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來，強二線城市人才戰略愈演愈烈，各城市使出渾身解數，線上落戶、購房租房優惠、就業創業方面給予補貼等措施層出不窮，以吸引更多人口到該城市安居置業，擴充城市人口規模。就各市發布數據情況來看，似乎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例如成都、西安2017年常住人口增長均達到了20萬人以上，但還是有一些城市人口增長存在隱憂，如重慶戶籍人口出現負增長，而南京、成都等城市的戶籍人口增長主要是因為常住人口落戶腳步加快，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並沒有實質性增強。為此，本文將以杭州、西安、重慶、鄭州、成都、天津、武漢、南京八個強二線城市為例，深入探究強二線城市的人口競爭格局。
就分析結果來看，樣本城市人口增長潛力可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為杭州、西安、武漢，人口增長潛力更強，這三個城市的共性是產業結構較為合理、經濟首位度均處於較高水準，使得城市異塵餘生帶動能力較強；第二梯隊是南京和鄭州，人口吸附能力處於中等水準，兩城突出的特點就是交通通達性較強，但也都有一些無法忽視的問題，南京的劣勢在於產業創新性不足，城市活力不夠，加之置業難度較大，使得人口滯漲，而鄭州的劣勢在於經濟基礎薄弱、起步晚，相信假以時日，人口吸附力會有快速上升；第三梯隊是重慶、成都、天津，人口增長面臨一定挑戰，重慶的劣勢在於經濟發展不均衡，成都的短板在於交通通達性較弱，而天津受北京、雄安新區的分流作用影響，中心性和異塵餘生能力大大被削減。
一、各城市競相頒布人才新政，致力擴充人口規模
自2017年以來，強二線城市相繼頒布了多次人才引進戰略，在落戶、住房、就業等多方面給予人才便利或幫扶，以吸引更多人口到該城市安居置業，擴充城市人口規模。從八個強二線城市來看，城市人才發展目標差異顯著，政策頒布的側重點各也不同。
1、普遍本科即可落戶，鄭州、重慶專科即可
為了達到人口目標，杭州、武漢等城市率先頒布了相關落戶政策，並且隨著城市規劃不斷調整，比如南京先後調整了三次戶籍政策來滿足城市需求。從整體上看，這八個城市當前的人才落戶門檻高低大致可分為三個等級：
落戶最寬鬆的城市：鄭州、重慶，這兩個城市基本專科即可落戶。相對其他城市，鄭州頒布政策相對較晚，並且城市實力相較東部城市而言差距較大，若想完成近期人口目標，勢必需放低門檻。從執行效果來看，落戶門檻降低收效十分明顯，鄭州在2018年常住人口成功已突破千萬。而重慶除主城區外，其余區域對人口的吸納作用明顯較弱，整體上還處於人口流出狀態，當前落戶門檻也自然相對較低。
落戶門檻最高的城市：杭州，碩士研究生及以上才可享受直接落戶待遇。相對其他城市，杭州的人才政策施行較早，特別是杭州自2015年來就推行“人才新政27條”，新興的互聯網產業及較大的補貼，吸引了較多外地畢業生到杭就業，而目前隨著人口數量逐漸達標，對人才的引進也偏向於以“質”為主，落戶條件也有所提升。
表：八個“強二線”城市人才落戶最新政策
數據來源：CRIC整理
2、西安最為激進偏重“量”，杭州致力於高端人才偏重“質
目前大部分城市2018年人口數據尚未公布，就2017年年末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數量來看，西安差距最大，與2020年預計目標人口數量仍有540萬左右的差距，這也是為何西安連在校大學生都可落戶的原因。天津在2017年末缺口也達到了243萬，若想在2020年完成1800萬常住人口的目標，年增量需要在80萬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放寬落戶門檻是十分必要的。
