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中國城市格局中，除去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外，還有諸多新勢力在崛起。
根據第一財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日前發布的《2019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有15座新一線城市位列榜單前十五名，分別為：成都、杭州、重慶、武漢、西安、蘇州、天津、南京、長沙、鄭州、東莞、青島、沈陽、寧波和昆明。
其實，在城市發展歷史上，也有過十大城市的格局變遷。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十大城市的版圖上，尚處於北方城市佔據半壁江山的時代。彼時的十大城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南京、武漢、重慶、西安、沈陽、哈爾濱（或青島）。
時間更迭，綜合上述城市研究，第一財經記者從多個維度分析後發現，目前中國新的十大城市，包含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一線城市，以及天津、武漢、重慶、成都、南京、杭州這六個新一線城市。
由此可見，十大城市名單隨著經濟發展而有所變化。這些年來，北方有個別成員被踢出列，南方有新的成員加入，演變成如今南方城市數量遠超北方的格局。在變與不變之間，除了明顯的經濟實力變化，城市的行政等級、人口規模、三產佔比、異塵餘生能力、公共資源這些關鍵因素，對城市發展至關重要。
十大城市的變遷
中國十大城市的雛形，最早要從計劃經濟時代說起。改革開放前，從綜合實力角度看，當時的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南京、武漢、重慶、西安、沈陽、哈爾濱（或青島），東北、華北等地的大城市實力強勁。
衡量一座城市的大小，需要綜合考量多個因素。經濟實力是重要的基礎，GDP總量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不過光這個指標還不夠，還需要考量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教育資源、交通等多個方面，也就是綜合實力。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通過長途電話的“多級匯接製”，從通信管控的“區號位數”，確立了中國的十大區域中心城市，即：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南京、成都、西安、重慶和沈陽。
由於區域定位，這十座城市彼時也是高等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最為雄厚的地方。不過，除了這十個城市，哈爾濱和青島這兩個北方城市的實力也很強，儘管不是大區中心城市，但它們當時的綜合實力，也足以比肩十大中心城市。
歷史車軸向前轉，改革開放的到來，成為了南北經濟格局變化的分水嶺。這之後，南方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南方城市的城區規模、城市發展水準已經明顯超過了北方。
東南沿海省份如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地，得益於外向型經濟和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一大批城市如深圳、蘇州、杭州、寧波、無錫、廈門等崛起，成為當前我國城市經濟的重要力量。相應的，西安、沈陽、哈爾濱等北方城市，不僅退出了十大城市行列，而且實力排名不斷下滑，中西部的武漢、成都等這些傳統大城市的位次也在下滑。
現階段的十大城市，從地理分布看，南方佔據了8個，北方2個；從區域上看，長江經濟帶集中了6個，上中下遊都有分布，珠江流域2個，由此可見大江大河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
從行政級別來看，這10個城市包括了四大直轄市，6個副省級城市。行政級別越高，也就意味著整合資源的能力越強。
不過，現在的十大城市中仍有8個是傳統的大區中心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基礎最好。這也說明，新的大城市格局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布局。
這也就比較合理地解釋了，為何改革開放以來東南沿海的城市發展迅速，但目前能夠進入十大城市之列的卻只有深圳和杭州。因為從綜合實力來看，武漢、成都等城市雖然經濟總量位次下滑，但由於底子厚實，綜合實力仍不容小覷。
在改革開放的前30年，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貿明星城市發展快速，不過現在到了改革開放第四個十年，這些外向型城市的經濟增速逐漸放緩，相比之下，省會城市的優勢逐漸凸顯。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在沿海城市產業轉型、結構調整而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成都和武漢逆勢而上加快發展，經濟總量重返前十，穩居第8、9位。
廣東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分析，進入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像成都、武漢、重慶這些高教資源豐富的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城市，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之下，正發揮出原有的優勢，逐漸回歸到原有的位置。
也就是說，武漢和成都等城市作為大區中心城市，在GDP排行榜上的表現，是回到了原來應有的位置。相比之下，深圳和杭州的崛起，代表了南方沿海城市在改革開放後的崛起。
以杭州為例，在改革開放之初，杭州的中心城區人口規模不到百萬，改革開放後，杭州作為民營經濟大省的省會迅速崛起，在近年來信息經濟的帶動下，這座“1.5線”城市已逐漸邁向一線城市行列。在多個代表一線城市競爭力的指標領域，杭州已經與一線城市並駕齊驅。
城區人口規模等因素很重要
