生們高呼著,要讓龐大的資本主義機器停下來。這也是對自己沉悶的青春經驗的逆反, 1990 年代的北京,迅速卷入消費主義與科技浪潮,那種改造社會、發現自我的熱忱已然退隱。

是的, 2013 年的伯克利,那個鬧哄哄年代的遺跡還在。街頭上那些紮頭巾、渾身掛滿裝飾的流浪漢仍讓你想起嬉皮精神;在杜蘭旅館房間牆上《畢業生》的劇照上,本傑明正看著羅賓遜夫人的絲襪長腿,一臉困惑;圖書館旁的言論自由運動咖啡館擠滿了或讀書或閑談的年輕面孔,它是為了紀念 1964 年的運動而建……

▲電影《畢業生》劇照

但這反抗精神已成為一種博物館式的存在。新時代精神綻放在了 Palo Alto ,發明手機應用程式,動輒億萬美元的交易,是讓今天的年輕人一頭扎進去的資本遊戲,對抗它才是笑話。

失望的不僅是時代氛圍,也有我的邊緣感。劍橋的學院尚能提供某種多元的社交生活,在晚餐上,韓國法學家、愛爾蘭戲劇研究者與美國史教授相聚一堂,你要入鄉隨俗,與對面的、左邊與右邊的客人輪番談話。一些人彼此熟悉,陌生者不斷湧入,一個智力太空由此形成。

在伯克利,我的辦公室是在一棟容納東亞系所有小樓中的一間,中國中心與日本、韓國的院系相鄰。我分到了一個水杯和共用的印表機。據說,張愛玲也曾是這個中心的研究員,正是那位 Chen (陳世驤)邀請她前來,以解她客居美國的一時困窘。又據說她每次都貼著牆走進辦公室,更不願理睬同行。我對逼仄太空分外不安,把水杯遺忘在印表機旁,就再未走入這個地方。

我有兩位要好朋友,一位是鍾愛日本與台灣流行音樂的牙買加後裔,另一位則會用希臘語朗誦荷馬並手工製做家具,他們都教授中國文學與歷史。但劍橋的學院氛圍無法再現,大部分傍晚,我在正對著海灣的頂層公寓,一邊喝酒、聽著 BBC3 ,一邊看著太陽逐漸發紅、下沉, Bay Bridge 上的燈光亮起來,據說那是中國人修建的新橋。

米沃什在我的視野中鮮明起來。自 1960 年起,他定居於此,講述波蘭文學史、詩歌翻譯,固執地隻用波蘭語寫作。他不喜歡伯克利,也不喜歡那股鬧哄哄的六十年代精神。他覺得加州野蠻——那些巨大的杉樹是一種自然的野蠻,嬉皮士們則是文化上的野蠻,他們都缺乏一種他追求的歷史意識。

我最初閱讀米沃什,不是因為詩歌,而是他的一部政治心理分析作品——《被禁錮的頭腦》。在我看來,再沒有一本書比它更典雅、深刻,直接了當地描述了 20 世紀知識分子與極權的複雜關係。米沃什必對此深感不屑,他一直試圖擺脫這本書的陰影。作為一名叛逃的波蘭外交官,他很容易成為意識形態之爭的象徵,從一名內涵複雜的詩人被塑造成了一名冷戰戰士。他一定很難想象,他敏銳、清晰的道德語言,對於一個成長在陷入道德相對主義社會的青年,會產生怎樣的震撼。

[波蘭]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烏蘭 易麗君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

在伯克利,他在流亡中的掙扎與驕傲,更讓我產生共鳴。他在自己的花園裡、在心中、在語言上,重構豐富了他的家鄉 Vilno ,讓這記憶滋養自身,抵禦無根之感。他與卜弼德與陳世驤,都是 20 世紀之子,僥幸生活於意識形態衝突的夾縫,飽受流亡之苦澀。他們逃離了舊的壓迫地,卻在一個嶄新的世界無所依靠,他們所擅長且令他們著迷的東西毫不重要也無人分享,他們只有建立起更堅固的內在秩序,才能面對這無止境的虛空。

語言與學識成了唯一的庇護所,他們鍛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魔山”。“在句子中找到我的家,它精簡,像是錘煉的金屬。不是為了迷醉何人。不是為贏取身後持久的名聲。一種對秩序、節奏與形式莫名的需求,用以對抗混亂與虛空”,在詩集的封底,米沃什寫道。

這深深打動了我。這與我個人的轉變相關,似乎比起之前的任何時刻,我都更渴望建立內在的秩序。多年來,我沉湎於捕捉時代精神、批評社會,在最初的語言快感過後,陷入失語。重複令人厭倦,更重要的是,你發現自己無法創造出獨特的理解。這正是我初學寫作時埋下的弊端,因為缺乏嚴格持續的精神訓練,我必須把精神附著在一個更大的力量上——時代、歷史、傑出人物,這都是對個人追問的回避。

我不滿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自己進入不了那座“魔山”。那個魔山由天才的智識與精神的艱苦訓練構成,兩者我都不具備。

▲多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合影,左起第一位即為米沃什

米沃什也已離去,他回到故鄉,並帶著榮耀下葬。但他身經的歷史力量,仍未退去。我對流亡產生了興趣,斷斷續續地拜訪了一些流放者,他們或是自我放逐,或是出於不可抗拒的時代變遷。這些見面化作了深深的焦慮,他們在歷史時刻的選擇、他們日後的堅持,都令人讚歎與敬仰,最終成為徹底的歷史邊緣人,又令人感傷與恐懼。我意識到,我對於邊緣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迷戀,邊緣常讓你敏銳、富有判斷力,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摧毀這種敏感與判斷力,反而陷入喃喃自語的偏執。

我從伯克利逃回北京,投入了喧鬧,儘管憤懣、焦躁時常伴隨,但我的確逃離了那種孤立感。“魔山”離我越來越遠,我甚至忘記了它的存在。在一次夢中,我遇到了米沃什,他來訪中國,我在一次宴會上恰好坐在他身旁。我們都坐在高腳凳上,椅子腿陷入流沙中。我感到左右晃動,隨時會跌落入流沙。他鎮定異常,帶著“小地方人的謹慎”,耐心地聽著我的慌亂囈語。我說,我喜歡你的散文,特意去半山中尋找你的老宅,我在搖搖擺擺中喋喋不休,生怕問題沒有問完,就被流沙吞沒……

然後,我驚醒了。

編輯|盆子

圖片來自網絡

▼▼文學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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