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煒
《軍師聯盟》裡面，大家會發現校事府的人非常威風，監視官員、抓捕官吏，令官員們膽戰心驚。真實歷史上，校事們不但虐官，而且虐民，曹操祖孫三代則予以縱容，間接促進了曹氏倒台。士族奪權之後，司馬懿順應人心，廢除了天怒人怨的校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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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為了維護自身權位的穩定，曹魏、孫吳均創立校事這一特務機構，通過校事官吏負責檢舉監察，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高壓統治。
曹魏校事主要見《三國志》中高柔、徐邈、常林、程曉等人的傳記，成立時間不詳，約為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年間所設，專門負責監察軍中將士與朝廷內外各級官吏，後又向民間擴大。校事前後存在約四十餘年，直至第四代君王曹芳時期才予以正式廢除。
不畏曹公，但畏盧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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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帝曹芳時期，原曹操時代重要謀臣程昱之孫、黃門侍郎程曉上疏朝廷請求廢除存在了四十餘年的校事以安人心，其在疏表中提到了當初校事設立的原因：
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禦有方，不至縱恣也。（《三國志·魏書·程昱傳》附《程曉傳》）
大量的歷史表明，校事這種依靠特務監察舉報官員百姓的行為極易惹得朝廷內外人心不安，程曉以“大業草創，眾官未備”作為開脫理由未免顯得有些冠冕堂皇，也並非設立的必要條件。曹操設立校事，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為防範部下多叛的突發事件，以便維護自身和手中權力的安全。
曹操及其校事們相當的凶惡
縱觀曹操一生，其雖善於用兵屢摧強敵，但亦時常遭逢部下叛亂、政敵暗殺之事。
早在興平元年（公元194年）征陶謙時，作為後方根基的兗州發生叛亂，為呂布所奪，曹操回軍與呂布交手，一度墜馬燒傷手掌，後又苦戰一年有余，方才將兗州奪回；
官渡之戰前夕，朝中車騎將軍董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密謀於許都起事，曹操身邊的從士徐他亦欲行刺，所幸均被提前發覺鏟除；
官渡之戰後，在袁軍軍營內又繳獲了大量己方軍中將士及許都官吏中的暗自通袁者。即使到了曹操受封魏公、魏王並正式建立魏國後，針對他的叛亂、政變依舊不斷：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獻帝伏皇后使父伏完圖曹操，事泄被殺，其宗族數百人被處死。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於夜間起事，縱火丞相府長史王必營，王必是早年追隨曹操的親信，在這場叛亂中肩膀中箭，不久不治。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九月，王都鄴城又發生了魏諷謀反案，相國鍾繇因曾推舉魏諷而被牽連免官。
曹操不得人心
統一北方後，仍有魏諷等許多人想殺他
以上的叛亂與暗殺雖然都被及時平定，但考察其發生時間，無疑都是出現在如征討徐州、官渡對峙、漢中爭奪戰等敏感時期，給曹操本人及後期建立的魏國都帶來極大的隱患，所以對曹操個人而言，設立一套能夠時時監察百官、消除叛亂於萌芽的特務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根據記載，曹操最初任用特務盧洪、趙達二人主抓軍隊，並授予他們“撫軍都尉”之職，俸祿“比二千石”，基本可以與中郎將、校尉持平。但盧、趙二人很快便濫用職權隨意構陷，軍中的中下級將領自保已是自顧不暇，不敢有任何不軌之舉，軍中也盛傳“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1的說法。
應該說，建安末年的耿紀、魏諷密謀起事只是漢臣的最後反擊，自官渡徐他之後軍中確無行刺之事，這也算是校事設立後的一個明顯效果，即至少保障了曹操本人的安全。
但校事的危害性也十分明顯：盧洪、趙達二人的隨意構陷，顯然證明程曉替曹操辯白的“檢禦有方，不至縱恣”這一抑製措施僅僅是一句空話，“不畏曹公，但畏盧洪”一語也可看出軍中已是恐怖氣氛蔓延。
關於校事設立的具體時間，史書並無記載，只能通過《三國志·魏書·徐邈傳》的事件大致進行推斷：
曹操於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被漢獻帝冊封為魏公，魏國正式建立，而校事設立要早於建安十八年。時任尚書郎的徐邈在魏國初建後因違禁飲酒一事被趙達舉報，徐邈對於舉報又毫不在乎，稱自己為“中聖人”，惹得曹操大怒，後經度遼將軍鮮於輔說情才免於治罪。