僅有三個城市在2017年末常住人口數量和近期目標人口數量差距在100萬以下，即南京、杭州和成都。作為東部熱點城市，杭州對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一直比較強，就杭州來看，2018年常住人口較2017年增加近40萬，距1000萬的預期目標還有不到20萬的差距。但目前杭州吸引人口主要以剛畢業的學生為主，高端人才佔比較少，因此當前政策也更加側重吸引長江學者、千人計劃等各領域的專家。南京雖然距離2020年910萬的目標人口數量還差76.5萬人，但就近幾年的常住人口增長情況來看，自2014年以來，年均人口增量基本在5萬人左右，目標實現仍有一定難度。
圖：8城2017年年末常住人口及2020年目標人口情況
數據來源：CRIC整理
3、公租房、購房補貼“花式引人”，武漢準入門檻低、補貼力度強
從住房補貼政策來看，除杭州和重慶外，其余六市均對引入人才有安居補貼。雖然補貼政策覆蓋了多數畢業生群體，但從整體來看，對“雙一流”高校畢業生或擁有碩博學歷的人才補貼力度更強，各城市對於高質人才的渴求由此可見。
具體來看，南京、成都和西安重點保障青年群體租房，如到西安就業青年群體可申請公租房，並且新畢業大學生租住人才公租房時還可免於資格審核，過渡期內租金為2.89元/平方米/月，真正做到了人才安居。武漢則考慮到購房租房兩方面，3年內武漢戶籍的畢業生可8折租房，而申購低於市場價20%的安居房則需落戶滿一年，有效防止隻投資買房不在本地落戶就業的現象。而鄭州更側重於購房方面，對於雙一流高校畢業生及碩博研究生均有購房補貼。杭州發放生活補貼的對象僅限於應屆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才，其中對高層次人才的補貼力度最強，但其對高層次人才的認定標準也十分高。
表：八個“強二線”城市租房、購房補貼政策一覽
數據來源：CRIC整理
4、小結：各城市多方位保障安居，杭州先一步“瞄準”高端人才
為了吸引人才，強二線城市使出了渾身解數，從放寬落戶門檻、給予租賃購房補貼、幫扶就業創業等三個方面來保障人才在本地安居。人才政策的差異主要和城市人口發展目標有關，如人口與目標差距較大的西安、天津，目前仍需致力擴充人口規模。而發現人口增長形勢不佳的城市，也在時時調整人才落戶政策，如南京2017年常住人口僅增長了6.5萬人，隨即在2018年初進一步放寬了人才落戶的條件，大學生無需社保即可落戶。而城市本就頗具吸引力的杭州，高端人才缺口已經先一步凸顯出來，該市更關注的還是如何吸引這些人才到來，助力城市發展更上一層樓。由此來看，當各城市均達到目標人口數量時，如何吸引到對城市未來發展助力更大的高端人才，終究將成為各城市人才戰略的最終課題。
二、強二線城市人口大躍進，但成都、南京正在透支潛力
在激進的人口增長政策推動下，2017年以來強二線城市的戶籍人口普遍大幅增加，如成都、西安2017年人口增長均達到了20萬人以上。但進一步分析人口的增長結構可以發現，還是有一些城市人口增長依舊存在隱憂，如重慶戶籍人口出現自然負增長，而南京、成都等城市的戶籍人口增長主要是因為流動人口落戶腳步加快，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並沒有實質性增強。
1、戶籍遷徙：成都、西安遙遙領先，天津近乎零增長
就強二線的人口發展指標而言，最為樂見的還是人口遷徙帶來的機械性增長，典型如西安、成都等城市均大大簡化了居民落戶流程，鄭州、重慶更是將落戶標準放寬至大專學歷。
就2017年強二線城市的人口機械增長情況來看，大多數城市都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典型如成都、西安淨遷入人口分別達到了35.5萬和20.3萬，西安是關中城市群唯一的發展中心，成都更是最靠近胡煥庸線的省會城市，是川西、黔北、青海、西藏外出務工人口的第一遷徙目的地。武漢、杭州、南京等城市也均在10萬人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南京的直接落戶標準均要求研究生學歷，在強二線城市中最為嚴格，能夠取得如此的落戶成績，與這兩座城市優異的產業結構、足量的大學畢業生等因素不無關係。
圖：2016-2017年強二線城市戶籍人口淨遷入量變化（萬人）
注：重慶、鄭州、天津使用戶籍人口和自然增長率數據估算
數據來源：城市統計局
2、淨流入人口：西安、鄭州人口吸納能力持續增長，成都、南京出現衰退
