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貿易給東方世界帶來戰爭與和平的內在邏輯

摘要：從中葡外交非正式的首次接觸，我們反倒可能從中解析出某種難得的真相，看到被歷史敘事所遮蔽了的深層——中華帝國權力系統中那種對峙性張力的存在——這種對峙，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帝國海洋政策的搖擺，及其此後的戰略性退卻這一歷史性錯誤。

前情回顧：

鄧文初：貿易給東方世界帶來戰爭與和平的內在邏輯（上）

當葡萄牙人進入戰略要地馬六甲之際，原來隔絕的東西方就開始走到一起了。

滿剌加的“以夷製夷”策略

明朝歷史中的馬六甲稱作“滿剌加”，地處中華帝國外圍的西洋（自與西方人接觸後這處地方改稱南洋了），大明帝國與滿剌加的關係，可以追溯至鄭和下西洋之前。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十月，帝遣中官尹慶等使其地，“贈以織金文綺，銷金帳幔諸物”。當時的滿剌加，還未建立正式國家，附屬暹羅，每年向暹羅進貢黃金四十兩。大明帝國“天使”尹慶到來，其酋長拜裡米蘇剌大喜，立即遣使隨同入貢，永樂三年九月抵達京師，永樂帝封拜裡米蘇剌為滿剌加國王，並令尹慶再次出使滿剌加，封其山川，勒碑為記，這是滿剌加建國之始。

滿剌加因得到大明帝國的敕封，就脫離暹羅，向明廷朝貢。永樂九年，拜裡米蘇剌攜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組成浩浩蕩蕩的朝貢大隊，被官方史籍稱為盛事。鄭和下西洋時，不僅隨同帶去帝國的各種賞賜，且以滿剌加之地為轉輸中心，並設立官倉以備貨物存儲。

不過，名義上滿剌加是大明帝國的藩屬國，但大明帝國對其影響似乎並不太大，這從當地人宗教信仰的轉變可見一斑。永樂十年隨同鄭和下西洋的馬歡明確認定，當地已經改信伊斯蘭教，在《瀛崖勝覽》記載：“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也許因為馬歡本人是伊斯蘭信徒，所以特別留意信仰問題（鄭和也是）。

滿剌加並非一心一意歸向大明帝國這一中心，像漢文史籍所說的那樣，多重歸屬，其實是世紀帝國幾乎所有藩屬國的特徵。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相對弱小的國家，都會抱持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滿剌加利用中華帝國獲得自己的獨立地位，同時也在暹羅、爪哇和中華帝國之間玩弄平衡遊戲。這一點連剛剛抵達其地的皮列士都看出了，在《東方志》中，他說，馬六甲國王“始終是中國皇帝、爪哇和暹羅國王的忠實藩屬”，“始終牢固地維持著對爪哇人、中國人和暹羅人的忠誠，並且一直贈象給他們”。

這種被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稱之為“一妻事二夫”的現象，曾廣泛存在於朝貢體系中，琉球如此，朝鮮如此，暹羅、越南也如此。但這種現象並未引起那些深陷我族中心主義陷阱的史學家們注意，因此，一些重要史實也就輕易滑過了。皮列士在《東方志》中記載，在蘇丹馬末時代，他不再服從暹羅王、爪哇王，中止了朝貢，“他只服從中國，說為什麽馬六甲要服從那些臣服於中國的國王呢？”這段話自然被天下主義者關注，但他們卻忽視了皮列士下面的記載：那些馬來人、爪哇人對他說，中國人害怕爪哇人和馬來人，才制定禁止外人入境的法律，不準他們到廣州去，馬來人的一艘船就能打敗二十艘中國船，“常在那裡的重要人物聲稱，印度政府用10艘攻佔馬六甲的船，能夠沿海岸攻佔全中國”。這些說法如果不是皮列士捏造（歷史學界公認皮列士著作具有相當高的真實性），就只能理解為馬六甲人的某種戰略性言詞：在眾強環伺之中，他們也會玩“以夷製夷”的外交手腕，這種外交手腕本來最易識破，但大明帝國被自己的天下中心意識所誤，從而落入滿剌加布下的棋局中，成為滿剌加的棋子，而與葡萄牙人發生衝突（見下篇）。

