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文官體制的罅隙

早在張居正對文官集團大刀闊斧的改革之前，明王朝就積弊已深。

這種弊病來自於與中央集權極度匹配的文官體制。

縱觀明代一朝，除去草創之初的洪武、永樂兩代，文官為王朝官場的主體已成為絕對趨勢。

封建王朝的官吏幾乎全部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組成，基於一系列社會背景，這些讀書人自發地形成了一個擁有著共同思想的，對事物看法更為一致的團體。在此基礎上再組成國家的管理機構。歷代封建王朝並不完全以客觀的法律去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儒家四書五經中的抽象的倫理道德作為治國理政的依據，這正是法治對文官體制的低頭。

因此文官集團自其產生起，因為其內部信仰的一致性，就決定了其具有極強的凝聚力。

而我們的王朝又以極度的中央集權作為維穩的手段，因此實際上我們的中樞大廈坐落在無數“曖昧”堆砌的基礎之上。在此基礎上中樞能否對各類決策進行深入調查已經無關緊要。因為這樣的決策與執行機構以“責任”上級總能歸罪於下級地方官。所以當這個集團在中央集權制度的日趨發酵之中，必然會染上官僚習氣。

而在萬歷元年，一次巨大的觸動讓這個團結了兩百多年的集團第一次生出罅隙，這場大的觸動便是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在執政之時，同時期的人才諸如徐階、高拱先後倒台清算，再加之本身就有的政治手腕，使其成為當時最傑出的政治家。再加上隆慶帝駕崩，新皇年幼，而憑借其內閣首輔的身份張居正幾乎成為帝國實質上的執政者。

在這一年，張居正提出了考成法。借助以給事中為主體的六科來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要辦的事情從內閣至六科，再由六科至中央的六部百官，在到全國大大小小的官員，層層分級責任明確，從而避免了上下層之間的推卸責任。並為了提高效率，在結合實際條件的情況下，分配給各級官員以硬性指標，完不成指標則降級，直至革職處置。

提高行政效率只是手段，改革的最終目的在於富國強兵。這樣稍顯激進的做法的確在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達成了效果：輔之以一條鞭法，在正德年間就開始走低的國庫收入自此總算有了大幅回升。武備方面，放給戚繼光、李梁成大部分權力，邊境得以長期安寧，積弊已深的王朝終於得到了一支強心針。而這也為張居正的覆滅埋下了伏筆。並且給這個王朝帶來了更大的隱患。

萬歷十年，張居正離世。在這之後不久其便遭抄家清算。

文官集團在兩百餘年的發展之間，表面上還是國家的公仆，實際上則包羅了本朝大量的傑出人物，成為了國家權力的源泉。文官集團在此刻出現的雙重性更加劇了其本身背景的複雜性，而張居正仍舊單純的把他們看作執行工具，並忽略了文官集團的統一與一致性，這就使自己陷入孤立。

為貫徹自己的意圖，張居正經常以私人信函的方式授意與他新人的官員，要他們如此如此的呈奏皇帝，然後以內閣首輔的身份票擬批準他自己的建議。這實際上就是割裂了原有的文官集團，而以他自己為中心另外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行政中心。也就是割裂了文官集團的一致性。

此外，張居正把所有文官擺放在自己嚴格的監視下，並且以個人的標準加以貶黜或升遷，因此嚴重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而文官之間也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背後也都有著複雜的社會關係。換言之，張居正的這套做法實際上是在和全國的知識分子作對。

錯誤地運用監察官員則又是張居正的一個致命錯誤，監察官員的作用在於征集輿論，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辦法，而張居正卻把它當作推動自己政策的工具。

萬歷皇帝

因此，在其活著的時候，礙於其首輔身份以及萬歷皇帝對其的絕對信任，文官集團不敢明目張膽的反對。然而由於其經濟上的一些不正當手段，以及萬歷皇帝後知後覺的私人恩怨，在他死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便遭到了瘋狂的反攻倒算。以至於在他死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文官內部出現矛盾，便會互相指責對方曾為張居正的黨羽。

而對於整個帝國而言，後果更是難以挽回的：張居正認為的割裂了文官集團原有的一致性，在二百多年的時間裡，他們一致的信仰遭到觸動。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無數的利益衝突在這段時間裡不斷的集中，慢慢的形成一個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這個宏大的共同體之間，產生了難以彌補的罅隙。

而在這之後還有著更大的挑戰。

排版 | 十一

文字 | 吳十二

圖片 | 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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