在積極的人口政策推動下，大多數強二線城市戶籍人口快速增長，但是就人口吸納能力來看，並不是所有強二線城市都能實現同步增長。以各城市的淨流入人口（當年常住人口-戶籍人口）為標準來看，2017年成都、南京的人口吸納能力均出現了下滑，兩座城市淨流入人口分別下降了23.7萬人和11.4萬人。成都、南京的戶籍人口的機械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消耗城市流動人口為代價。尤其是南京，在扣除本市流動人口變化的影響後，2017年人口機械性增長只有1.83萬人，對其他城市流動人口的吸引力增量極低，成為樣本城市中的最後一名。
與之相對，西安、鄭州人口吸納能力則持續增長，2017年淨流入人口分別增長了58.3萬和10萬。在強二線城市中，西安不僅落戶流程最為便利，產業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為城市人口增長提供了更多動力，2017年西安從業人數為596.21萬人，較2016年增長57萬，正好與淨流入人口增長量相若。
杭州表現同樣值得關注，與臨近的南京不同，杭州的淨流入人口不斷上升，得益於阿里、網易等互聯網頭部企業的集聚效應，近年來杭州市吸引了眾多高素質人才，並成為了從上海遷出流動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以2018年為例，杭州政府工作報告顯示，當年引進的高層次人才、高校畢業生數量達到11.4萬，佔到當年新增常住人口數量的1/3。
圖：2016-2017年強二線城市淨流入人口變化（萬人）
數據來源：城市統計局
3、人口溯源：天津、南京遷入來源最為集中，成都、鄭州與一線城市來往密切
為進一步考量強二線城市遷徙人口的來源地分布，我們整理了2019年春節前這些城市遷出人口的目的地數據，通過春節返鄉人群的目的地分布，來分析強二線城市遷入人口的來源。
就遷出量TOP10目的地的空間距離來看，可見作為城市群中心的武漢、鄭州等城市均達到400公里以上，人口吸納半徑更為寬廣，而毗鄰京滬的天津、南京等城市人口吸納範圍則明顯偏小，分別只有162和139公里。由此也可以看到，對於位置相近的重慶、成都而言，成都的人口吸納能力明顯高出一籌，重慶的遷入人口主要還是來自四川省，對於湖北、貴州等周邊省份的人口吸納能力還是不及成都。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在和一線城市的聯繫上，作為一線城市在中西部的資本、人力和技術輸出的橋頭堡，成都、鄭州與一線城市的聯繫也更為緊密。以成都市為例，近年來持續大力推動互聯網產業發展，吸引了大量的互聯網行業入駐，並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2019年1月騰訊發布的互聯網生態指數報告中，成都憑借基礎產業發展的優勢，超越廣州排在了全國第四的位置。就騰訊位置大數據來看，春運期間成都、鄭州向一線城市的遷出熱度分別達到了179和171，較其他強二線城市的平均水準高出70%。
圖：2019年春運強二線城市人口主要遷出目的地示意圖
注：使用2月2日-2月3日數據
數據來源：百度位置大數據
4、小結：西安、杭州常住人口增長最快，結構性優勢同樣明顯
對比2017年強二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長情況，西安、杭州排名居於前兩席，分別為78.5萬和27.6萬人。這兩座城市不僅常住人口增長總規模最大，細分指標也都表現較佳，如人口自然增長率均高於全國平均1個千分點以上，人口吸納能力持續增強，遷入人口來源也較為寬泛。而南京、天津、成都、重慶等城市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問題，或是自然增長率過低，或是人口遷徙性增長不足，而成都、南京戶籍人口增長和淨流入人口減少的同步出現，更是帶來了一些“涸澤而漁”的意味。
圖：2017年強二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長情況