當然，中華帝國對其藩屬，也僅在乎某種象徵關係的維持，而不是佔領或統治，這也是我族中心主義歷史學家們一再強調的“天下體系”之特徵。然而，如果將全球世紀帝國納入考量，則這種對藩屬國家的非殖民性管治，其實是帝國對外關係的共同類型，不僅在所謂的中華體系中如此，在葡萄牙對東南亞地區的控制中，也一樣是采取這種封貢體系——歷史學強分中華體系的天下主義與西方體系的殖民主義，乃是一種典型的時代錯置。

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中，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通過比較葡萄牙與西班牙人對待其屬地的不同邏輯及其背景，指出，葡萄牙人進入的，是一個人口密集且活躍的貿易網絡，以及諸多強有力且資源豐富到足以抵抗他們入侵的內陸國家，因此，葡萄牙帝國選擇做海上帝國，以貿易為本，而非殖民統治，那些附屬地“進貢的錢物數量通常微乎其微，甚至令人覺得滑稽可笑”，但葡萄牙人卻樂於扶植當地人的政治力量，讓他們自治，而不是代替他們行使權力。因其目的並非土地佔有，而是貿易據點的掌控，對這種微不足道的“朝貢”的強調，說到底是對宗主國與附屬地之間關係的確認。

在現代國際關係尚未建立的情況下，這種方式保證了某種程度上的秩序——它與中華帝國的朝貢制度一樣，宗主國也很少干涉當地的內政。在馬六甲，葡萄牙人起初試圖勸說前蘇丹回來做他們的封臣，但是失敗了，他們又派遣使臣到爪哇——馬六甲原來也是爪哇的附屬國——試圖通過上國的影響力歸還統治權，但還是沒有成功。最後，葡萄牙人就扶植當地大臣（財政大臣），並最終讓塞圖家族世襲這一職務，以保證馬六甲的政治權威不至於落空（在霍爾木茲，葡萄牙人也沒有確立自己的主權，而是設立一個保護國，讓沙赫繼續掌權，其對果阿的控制也一樣）。

1514年1月27日，馬六甲的統治者逝世，皮列士在《東方志》的最後寫下這樣一段話：

如果我沒有機會見到吾人之主國王陛下或他在印度的總督，那麽在此聲明，因尼納·查圖之死，馬六甲需要比過去更多的兩百葡人去維持它，而且對於印度總督來說，最重要的是立即率師來馬六甲，因為這是不遜於去麥加朝聖。並且他要摧毀賓坦王的聲威，馴服爪哇人的傲氣，他要聽從馬六甲的商人，他要按他們的民族派給他們一個統治者。因為商品本身是和諧的，這個控制它的統治者，必須支持它，否則商人將不能忍受。

皮列士將寫作《東方志》收尾時的個人心緒，與馬六甲的歷史命運並置在一起，強調的仍舊是替當地人找一個“按他們民族”意願的統治者，一個服從當地商人、並支持貿易的人。儘管這個時候的皮列士，還沒有躋身政治階層，但其對馬六甲的治理思路，卻是典型的葡萄牙式的，當然，這也是此後葡萄牙人駛向東方世界的基本理路——貿易之路——的文化基礎。

葡萄牙人的對華戰略

1508年，當塞魁拉（又譯塞寇拉）前往馬六甲時，葡萄牙國王給他發出如下訓令：

項目——你要詢問中國人他們來自何方，有多遠，何時來馬六甲，即他們去作貿易的地方，而且他們攜帶的貨物，以及每年他們有多少艘船到來，並及他們船隻的型式，又如他們是否同年返回，在馬六甲或其他地方是否有商站或商鋪，而他們是不是富有的商人，他們是不是軟弱的人或戰士，他們有沒有武器或大炮，他們穿什麽衣服，他們是不是身體強壯，還有其他有關他們的信息，以及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他們的國家是不是大國，是不是他們只有一個國王，那裡有沒有不奉行他們法律或信仰的回教徒或其他人，同時，如他們不是基督徒，他們信奉或崇拜甚麽，他們遵循甚麽風俗，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麽地方，他們和甚麽人鄰近。

據《在印度之葡萄牙人》一書記載，當時在馬六甲的中國商人有平底船五艘，他們探知阿布奎克準備采取征服馬六甲的軍事行動，曾提出為他提供船只和船員的友好動議，但阿布奎克拒絕了，他隻借用了吃水較淺的中國小帆船登陸。

