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的大學老師怎麽上課？

民國時期，大學老師的講義可不僅僅是教案、PPT，他們大多學貫中西，是站在絕大多數國人之前看世界的一群人。這些人，學術上頗有造詣的同時，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因此，課堂上的他們，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傳播何種思想。他們的講義，融合了中西方思想，關注著近代中國與世界變遷，最終形成了可以流傳於世的著作。比如以下這兩部：

1.楊昌濟——《西洋倫理學史》

1918年6月，楊昌濟應蔡元培先生邀請，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在此之前，他就積極投身教育，其教育觀點“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在這個思想的主導下，他除了引導學生研究哲學，樹立向上的人生觀，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改良社會、改良人心風俗之外，還與大家一起討論“如何使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等問題，並促使中國出名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的成立。

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他負責講授兩門學科，一門是必修課“倫理學”，一門是選修課“倫理學史”。楊昌濟講授倫理學所用的教材是德國人利勃斯寫的《倫理學之根本問題》；倫理學史則主要是用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教授吉田靜致的《西洋倫理學史講義》。這些書在近代中國扮演者文化傳播的角色，深深影響了當時的青年人。楊昌濟在進行《西洋倫理學史》翻譯時，毛澤東便把它工整地抄錄下來，足足抄了7本。

楊昌濟的倫理課，不只教授哲學，還時刻與學生溝通著現實問題，如職業選擇不可跟風，一定要從事自己喜愛並且擅長的工作：

據統計家言：美國大都會之商人，能昌盛其業，著名於當世者，百人中止三人，余皆中途破產或廢業者；其故決非因命運不佳，亦非因意外之變，實以無商業之才具而強就商業之咎耳。世之為人父者，豈有不問其子之秉性如何，而強令習繪畫或音樂哉？然西洋之為父母者，常有不問其子之秉性才具足以營商與否，而強令學商業之弊，一與我國之為父母者皆欲希望其子為學士為官吏無異也。……人生斯世，無論何種事業，苟為適合於我者，我決不可自視為卑賤，當視為神授之天職；蓋人格之高下，無關於其人之職業；果有人物，則備下之職業，亦可使之高貴；古之柏拉圖嘗為油漆匠，斯賓挪莎嘗為製造玻璃之工人。無論何等高貴之職業，苟無富貴之品性，則亦不足貴矣！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著於民國十三年，原是梁啟超在清華學校等校關於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中國學術史講義。該書的氣質同梁啟超本人一樣，場面巨集大，氣勢磅礴。這樣一部學術史理論著作，夾雜著許多政治鬥爭史，讀起來驚心動魄。正因如此，形而上的學術理論借助歷史現實的土壤，也變得更易理解。

同時期的學術史研究者，有章太炎、劉師培，錢穆，而獨以梁任公的著作最為通俗生動。這位先生在自己的講義裡，都不忘把情緒寫進去。什麽“哈哈”、“哈哈哈”字眼格外醒目，而且還要把課堂問答的環節也弄上，真是生怕學生一不留神疏忽了自己想要教授的知識。比如講到顧炎武的《日知錄》時，有這麽一段：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學術界佔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學問的方法，給後人許多模範；第二，在他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後人開出路來。 其做學問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資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絕頂聰明人，諒來誰也要承認。但他做工夫卻再笨沒有了。他從小受祖父之教，說“著書不如抄書”。《文集》卷二《抄書自序》他畢生學問，都從抄書入手。換一方面看，也可說他“以抄書為著書”。如《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全屬抄撮未經泐定者，無論矣。若《日知錄》，實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們試留心細讀，則發表他自己見解者，其實不過十之二三，抄錄別人的話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說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有人問：“這樣做學問法，不是很容易嗎？誰又不會抄？”哈哈！不然，不然。

你說《日知錄》這樣的書容易做嗎？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幾條。我們根據這種事實，可以知道，不獨著書難，即抄也不容易了。須知凡用客觀方法研究學問的人，最要緊是先徹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後下判斷。能否得真相，全視所憑藉之資料如何。資料，從量的方面看，要求豐備；從質的方面看，要求確實。所以資料之搜羅和別擇，實佔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這個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謂采山之銅與銅之分別何如。他這段話對於治學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領會了。

除了剛剛列舉的兩部，還有許多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書籍都是課堂講義出身，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傅斯年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孟森的《清史講義》、徐寶璜的《新聞學》、李大釗的《史學要論》、錢玄同的《說文部首》等等。篇幅所限，只能割愛奉上兩部。民國時期，對於這些大師來說，講義的意義並不比一部學術著作差，前者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甚至更為沉重。也正因如此，它們才會流傳至今，成為被今人珍視的寶貴財富。

香港《文匯報》曾刊文總結稱，民國大師有的一開始就把課堂氣氛搞活躍了，有的幽默地介紹自己，有的是精心設計的，一張口就不同凡響，有的則是隨意而為，好似信口開河，其實意蘊深矣，有心者才能意會。

清華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上課的第一句話是：“兄弟我是沒什麽學問的。”然後，稍微頓了頓，等大家的議論聲小了點，眼睛往天花板上看著，又慢悠悠地補充一句：“兄弟我還是有些學問的。”頭一句話謙虛得很，後一句話又極自負，他用的是先抑後揚法。