數據來源：各城市統計局
三、部分城市受發展短板製約，人口增長前景面臨挑戰
長期來看，人口格局受產業經濟、房價水準、區位交通、人口結構、人口素質等諸多方面的綜合影響，通過對這些影響因子綜合評價，可以發現：首位度較高的杭州、西安、武漢，發展優勢最為顯著；交通通達性較強的南京和鄭州，人均吸附能力居於第二梯隊；而重慶、成都、天津三城分別受經濟發展不均衡、交通通達性角度、中心性不強等因素，人口增長面臨一定挑戰。
1、產業經濟：杭州、西安產業發達、就業彈性較強，人口流入意願最強
1.1 經濟增長：天津經濟增速僅3.6%，就業崗位增長動力不足
雖然八個強二線城市地區生產總值均處於全國前列，但八個城市的具體經濟發展情況卻大相徑庭。重慶經濟總量居於八市之首，2018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2兆元，但就人均GDP來看，卻在八城之中“墊底”，僅6.6萬元，這一數字甚至低於經濟總量處於八城最末位的西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重慶人口眾多，周邊多山地和丘陵，因此拉低了人均經濟水準。天津的經濟總量與重慶差距不大，但天津人口僅為重慶的一半，人均GDP高出一倍。
這八個強二線城市經濟總量的增速也存在較大差異，重慶、天津增速相對滯緩，尤其是天津，2017、2018連續兩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僅3.6%，尤其是天津引以為傲的工業增長十分緩慢，再加上雄安新區的崛起，導致天津的戰略地位逐漸下滑，人口吸引力也逐漸下滑。而重慶經濟總量的滯緩主要是由於周邊廣大縣市的拖累，經濟發展不均衡，加之工業經濟低位運行、投資增長後勁不足、實體經濟困難增多。成都、武漢、南京、鄭州和西安5城經濟增速均在8%以上，經濟增速處於前列，人口吸附力也處於相對高位。
圖：2017年典型強二線城市地區生產總值及其增長率（億元）
數據來源：各城市統計局
1.2 居民收入：南京、杭州遙遙領先，置業壓力同樣最高
總的來看，當前我國人口遷移的主要動機無外乎工作、學習以及由此帶來的親屬隨遷，尤其是工作帶來的人口遷移佔據其中絕大多數。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各城市之間提供的工作機會、工資水準存在較大差異。通過對各城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準進行對比發現，杭州收入遙遙領先，在八城中居於首位，高達61172元；其次是南京，為52961元；鄭州、西安和重慶可支配收入均在4萬元以下，尤其是重慶，與人均GDP排位一樣，處於最末位。
但評價一個地區人口吸引力不能單看收入水準，還要看其物價水準，尤其是房價水準。房價收入比就是一個很好的衡量指標，南京、杭州、天津房價較其他城市明顯處於高位，房價收入比均在11以上，明顯高於房價收入比7-8的合理區間，城市吸引力有所削減；鄭州、西安、重慶房價收入比在10左右，購房也存在一定的難度，而成都和武漢房價收入比則處於相對較低水準，尤其是武漢，僅6.2，買房負擔相對較輕，一定程度上對增加城市人口吸引力大有裨益。
圖：2018年典型強二線城市房價收入比
注：房價收入比=2018年商品住宅均價*30/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數據來源：CRIC
2、區位交通：“國家中心城市”鄭州頗具後發優勢，人口增長空間可期
2.1 經濟首位度：成都、武漢、西安優勢最為明顯，南京仍難超越蘇州
首位度代表一個城市所屬區域的實力和地位，反映一個城市的影響力和異塵餘生力。通過對八個強二線城市經濟首位度對比發現：武漢、西安、重慶在其省經濟首位度均在30%以上，尤其武漢經濟首位度高達37.3%，經濟中心性十分突出。