徐邈任朝廷尚書郎，並非軍職人員，但同樣被趙達舉報，也說明隨著的魏國建立，校事的監察範圍也開始擴大，監察對象已經不僅限於最初的軍中。
趙達等人肆意舉報、作威作福，使得將士官吏人人自危，丞相府理曹掾高柔勸誡曹操取消校事，懲治趙達等人。高柔給出取締校事的兩點理由十分充分：設立校事一事本就不合法令，趙達等人又依仗權力肆意妄為。
但曹操並未采納，反引用楚漢之爭時叔孫通無視己方儒生弟子卻向劉邦推薦群盜一事證明校事制度及趙達等人的存在均是十分必要的，後來趙達等人因大量奸惡之事被揭發，曹操才將其處死向高柔致歉。但處死趙達如同丟棄敝履，校事制度卻沒有撤銷。
曹丕、曹睿變本加厲
2
魏文帝曹丕在位時，校事官吏仍然依仗權力大肆查奸舉報，甚至又將舉報層面擴大到了普通百姓身上，比當初的趙達等人更加的毫無忌憚。
在曹丕登基後，民間多次發生誹謗朝廷的惡語，曹丕聞聽後非常惱恨，命有司“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2，此時已擔任治書執法負責朝廷奏劾工作的高柔再次上疏請求廢除妖言誹謗和獎賞告發的法令，但依舊未被采納，結果這曹丕一簡單粗暴的法令致使民間“相誣告者滋甚”3，造成社會動蕩，朝廷這才下詔廢除。
而當時的校事劉慈等人利用這一法令大肆誣陷，“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4，這些被冤屈的吏民又全賴高柔公正處理，這才維系了曹魏政權的穩定。
曹丕比曹操更加凶惡
在《三國志·魏書·常林傳》裴注引《魏略》又提到一事：河間人沐並為人果敢，不畏強權，曹操任丞相時期曾征召其為署軍謀掾，曹丕登基後改任成皋縣縣令。校事劉肇途徑成皋縣，遣人呼縣吏公開勒索穀物，當時成皋縣正值蝗災、旱災，並無多餘的物。劉肇隨從見穀物沒有準備，徑直來到沐並的門庭下吼罵官吏。沐並聞聲大怒，持刀帶人抓捕劉肇，劉肇隨即逃離，並向曹丕告發。於是朝廷下詔將沐並逮捕判處死刑，後又改判為髡刑。受刑後，沐並複職，但往後十餘年一直閑散不再重用，徹底斷送了仕途。
上述二事中，劉慈、劉肇等校事官吏動輒勒索地方縣令、告發吏民數以萬計，這完全要歸咎到身為君王的曹丕身上。
曹丕代漢稱帝，名義上是漢獻帝自願禪讓，實則難逃篡漢惡名。為了皇位穩固，勢必要更加重用校事打壓反對聲音，甚至連民間惡語也不相容，這也讓曹丕時代校事官吏更加的變本加厲。
魏明帝曹睿時期，校事猖獗依舊，《高柔傳》中又提到，當時一個叫劉龜的典農中郎將私自在皇家禁苑中打獵，被其手下功曹張京向校事告發，曹睿聞聽後逮捕劉龜，並隱瞞了張京的名字。
將本是負責查奸的校事又當做維護皇室私產的工具，更加脫離了其設立的初衷。
曹睿也比較變態
此後，朝中發生了一起更加荒唐離譜的事件：掌管朝集禮儀的殿中監居然擅自逮捕了掌管檔案典籍的蘭台令史！
光祿大夫衛臻請求嚴辦此事，他在疏表中直接指出一味的縱容校事將會導致“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5的危害，即朝廷各部門都將會超越職權隨意妄為，會讓整個朝廷陷入衰敗。但遺憾的是，自曹操至曹睿時期，都是一味的縱容、默許，甚至是不斷擴大校事的職能，讓這些特務的猖獗有增無減。
士族奪權，終結校事制度
3
至曹芳嘉平年間（公元249年至公元254年），又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奸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6。
可以肯定的是，尹模作威作福的時期正是大將軍曹爽掌權時的正始年間。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事變後，曹爽被誅殺，司馬氏正式掌權，尹模也就成為了最後一批校事代表，不久之後，黃門侍郎程曉便上疏請求廢除校事。
朝廷“於是遂罷校事官”7，曹魏四十餘年的校事制度就此宣告終結。
朝廷此舉不難理解，校事的服務對象是皇帝本人，但嘉平年間曹魏的軍政大權已盡歸司馬氏所有，皇帝曹芳已被架空，形同傀儡，校事自然就失去了存在意義，加之校事早已是天怒人怨，司馬氏借程曉上疏取締校事來撈取政治資本是必然之事。
司馬懿雖然猥瑣
但為收買人心，廢除了曹魏不少苛政
回顧曹魏校事存在的四十餘年中，曹操在魏國建立前成立校事作為監察軍中將領與朝廷官吏的工具，用以保護自身安全及強化魏國王權，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校事的設立顯然失大於得。
趙達、劉肇、尹模等幾代校事官吏頻繁監察舉報、肆意構陷勒索，既干擾國家政事、又激起民怨官怒，自始至終都是不得人心的。
在司馬氏掌權後正式廢除校事，正式終結了這種早已天怒人怨的特務統治，這既是司馬氏撈取政治資本的良機，更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
注釋：
1《太平禦覽·職官部》引《魏略》
2、3、4《三國志·魏書·高柔傳》
5《三國志·魏書·衛臻傳》
6《晉書·何曾傳》
7《三國志·魏書·程昱傳》附《程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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