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九品中正製，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吏選拔制度

一． 九品中正製的概念

九品中正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重要的官吏選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采納陳群的意見。曹丕篡漢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此製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這一制度創始於曹魏，發展成熟於兩晉，衰落於南北朝時期，廢除於隋朝，隨之科舉製形成。

二． 九品中正製設定方法

以魏晉之製為例，其主要內容為：

　　先在各郡設定中正，稍後又在各州設定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當，且多由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的任命權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設有屬員，稱為“訪問”。一般人物可由屬員評議，重要人物則由中正親自評議。

　　中正的職權主要是評議人物，其標準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稱“簿閥”﹑“簿世”，指被評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對人物的道德﹑才能隻作概括性的評語，稱為“狀”。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類別卻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後降為卑品(下品)。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覆核批準，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根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由於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並藏於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複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三． 九品中正製創立與發展

一首《曹操》唱出了一代“梟雄”曹操傳奇的一生，其實在我的心中，曹操是那個時代的英雄，是之後一切歷史發展的開啟者與奠基者。一部三國演義炒火了易中天式的教授，但仍不能改變《三國演義》妖魔化的諸葛亮形象及殘忍奸詐的曹賊形象的深入人心。但在陳壽的筆下，所謂的“曹賊”在三國歷史上“明略最優”，“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曹操禦軍三十餘年，但手不釋卷，登高必賦，長於詩文、草書、圍棋。生活節儉，不好華服。與人議論，談笑風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相信《曹操》的詞作家林秋離在寫下歌詞時並不知曉曹操“唯才是舉”也是九品中正製的原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代漢稱帝，國號魏，都洛陽，是為魏文帝。為了爭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接受了穎川士族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開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度。

【九品中正製創立時間的討論：柏楊先生是肯定其創立在“曹魏帝國建立”之後，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也是這樣認為的。翦伯讚主編的《中國史綱要》稱“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繼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關於選舉的主張，並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製。”（詳見《中國史綱要》二冊第10頁）《辭海》“九品中正”辭條也稱：“東漢末，曹操當政，提倡‘唯才是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采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推選各郡有聲望的人，出任‘中正’，將當地人士，按‘才能’分別評定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選用，謂之‘九品官人法’，仍保持曹操用人‘不計門第’的原則。（《辭海》63頁）】

九品中正製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與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製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於各政權具有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九品中正製的作用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並論。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製。孝文帝改製，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製。但自河陰之變後，此製亦流於形式。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此製終被廢除。

四． 九品中正製在各個朝代的演變及其作用

關於曹魏的九品中正製：

首先，這一制度起於魏延康元年，但其萌芽很早便有了：漢時開始有人以品區別官位人德值高低，曹操時期更是開始普遍“魏武始基，全立九品”。

九品初創時在州郡兩極設中正，在縣級是不設的。另外，州中正設立時間較晚，在其設立以後，開始稱為大中正，相應的郡級中正為小中正。 

在陳群初創到司馬懿設州中正這段時間內，中正評定品級時多注重鄉論，因此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選賢任能的作用。之所以這樣，一方面創立之於本有恢復察舉製的想法，更重要的，早期的世家大族與中央政權在權力的磨合上還不甚成熟。 

至司馬懿設州中正製到西晉建立，是九品中正製走上成熟的階段： 

司馬懿初掌權，深感中正依鄉論之評定不能夠照顧到世家大族，要求廢除。廢之不成，而出於為後世奪權掃清路線的想法，司馬氏又不得不對世家大族進行討好；最後，他便委曲求全加設州級中正以修改之，而州中正的人選多出於世族，於是九品中正製始成為維護世家大族利益的工具。 中正選舉開始門閥化，在入晉以後門閥化的歷程最終完成。 

東吳的九品中正製：

始於孫權，歷孫亮孫休孫皓而不廢直至吳終，它既仿魏製又獨具特色。 

與魏的主要區別在於所謂的州中正吳命名為“大公平”。 

產生原因如下：一、東吳與曹魏一樣，其統治基礎依賴當地的世家大族。東吳初至江東，如果不與江東四大姓（顧張陸朱）搞好關係則難以在東吳立足；二、 “好清議之風”在江東的影響，不亞於甚至還盛於中原。 東吳的九品中正製加速了孫權政權的江東化歷程，保障了當地世家大族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兼顧到了北來流域特別是淮泗集團的政治利益。

晉以後的九品中正製：

隨著九品中正製的完善，晉以後的朝代基本上在制度上未作大的變更，一些損益的修改在此簡略一提： 壟斷性和封閉性是西晉九品中正製的兩個顯著特徵。前者造成並鞏固了門閥士族與寒門庶族的地位差異；後者則通過對士族的保護和約束，使其享有不可變易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這對後來的東晉南北朝奠定了基礎。 

東晉和南朝中正組織擴大，而州郡中正的人選上，對牒譜能力要求更高了。而士族與庶族之間的等級差別更加明顯。另外，作為上層人士，開始熱衷於清議，漸漸脫離了政治現實，玄學發展登峰造極。特別的，南朝時出現了一種勳品制度，即以勳品為最高品級的一種品級劃分，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九品中正製起到了補充作用（所謂九品，實際上不再含有九品，僅有上下品之別，即二品與非二品，這顯然對人才和家世的評定不利）。蕭梁時出現“官班”這一概念，但其實質也不過是對人才與家世的評定標準進行完善，對等級的區別加以強化。這些變化，一方面保證了社會的等級森嚴，另一方面加速了士族階層的腐化及其與權力的脫離。 