葡萄牙人控制馬六甲後，阿布奎克一意結好中國，對中國商人多有照顧，並隨時將中國商人在馬六甲的種種情況報告葡萄牙國王。攻佔馬六甲之時，阿布奎克曾與中國商人交接，請他們觀戰，為此，他甚至強行留截中國商人，並為他們提供一艘觀戰的專船。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如周景濂等人（參見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商務印書館影印版）認為，此舉可能是阿布奎克希望中國商人在返回國內時向皇帝報告，一方面以誇耀其勇武善戰，另一方面也借此結歡中國，為日後與中國建立外交通商關係預留地步。

此後奉葡萄牙國王之命出使中國的皮列士，儘管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會獲得這項偉大使命，但在馬六甲時，他就已經系統地收集有關中國的情報了。他注意到，馬六甲人口數量巨大，主要是馬來人，外國人數量也很是可觀，其中最大的是古吉拉特人和吉寧人（泰米爾人），其次是爪哇和中國福建人，這些商人雖然人數不多，卻地位尊貴，在當地有巨大的影響。他也認識到，作為西亞與東亞之間的重要連接點，馬六甲的貿易聯接著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波斯灣和紅海，其中的西印度洋正是葡萄牙人與阿拉伯人競爭的熱點，而東頭的大明帝國是葡萄牙人遠東航向的目標。就葡萄牙人的全球戰略而言，要在西印度洋勝出阿拉伯人，其關鍵，就不僅在歐洲與西印度洋本地，而必須掌握與遠東中國之間的貿易渠道，以獲得先機。因為阿拉伯人的優勢也在於他們控制了中國與西方的航路。皮列士在馬六甲的這一系列情報調查，不僅為他出使中國打下了重要基礎，也形成了此後葡萄牙帝國結交大明帝國的戰略思路，為此後的遠東貿易指出了方向。

大約正是由於皮列士的這種知識儲備與戰略思考，當葡萄牙決定派遣使節前往中國時，印度總督推薦了皮列士這個社會地位平凡、且並無政治經驗的藥材商人——“這除了他的專技優勢及天生愛好文學，也因為他的才乾以及他做生意之豪爽老練，他還很好奇地探索和認知事務，對所有事都有靈活的頭腦”，歷史學家巴洛斯對為何葡萄牙國王會選擇皮列士出使中國一事如此解釋。

駛向東方的航程

在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的同一年，喬治·阿爾伐立斯（Gorge Alvares）被遣赴中國建立外交聯繫，在廣東東莞屯門島停留時，他因身染疾病逝世，其隨從在屯門島立碑紀念，隨後回航。

葡萄牙與大明帝國的正式接觸，是皮列士使團訪華。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駐馬六甲總督派遣安德拉德（Fernao de Andrade，舊譯安剌德）率領艦隊護送皮列士東航，使團抵達廣州後，兩廣總督陳金聞訊從梧州趕回接見，因“佛郎機”國名不見典章，如何對待需要朝廷裁決，因此他具本報告，等待正德皇帝的訓示。

等待朝廷訓令期間，安德拉德獲準在廣州城進行貿易。他們停泊屯門的船隻，在此期間曾遭到海盜的襲擊，船員們也因痢疾和熱症死亡九人，安德拉德為此派遣一艘船返回馬六甲，帶回消息說“使臣受到接待，與廣州官員建立了友誼，在那些地方受到歡迎”，他同時還派出船隻去尋找琉球群島，船隻曾抵達福建沿海、漳州府一帶，因為得到皇帝即將接見的消息，同時馬六甲帶來的消息說需要他艦隊的協助，所以召回了這支船隊返回廣州；被海盜攻擊的船隻，在廣州官員們的過問與民眾的協助下修複之後，安德拉德率領艦隊告別廣州，返回馬六甲。離開前，他宣告：“若有人受到葡人的傷害或有所欠負，可去找他尋求公道”，這一舉措受到了當地人的熱烈歡迎，因為從來沒有人這樣表示過。他“非常體面和富足”地抵達馬六甲，顯然，在當時看來，這是一次非常成功、“難得兩全”的航程（歷史學家巴洛斯語）。