也有人不僅文學成就大，課也講得精彩，譬如大詩人聞一多。聞一多上課時，先抽上一口煙，然後用頓挫鮮明的語調說：“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他講唐詩，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別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經據典，信手拈來。所以，他講課時，課堂上每次都人滿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來“蹭課”，有的人甚至跑上幾十裡路來聽他上課。

啟功先生的開場白也很有意思。他是個幽默風趣的人，平時愛開玩笑，上課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話常常是：“本人是滿族，過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講，全是胡言。”引起笑聲一片。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譯家胡愈之先生，也偶爾到大學客串講課，開場白就說：“我姓胡，雖然寫過一些書，但都是胡寫；出版過不少書，那是胡出；至於翻譯的外國書，更是胡翻。”在看似輕鬆的玩笑中，介紹了自己的成就和職業，十分巧妙而貼切。

民國奇人辜鴻銘，學貫中西，名揚四海，自稱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被外國人稱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宮，不可不看辜鴻銘”。他在辛亥革命後拒剪辮子，拖著一根焦黃的小辮給學生上課，自然是笑聲一片，他也習以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說：“我頭上的小辮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決問題，可要割掉你們心裡的小辮子，那就難了。”頓時全場肅然，再聽他講課，如行雲流水，似天花亂墜，果然有學問，果然名不虛傳。

架子最大的開場白，則非章太炎先生莫屬。他的學問很大，想聽他上課的人太多，無法滿足要求，於是乾脆上一次大課。他來上課，五六個弟子陪同，有馬幼漁、錢玄同、劉半農等，都是一時俊傑，大師級人物。老頭國語不好，由劉半農任翻譯，錢玄同寫板書，馬幼漁倒茶水，可謂盛況空前。老頭也不客氣，開口就說：“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幸虧有後一句鋪墊，要光聽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過，老頭的學問也真不是吹的，滿腹經綸，學富五車，他有資格說這個話。

方法他們讓你了解教育的真諦講義準備好了，開場白也說了，他們又是怎樣進行教學的呢？民國的老師教學具有人文色彩，老師也有個性，潛移默化也影響了學生個性地彰顯，是一種心靈愉悅的教育。

陶行知拎一隻大口袋上台，演示強按雞頭吃米，雞不吃，松開；雞自由了，就自行啄食了。

朱自清與學生親切互動。當時有個學生寫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裡面寫道：“他是一個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課的時候，總是煞有介事似地從講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點滑稽的態度。”朱自清不僅不生氣，反而當眾朗讀，讚賞其文讀後如見其人。

錢穆執教小學時，這樣教小學生寫作文：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一天下午，錢穆要求學生寫作文，題目為《今天的午飯》。學生的作文交上來以後，錢穆選擇這樣一篇抄在黑板上。“今天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鹹了些。”說話、作文要有曲折，有回味的余地，就像這篇作文的最後一句“可惜鹹了些。”

葉瀾教授說“在一定意義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過人的生命、為了人的生命品質的提高而進行的社會活動，是以人為本的社會中最體現生命關懷的一項事業。”

不過，我們絕不厚古薄今，別以為民國就沒有奇葩老師。根據已出版的《吳宓日記》，我們發現了吳宓親手記錄的幾位老師，他們的奇葩程度讓人相信，真實的歷史要比小說還精彩。

吳宓青年時代在上海聖約翰學堂讀書時，有歷史課一門，吳宓首次聽此課，就領略了歷史老師的風采，據吳宓日記記載：

“歷史一堂，教者未發一語，默坐一小時之久，亦不知其何所謂也。”

而且，這樣的整堂課都為“默坐”者，根據吳宓日記的記載。此後還有很多次。看來這歷史老師的上課真是太輕鬆了，不但不需備課，更不需要批改作業。悠悠歷史長河，大概就在學生的“默坐”中被輕輕駛過了罷。

沉默是一種上課方式，胡說八道則是另一種方式。吳宓在其日記中就曾提及，他的一位朋友求學期間，其化學老師竟然公開在課上對學生說自己從來不大備課，其坦白態度倒是十分可愛。那麽不備課又幹什麽呢？原來此君本性風流，頗喜到風月場所消磨時光。且說某日留宿一風塵女子處，一覺醒來已近上課時間。他自然來不及回家拿課本等物，乾脆直接到課堂胡說一通，期間竟然很自然地把校役喚作“跑廳”（舊時京津一帶稱妓館為廳，呼妓院的夥計為跑廳），也真糊塗的可以了。更妙的是，此君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居然在課上問學生：你們是否笑話你們老師這樣的風流放誕呢？言外之意居然頗有些自豪。

還有一位講授修身課程的教師，一日沒有好好準備，只有信口開河，說什麽修身與各門科學都有關係，即便是歷史地理也如此，為此這老兄居然可以旁徵博引，任意揮灑，全不顧驢頭不對馬嘴。不料臨近下課時，學生實在忍受不住，即有人提問說：請問修身與算學（數學）有關係嗎？這老師自然回答說有，並引證《論語》中“鬥筲之人，何足算也”和“五十不逾矩”為證，其曲解如下：立品誠意為修身之本旨，而規矩乃作圖之器，與此可見有關係也。如此回答學生竟然不能反駁，此君這樣善於狡辯，也算是反應敏捷了。

有些意思的是，這樣的教師居然還能在學校混下去，而且學生好像也沒有怎麽看不起他們，校方似乎也沒有因此處分他們，更不要說把他們解雇了。

（本文參考資料：《西洋倫理學述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吳宓日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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