在北方，十六國時期的後趙有過九品中正製的實行歷史，這使得九品中正在北方得以延續。北魏時出現了中央與地方中正組織的分張，一改中正評定皆屬中央的局面，這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評定的進一步門閥化，而這種創革使得品評制度更為完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吸收人才的作用，這對北魏的政權強大提供了重要力量，當然，對於民族融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過其門閥政治的總特徵卻是沒有改變的。這種特徵沿至北朝結束。

五． 各歷史大家對九品中正製的評價

易中天（選自百家講壇——易中天品三國三十奪嫡之爭）：“當然魏國的短命的根本原因，倒不在於說是因為曹丕那個時候得意忘形了一把，這個如果算原因的話也只能算一個次要原因。那麽根本的原因是制度，是什麽呢？就是曹丕在稱帝之前實行“九品中正製”。這個九品中正製的制度說起來很複雜，我簡單地說，把它簡單化一點，什麽意思？就是做官的人世代為官。就是你如果是做官的，你的兒子也做官，你的孫子也做官，只要你祖上是做官的，你總歸有官做；而從來沒有做過官的人就很難做到官，這個就叫做九品中正製。那麽曹丕實行“九品中正製”是和他的父親曹操實行的 “唯才是舉”這個人事政策是相反的，他為什麽要這樣做？他是爭取士族的支持。那麽那個時候東漢末年已經形成士族，你像袁紹、楊修這些家庭都是世世代代為官的，它是一個政治勢力。為了爭取這些政治勢力的支持，曹丕實行了九品中正製。”

劉訪師認為，從公元220年到280的60年間，因九品中正製破處了察舉製的束縛，在選用人才上出現了一派新天氣，這是它的隆盛時期。

吳霓認為，九品中正製是歷史上選舉制度繼兩漢察舉、征辟後的又一變遷。作為一種選拔官吏制度。九品中正製對私學不可能不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又是很直接的。很明顯的。九品中正製在客觀上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家學的興盛。

唐長孺認為，九品中正製誠然是曹魏中央集權對地方大族勢力的某種妥協，但更體現了中央集權對地方大族勢力的強有力控制。儘管創立九品中正製的初衷在於將選舉權收歸中央，但卻無法逆轉門閥專政的歷史傾向，九品中正製最終還是鞏固了門閥的統治。

陳清泉、鄭天祿認為，由於九品中正製存在著過多的弊病，在魏晉南北朝的三四百年間，政治上紛亂不已，階級矛盾尖銳，道德風尚敗壞，這一切也是同它的實行是有密切關係的。

　 胡寶國認為，九品中正製應該與漢代的任子製進行比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製與九品中正製雖有相同之處，但也存在某些差異。首先，在人數上，任子製有嚴格限制。九品中正製建立時並不是一項特權制度，因此不可能規定高官子弟可以獲得上品的人數。沒有人數限制而在實際執行中又確實成為特權制度，這就構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點。在此種情況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獲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漢代的任子製不具有壟斷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廣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難進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沒有人數限制、封閉性是九品中正製別於任子製的關鍵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門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現出日益擴張的趨勢。毫無疑問，在不斷擴大基礎上的世襲特權具有更穩固的特徵，因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會影響整個宗族政治權力的繼續傳襲。南朝一些高門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晉代，其原因必定是複雜多樣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實行顯然是原因之一。

六． 結合資料我自己的一點看法

著名史學家錢穆曾說過：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尚無發現一種絕對有利無弊的制度，亦沒有一種可以推行數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制度。所以九品中正製的產生，發展與衰落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在九品中正製前期其發揮的作用是其他選官制度無法比擬的。

從東漢中後期起，世家大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實力開始增強， 政治上，兩漢察舉造成了一些官僚世家。經濟上，世家大族佔有了極多的土地和勞動力，擁有巨大的財產，為其政治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佔有土地多少為評價的中國古代社會，世家大族通過各種方式兼並土地。 軍事上，豪強趁中央政府解體之機擴張私人武裝。文化上，世家大族擁有左右輿論的特權，他們特別強調儒家學說，保護自己的地位。所以察舉製已經走到窮頭陌路，新的制度取代只是時間的問題，所以其產生具有必然性。

後漢的戰亂時期對官員人選的要求更著重於才能。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社會動蕩，士人流徙遷移，致使漢“鄉舉裡選”為主的察舉制度難以實行。九品中正製保證了選官在動蕩年代的延續。

九品中正製在實施的過程中，中正官是否“中正”是關鍵。初期選任中正比較慎重，多數中正對士人的品第也比較認真，在一定程度上掃除了東漢以來浮華朋黨之風，扭轉了選士腐敗的局面，國家也能選到一些有用之才。

但是後來世家大族的勢力日益膨脹，中正官職幾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他們品評士人，往往把門第家世作為唯一標準。以至“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致使九品中正製偏離了選拔人才的方向，逐漸蛻變成門閥世族的政治工具。這樣就堵塞了寒門士子的仕進之路，嚴重挫傷他們的學習積極性，而那些門閥世族子弟由於前程無憂，也不願下苦功去學習。這就嚴重地影響了當時的教育。而門閥世族把持選士任官大權，歸根結蒂也是為皇權所不容的。統治者的權力一旦有所鞏固，必然要采取措施來加強對選士權的控制。

終於當戰亂漸漸平息，世家大族們已腐朽到難以保住自己地位時，九品中正製開始走上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