在廣州等待大約二年時間，皮列士使團獲準進京，時正德皇帝正駐蹕南京，所以使團先是被護送至南京，再轉北京覲見。

《廣州葡囚書簡》（在裡斯本國家檔案館發現的維埃拉等人從廣州監獄裡送出的信函殘卷），中談到，大約在1520年5月間，皮列士使團抵達南京，拜見正德皇帝，書信中寫道：

我們在南京見到皇帝本人，他表現隨便，違背該國的風俗，按習慣國王從不離開他的宮室，中國一直是一個國王不違背風俗的國家，外國人看不見中國國王，如所說我們看到他那樣。他對我們表示恩寵，高興看見我們，並且與多默·皮列士玩棋（西洋跳棋），有時我們都在場。同時，他命令我們參加所有大人物的宴會。至今我們已經三次見到。他進入我們乘坐的船，他命令取出所有的箱子，穿上他認為好看的衣服，而且他恩賜多默·皮列士，叫我們去北京，把我們遣走。他叫供給我們中國最好的船隻及貨物，所前所說，他是體面地打發我們。

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詳細記載（回顧）了中西兩個帝國之間這次歷史性會見的場景，而且也生動地揭示了這個歷史性場景的戲劇性內涵——中葡外交的首次接觸這一歷史場景，竟然被安排在這種“非正式”的場合，並以這種“非典型”的形式呈現——或許歷史本來就是這種充滿無奈、荒誕與悖論的戲劇場景，我們所接觸到的那種“莊嚴”的歷史描述，反倒可能是被史學家們刻意擺弄成的“歷史圖景”，某種歷史的幻象。其實，通過這種“非典型”的歷史場景，我們反倒可能從中解析出某種難得的真相，看到被歷史敘事所遮蔽了的深層——中華帝國權力系統中那種對峙性張力的存在——這種對峙，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帝國海洋政策的搖擺，及其此後的戰略性退卻這一歷史性錯誤。

但這還不算離奇，更離奇的是，號稱具有“有聞必錄”傳統的《明實錄》等正史史籍，竟然沒有記載這樣一件重大的外交事件——歷史學家們解釋說，由於“佛郎機”從來不見史籍及明朝典章，正德皇帝的接見，屬於違背禮法的私人行為——如果歷史學家的解釋可以成立，則正史拒載這種姿態本身，就可以理解為大明帝國政府（官僚體制）的官方態度。

其實，在私人史料中，我們還是能發現這種官方態度的特徵，《殊域周谘錄》記載：“有火者亞三，本華人也，從役彼國久，至南京，性頗黠慧，時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導亞三謁上，喜而留之。”

在《殊域周谘錄》看來，這一歷史性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權謀行徑，似乎只有通過這種“緣中貴”——結交太監、迎合皇帝個人癖好，中西之間的會面才得以完成——在這樣的敘事中，中華帝國的尊崇地位得到強化，而外夷的卑微與狡奸形象，也因此被強化。

奇怪的是，這種敘事至今仍舊被歷史學家延續著——一些史家一再強調火者亞三的華人身份及其性格，說他“為人狡黠、又善於阿諛逢迎，通過賄賂明武宗的寵臣江彬，得以侍明武宗左右”，一些說法則強調正德皇帝“出自好奇”“違背風俗”的個人異端。

傳統史學中的這種敘事所代表的認知態度，是明廷官僚體制的延續，它足以說明，在儒家官僚的認知中，正德皇帝接見“不見經傳”（《祖訓》《會典》）的外夷使臣，是違背慣例的，這種行為不僅遭到儒家大臣們的反對，而且他們有權拒絕將這樣的行為列入史籍——儒家官僚們不僅在制度框架之內有權區分何為正式何為非法，限制帝皇個人行為，他們還掌控著話語權，會依據其所認可的正統思想封鎖、遮蔽非正統事實，不管這種事實涉及到皇帝私人還是帝國政治——這也說明，儒家官僚們所掌握的體制性權力，具有強大的控制力量，一定程度上連專製時代的皇帝都不得不聽命，畢竟，“形勢比人強”。

中華帝國，就是以這種特殊的“東方風格”，迎接西方第一個使團的到來，皮列士此後殞命中國，多少與這一結構性張力有關，而葡萄牙人最後能在東方站住腳跟，也與對這一結構性張力的發現有著直接關係。正是這種結構性張力，既阻礙了東西方之間的交流，導致一系列悲劇性的衝突，也使得葡萄牙等西方人在其向東方世界尋求貿易機會時，不得不改變初衷，多少采納某種東方式的行事風格，以圖立穩腳跟——全球化大戲的主場，畢竟已經轉移至東方世界、轉移至大明帝國。