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影集》出版：

呈現魯迅生命中的有趣瞬間

從最早的1902年4月攝於東京弘文學院的入學照（迄今尚未找到），到最後一張攝於1936年10月8日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統計可知的魯迅存世影像為114幀，這些照片或獨照或合影，或擺拍或抓取，有日常生活留影，也有工作狀態記錄，皆是魯迅生命中有意味的瞬間。魯迅以“橫眉冷對”的嚴肅姿態為人廣知，而這些影像呈現了生活中魯迅富有趣味的時刻。

現在有記錄的魯迅的第一張照片是他剛進日本弘文學院的時候拍的，他把這張照片寄給周作人，周作人在日記中抄錄了這張照片背面的一段話：“會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國中之遊子，弘文學院之製服，鈴木真一之攝影，二十餘齡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裡之郵筒，達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樹人頓首。”拍這張照片時，按周作人記述的意思魯迅是有辮子的。

我們現在可見的魯迅的第一張單人照是沒有頭髮的，黃喬生名之為“魯迅的斷發照”：“這張照片在宣傳魯迅的精神方面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他在照完這張照片後將它贈送給朋友時，並在後面題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我以我血薦軒轅’。以詩配像，突顯魯迅一生的志向。”

魯迅的“斷發照”

下面這張是和服照。魯迅到了日本入鄉隨俗，過的生活就是日本式的。他租用的房子是日本式的房子，坐是光腳盤腿。魯迅、周作人兄弟兩個都照了和服照。那時大多數留日學生都有和服照，他們喜歡穿和服，並不是崇日，而是因為反滿。魯迅曾感歎：幾十年來常常恨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周作人說：寧願穿和服也不願意穿長袍馬褂，不願意人家稱自己是清國人，寧願讓他們用帶有誣蔑性質的“支那人”來稱呼我們。當時有這樣的風氣。

魯迅留學時，曾和幾個日本學生與中國學生施霖租了一間公寓。現在去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很多，日本政府就希望把這個公寓修整一番開辟成紀念館吸引中國遊客，但是這個住家不願意騰退，商量幾十年，最近才有結果。

黃喬生介紹魯迅他們離開這個公寓時覺得房東待他們很好，於是商量照張相給房東留下個念想。八年後，一個日本學生回到仙台母校看望這個房東，房東還拿出這個照片說：八年了，你們從十七八歲的孩子，一下長為成年人，鬍子都出來了。另外幾位怎麽樣啊？你們現在都很有成就，年齡都三十多歲，你們都有鬍子了吧？房東在照片上把他們每個人都畫上了兩撇鬍子，而且在後面還寫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後想象髪，大正二年現在 ，大家君在美國，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學小兒科，磯部君在米澤縣，吉田君在朝鮮，施君不明。”“想象髪”，應該是“想象髭”（即胡須）的誤筆。

想象髭

魯迅的鬍子很有特點，黃喬生也分享了一則魯迅鬍子的故事，魯迅從日本回來以後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鬍子是兩個尖上翹的，他坐船時，一個船夫因他的鬍子誤將他認為成日本人。魯迅被議論後很難過，他說：“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裡，竊悲我的胡須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於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就這樣，他的鬍子定了型，後來一生堅持是這個樣子，這個不中不洋的樣式，算是魯迅式。

隸書的一字胡

魯迅在杭州、紹興教了一段書後，正好中華民國成立，南京政府需要人，許壽裳就推薦他。魯迅到了中華民國教育部，剛開始是職員，後來教育部遷到北京，他在袁世凱政府裡面是一個科長。後來，魯迅慢慢有了名聲，寫寫文章成了文學家，又成了北京大學的講師、師范大學的教授，也到了廈門當了國學院教授。

魯迅在廣州和廈門時是他比較愉快的一段時間，在八道彎的時候，他和弟弟周作人鬧矛盾後被趕了出來，在磚塔胡同住了幾個月，那時候，他覺得沒有什麽前途。但經過一番《野草》的這種心靈的波湧，或者說在糾葛、悲憤等各種情緒過後，他逐漸走了出來。他能夠走出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許廣平的戀愛，他們戀愛後到了廈門，魯迅很開心，又是跑到墳地照相，又是擺各種姿勢。