而南京則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地區生產總值佔全省13.8%，遠低於蘇州20%的比重，在江蘇省內經濟總量居於第二位，與第三位無錫相比，領先優勢也十分微弱，僅領先1.4個百分點，異塵餘生帶動能力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南京市域面積偏小，民營經濟發展比較薄弱，就業機會較少，城市人口吸附力受限；尤其是對經濟發達的無錫、常州等處於蘇南城市，異塵餘生帶動力十分薄弱。
圖：2018年典型強二線城市經濟首位度
注：天津、重慶、成都經濟首位度是通過計算其經濟總量與其所在的京津冀、成渝城市群的經濟總量佔比所得。
數據來源：根據各省政府網站公布數據整理
2.2 交通通達性：西安、成都高鐵發展滯後，對周邊城市人口吸附力受到影響
通過對六個省會城市的高鐵通達性對比發現：杭州、南京兩城市的高鐵通達性最強，居於第一梯隊，省內平均通達指數均在130左右，但兩城市卻有各自更為鮮明的特徵：南京所在的江蘇表現出嚴重的不均衡特徵，蘇南地區，無論是交通還是經濟，均明顯優於蘇北。以高鐵通達性為例，南京與蘇北的淮安、宿遷、連雲港等城市均無高鐵連接，而與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連通性均在300以上。杭州所在的浙江，高鐵網則相對均衡，除地理位置偏遠的舟山與杭州沒有高鐵直接連通，其余城市與杭州的高鐵連通性均較強。
西安、成都、重慶三城與其省（城市群）內三四線城市通達性最弱，省內平均通達指數均在40以下（包含40）。以西安為例，其與省內其余10地級市中的5個地級市（榆林、安康、商洛、銅川、楊凌）尚無高鐵連通。而通高鐵的部分城市如延安，往來也只有8個班次，通達性較弱，與寶雞、渭南、漢中、鹹陽等城市連通性相對較強，人口吸附能力也處於較高水準。而重慶雖然交通通達度較弱，但其作為中西部唯一的直轄市，異塵餘生帶動力有所提升，無形之中也提升了其人口吸附力。
圖：2018年典型強二線城市高鐵通達指數
數據來源：根據12306網站公布數據整理
3、人口結構：武漢、鄭州年齡結構低齡化趨勢顯著，長期人口規模增長無虞
3.1 高校資源：武漢、西安、南京優質高校資源豐富，人口增長潛力巨大
高等教育學生是近期城市人口增長的重要目標人群，城市高校數量、高等教育學生數量勢必影響著城市未來的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等諸多方面。就八座強二線城市高等教育在校生數量來看，武漢已經突破百萬，穩居八城之首。不過由於各個城市人口基數存在一定差異，簡單看高校學生數量並不能反映一個城市的相應潛力，也需要結合該城市的規模來考慮。就高等教育在校生佔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來看：南京、武漢、鄭州具有明顯優勢，高校在校生佔比均在10%左右，而重慶、天津則明顯處於劣勢，高校在校生比重均在4%以下。由於這些高校學生對學習過的城市相對熟悉，相當一部分高校畢業生會選擇留在該城市工作、成家。優質高校資源豐富的城市，城市經濟活力更強，同時人口增長的潛力也會大增。
圖：2017年典型強二線城市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及其佔比（萬人）
數據來源：根據各城市統計年鑒數據整理
3.2 中小學生數量：鄭州等城市年輕家庭眾多，人口增長更具潛力
就樣本強二線城市中小學生數量佔比來看，鄭州穩居八個強二線城市之首，中小學生佔比高達14.5%。即使將鄭州分為市區和周邊縣（市）分開考慮，中小學生佔比均高於14%，明顯高於其他城市。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鄭州所在的河南是著名的勞務輸出大省，部分下轄縣市留守兒童佔比極高（登封市、新鄭市兩市中小學生佔比分別為21.8%、16.6%），使得中小學生佔比具有高位。
對於南京、武漢、天津等強二線城市，由於房價居於高位、生活成本較高，部分家長選擇讓子女做留守兒童，在老家上學，這樣勢必拉低這些城市的中小學生佔比。但長期來看，因為子女就學不在身邊，這些人員就存在一定的不穩定性，很有可能會“返鄉”或者回到更有包容度的省會城市，長期來看人口面臨一定隱憂。