就經濟實力來講，城市的GDP總量是一個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例如，2018年GDP前十的城市中，位居第七位的蘇州，無論是經濟總量、財政收入還是上市公司數量都無可爭議，但若將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教育等因素囊括進來，蘇州就還不夠資格進入新十大城市的行列。
其中，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是衡量一座城市集聚和異塵餘生周邊地區能力的重要參考。從市域總人口來看，新十大城市中，除了杭州和南京外，其他城市總人口都超過了千萬；從中心城區人口規模來看，十座城市都超過了600萬人大關，也是我國中心城區人口規模最大的10個城市。
這其中，四大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的中心城區人口規模都超過了1000萬人，是我國目前的四個超大城市。武漢、重慶和天津城區人口規模都超過了800萬人，是超大城市的備份軍。
三產佔比也是衡量一座城市中心性的重要指標。從三產佔比來看，新十大城市中，除了重慶、武漢和成都，其他7座城市的三產佔比均超過了55%，其中北京超過80%，廣州、上海、杭州和南京都超過了60%。
大城市往往對外來人才有較大的吸引力、對周邊地區有較強的異塵餘生能力，比如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吸引的是全國的人才，具有異塵餘生全國的能力；武漢則異塵餘生整個華中地區，成都和重慶是西部的經濟中心。
此外，大城市的中心性還體現在交通、教育、醫療等基礎性公共資源方面。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大城市的樞紐性作用和門戶型功能尤為明顯。新十大城市中，有8個城市的航空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國前十。新十大城市的城市軌道交通也是最完善的，除了杭州，其他城市的軌交裡程都位居全國前十。
當然，在基礎性公共資源方面，深圳和杭州存在明顯短板。深圳作為一座新興城市，教育、醫療的薄弱是其最大短板，所以現在深圳也在大力吸引名校設立深圳校區。
杭州的短板也很明顯。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認為，雖然這幾年杭州在新經濟形態上呈現出很多亮點，但很多基礎性的資源和設施方面，質量、數量仍然不夠，本身的城市規模比較小，中心城區的資源集聚力度仍有不足。近年來，杭州正在慢慢改善補足這些短板。例如在軌交方面，杭州提出到2022年將形成總長度達516公里的軌道交通，實現十城區全覆蓋，相當於是現在裡程的四倍左右。
十城之外另有備份軍崛起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認為，從經濟發展階段看，一開始龍頭城市不會太多，就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但未來可能有8個、10個乃至十幾個。武漢等國家中心城市都會發展成為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人的超大城市，這相當於在一線城市之外，有更多的超大城市來引領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新十大城市之後，還有6座城市具備了挑戰、衝刺十大城市格局的實力。這裡面，又以西安、鄭州和蘇州最具競爭力和潛力。
其中，西安是國家中心城市、西北大區的中心城市和大西北地區、關中平原城市群的龍頭，同時也是我國高教實力前五強的城市，集中了西安交大等一大批名校，這是西安最大的潛力所在。
在改革開放後，深處西北內陸的西安曾經落寞過一段時間，但近幾年，西安奮起直追，成為網紅城市，高教實力在逐漸發揮出來。當然西安的短板也十分明顯，西安經濟總量和中心城區人口規模都不大，高教實力如何轉化為經濟實力尚待努力。
鄭州也是國家中心城市，是中原城市群的龍頭。作為戶籍人口第一大省的省會，河南的城鎮化率還比較低，但這恰恰也是鄭州最大的潛力所在。以目前的態勢看，未來鄭州城市規模趕超武漢、南京等城市可能性不小。不過鄭州的短板同樣十分明顯，鄭州乃至整個河南高教基礎十分薄弱，導致其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發展十分滯後，也影響了對周邊地區的異塵餘生能力。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2018年，鄭州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為1329家，僅是武漢的37.6%，也遠不如長沙和合肥,在“中部四虎”中墊底。此外，在民營經濟、上市公司數量等方面，鄭州也與武漢、長沙有較大差距。這也是鄭州亟待補足的短板。
蘇州作為我國經濟總量最大的地級市，其GDP總量高居全國第七，地方財政收入、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均名列前茅。但蘇州的短板在於作為普通地級市，蘇州與直轄市、省會城市相比，高教、交通等基礎性資源的短板十分突出。比如在交通方面，蘇州尚缺乏一個樞紐型機場。此外，雖然蘇州的經濟總量大，但其中大部分來自轄下的縣級市，再加上中心城區人口規模不夠大，僅三百多萬人左右，異塵餘生周邊地區能力相對不足。
除了這三個城市之外，沈陽作為東北大區的中心城市，也十分有希望進入到國家中心城市行列。但沈陽最大的不足在於經濟總量較小，營商環境亟待改善，新興產業發展相對滯後，經濟活力有待增強。
不過，不管是新十大城市還是四大備份軍，有更多的中心城市、龍頭城市帶動，將有利於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升級。
彭澎認為，未來，武漢、成都等新一線城市將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點，它們的發展空間甚至大過一線城市。這些城市發展起來後，一方面可有效減輕一線城市的壓力，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區域龍頭帶動作用，帶動更多中小城市、區域經濟的發展，有利於縮小區域差距，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更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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