廈門墳地留影

黃喬生介紹，這張是在廈門時候照的相，比較開放。那時候追求意境和名士氣。魯迅帶著幾個文學青年到廈門大學旁邊的墳堆玩兒，照了一張相，在相上題著“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這張照片準備放在《墳》的卷首，很有意思，他的右手靠著的這塊墓碑上面有一個字很有意義——“許”，許廣平的“許”，他還把這張照片寄給了許廣平。

關於服裝設計，前面說到中國人總沒穿的。當時魯迅就遇到這個問題，穿西裝，好多人指指點點你崇洋媚外，穿長袍馬褂又是滿族的衣裝，不能穿。魯迅乾脆自己設計了一個。魯迅設計過北大校徽、國徽，設計過西三條的小院子，還是自己親自畫的圖。

下面這件外套就是1911年魯迅自己設計的。當年5月去日本看望周作人時，他穿著這件外套在東京照了兩張像。許壽裳回憶說，魯迅“後來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現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

相比於正襟危坐的照片，魯迅也喜歡隨意拍攝的、比較活潑的，他對於“擺拍”也發過自己的議論：“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

魯迅很多隨意拍攝的照片都很好。如以下兩張，左邊這張是在書房裡。《良友畫報》的記者知道魯迅來到了上海，跑去在書房為魯迅照的相。十幾天后，魯迅到光華大學演講，被抓拍了一張。黃喬生認為這個相片就自然很多，照得很好，把魯迅那種目無旁騖、那種專心致志，走路輕快有力的風采照出來了。魯迅有那麽一股勇往直前的勁，也不顧什麽形象，衣服穿得也很普通，卻非常灑脫。

魯迅最為廣為傳播的一張這張標準相，是他50歲時拍攝的。他為了慶祝自己的生日，特意去照相館照了張像，人還經過了一番修飾。這張相片出來後，魯迅也是到處送人。黃喬生說，這張照片代表了中國文化人的一種氣度，他有剛健的、硬漢子的風范，嚴肅中有剛硬，望之令人敬畏，較少溫情，卻又不顯冷酷。

“文革”結束後，大家重新評價魯迅，認識到魯迅這個人是多面的、豐富的，不能總是跟人鬥爭，咱們得來點溫和的。怎麽辦呢？得找點兒“俯首甘為孺子牛”類的照片，所以在照相中選取了毛衣照。黃喬生在現場也開玩笑說：“這張照片魯迅其實穿一件毛衣就夠了，但是他非要穿兩件，為什麽？因為這個毛衣都是許廣平織的，所以得穿上，穿上以後他愛人就高興。”

我們從一些名家對魯迅的印象中可以看出，最初見面的時候，不易見到魯迅的笑容，談著談著，他就顯出可愛的真摯、熱情的回應。內山完造說得很有意思，魯迅是“身材小而走著一種非常有特點的腳步，鼻下蓄著濃黑的口髭，有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的，有威嚴的，哪怕個子小卻有一種浩大之氣的人” 。

1933年，埃德加·斯諾編譯小說集《活的中國》，收入魯迅作品多篇，想在卷首而且在先期刊載《亞細亞》雜誌時配發作者照片。斯諾和他的朋友兼助手姚克向魯迅求援。但魯迅送去的幾張——或許也包括那張“標準照”——他們以及《亞細亞》雜誌的編者認為“都不很好”。姚克建議魯迅去照相館拍攝，魯迅同意了。於是，姚克陪同魯迅去南京路先施公司後邊的雪懷照相館拍照。 魯迅先生逝世後，掛在萬國殯儀館靈堂上的那張大照像，也就是從這張照片放大的。

除了單人照，《魯迅影集》中也收入很多合影，如魯迅和家人的幾張合影。

很有意味的一點是，第一次出版魯迅影集是上世紀70年代，當時文物出版社推出了《魯迅》畫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版本比較權威。但它也存在不少問題。當時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於政治原因，魯迅照片上與他合影的一些人被抹掉，所以留下一些缺憾。如這張圖：

這張照片上的林語堂曾經被文學史斥為“反動”，在有些版本中就被抹去了。

還有一張塗抹得更多。後面的一個外國人照了半張臉，他是共產國際的，叫伊羅生，和林語堂一起都被塗抹掉了。最後就剩下宋慶齡等五個人。

來源：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