相比之下，南京和武漢無論是中小學在校生數量還是中小學生佔比均處於劣勢，長期人口增長潛力較小；另外，天津也要警惕潛在的風險，儘管初中等教育在校生數量高達119萬，但由於人口基數高的影響，中小學在校生佔比僅有7.6%，人口增長潛力明顯受限。
圖：2017年典型強二線城市初中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及其佔比（萬人）
注：考慮到重慶市域範圍龐大，主城區與周邊區縣發展及其不均衡，本節研究僅考慮主城片區數據。
數據來源：根據各城市統計年鑒數據整理
4、綜合評價：產業經濟決定核心競爭力，提高首位度是重中之重
爭取人口流入，特別是人才的流入，已經成為城市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的共識。2017年以來，多城先後頒布人才新政，但引人效果確各有不同。杭州、西安、鄭州人口吸納能力持續增長，成都、南京出現衰退。並且隨著城市產業經濟、區域交通、人口結構、人口素質等變動，城市人口增長格局還會發生新的變化，總的來看，杭州、西安、武漢人口增長潛力最佳，南京和鄭州人口吸附能力處於中等水準；重慶、成都、天津人口增長面臨一定挑戰。
總結：杭州、西安、武漢人口增長潛力最大，杭州優勢最為均衡
長期來看，人口格局受產業經濟、房價水準、區位交通、人口結構、人口素質等諸多方面的綜合影響，通過對這些影響因子綜合評價，可以發現：首位度較高的杭州、西安、武漢，人口增長潛力最大；交通通達性較強的南京和鄭州，人均吸附能力居於第二梯隊；而重慶、成都、天津三城分別受經濟發展不均衡、交通通達性角度、中心性不強等因素，人口增長面臨一定挑戰。
表：八個強二線城市人口競爭潛力評價
注：綜合評分由各因子加權累計獲得。
數據來源：CRIC整理
處於第一梯隊的三個城市中，杭州各方面指標表現最為均衡，除了因為房價處於高位導致房價收入比均在較高水準，評分僅為2之外，其余各方面指標均處於中等以上水準。而西安儘管綜合評分處於前列，但存在明顯的“短板”，西安除了經濟總量處於劣質之外，在交通可達性方面也存在明顯的不足，不僅僅在省外交通上與京、滬等城高鐵通行能力落後於鄭州、武漢等城市，在省內交通上也明顯落後，與榆林、安康、商洛、銅川、楊凌5城均無高鐵連接。但考慮到西安近些年產業發展較為迅猛，吸引了大批高科技公司如微軟、惠普等落戶西鹹新區，也為城市帶來了新增了較多的崗位，再加上西安經濟首位度較高，對省內人口吸附力較強，同時西安也是知名高校匯聚的地方，潛在的高素質人口數量也處於高位，因此人口增長形勢較佳。武漢各指標都好於平均，房價處於相對低位，房價收入比在6左右，整體而言買房負擔較輕，加之名校聚集、高校畢業生較多，因此人口增長潛力也較大。
第二梯隊的南京和鄭州人口吸附力處於中等水準。鄭州各指標也相對較為平衡，各指標均在中等水準以上。其中經濟首位度和中小學生佔比兩指標表現突出，人口增長潛力較大。而南京雖然人均GDP處於高位，但由於近兩年房價增長迅速，2018年增至23996元/平方米，房價收入比增至14，遠高於合理區間6-8，這一短板極大地削弱了名校匯集、便捷的交通通達性帶來的人口吸附能力。
第三梯隊的重慶、成都、天津三城人口吸附能力面臨明顯的挑戰。重慶是由於人口基數較大、經濟發展不均衡削弱的，成都一是由於經濟水準相對較低，二是由於交通通達性有所欠缺，突出的表現在與省內三四線城市的交通上，其與宜賓、瀘州、涼山、自貢、攀枝花、巴中、阿壩、甘孜等城市均無高鐵連通，即使與廣安、達州等城市有高鐵連通，也僅有10余趟車次，通達力明顯受限，進而影響人口的流動。天津表現也較為均衡，沒有十分突出的增長點，並且近些年經濟增長疲軟，究其原因，一方面北京虹吸效應所致，另一方面也有由於天津正處於產業轉型的關鍵期，過去重化工業為主的結構正在調整，而先進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還沒有發展壯大的緣故，種種因素疊加之下，使得天津人口吸附力大幅下滑。
文：馬千里、邱娟、周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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